1964年6月19日零时28分，台北荣民总医院。在与病魔斗争数十天之后，蒋梦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带着不甘和遗憾，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贴在蒋梦麟身上的标签太多，“北大功臣”“中国教育泰斗”“农复会一把手”……种种标签记录了他的传奇人生。即便是在群星闪耀、大师辈出的民国，蒋梦麟也毫不逊色，他成了那个年代的一抹白月光，遥遥挂在天上，温柔而沉静地照耀着聚拢在他身边的人们。
蒋梦麟
然而，这般传奇人物，却渐渐被淡化被遗忘。在课本上找不到他，在影视剧中少见他身影，只有透过历史的尘埃，掀开一层层迷雾，才能窥探到他丝丝缕缕的过往。
孙中山称他为“中国教育泰斗”，因为他结束了中国近代教育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以铁腕手段建立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基本制度，奠定了教育近代化的坚实基础。
胡适评价他“做事有魄力，敢担当”，在最困难的年代，他临危受命，两度执掌北大，将摇摇欲坠的燕园重新整合，得到教授和学生的双重认可。
西南联大期间的蒋梦麟
叶公超评价他“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因为他的性格实际是好动的。他生平做事有勇气、有毅力。”在他看来，蒋梦麟的政治才华大于他的治学能力。即便他的文章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蒋梦麟终究不只是个秀才，他的人生事业在于政途。
蒋梦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故事又为何都被埋葬？
蒋梦麟的一生以1945年为分界线。
1945年之前，他将人生的大半时间都用于了教育上，风风光光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赢得人们的一致肯定，这时候的他，是北大功勋，是蔡元培之后最伟大的校长。
1945年之后，他选择失误，跟随国民党退走台湾，将后半辈子用于乡村建设，宦海浮沉，声名渐毁。
1.书香世家，父亲培养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诞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富贵家庭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位兄长和一位姐姐。从生下来那一刻起，蒋梦麟就受着这个大家庭的宠爱。
蒋家从其祖父蒋斌润时起打下基业，经过两代发展，俨然成为了当地首富。家中虽有金山银山，但蒋家却没有奢侈的习惯，反而乐善好施。蒋梦麟的父母都是当地有名的“活菩萨”，无论谁家遇到困难，他们都会慷慨解囊，邻里关系处理得极好，方圆百里的人家都称赞一声“蒋大善人”。
此外，夫妻二人相当注重下一代的教育。蒋梦麟的父亲蒋怀清因为生意的缘故，经常来往于上海等大城市，他能了解到时下最新的消息，也知道思潮的变动。作为一个乡绅，他有着超乎一般人的洞察力，敏锐地感知到教育的力量。在蒋梦麟出生之前，他就联合其它乡绅创办义塾，让农村孩子也有读书的机会。而当蒋梦麟出生后，对他的教育蒋怀清更是下了大功夫。
蒋梦麟
6岁时，蒋梦麟进入私塾开始读书。12岁时，他进入蔡元培任校长的绍兴中西学堂学习。18岁时考中秀才，后又进上海南洋公学就读。1902年，他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大学毕业后，又赴美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无论世事再艰难，蒋怀清始终没有放下蒋梦麟的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将蒋梦麟送入最好的学校，让其接受最先进的思想，获得最广阔的视野。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蒋怀清以自己为榜样，用良好而健全的家庭关系给儿子最温柔体贴的教导。正是因为他的影响，蒋梦麟才能坚定卓绝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才能拥有无穷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对一个学者，一个政客而言，至关重要。
2.初识蔡元培，结缘北大
蒋梦麟的一生，和“北大”二字紧紧相系。这种缘分或许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期，当时尚是少年的他进入了绍兴中西学堂，成了蔡元培的学生。
蔡元培是在蒋梦麟入学的第二年来到这所学堂的，当时他刚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老家初次搞教育。他在学堂进行了简单的改革，用自己在外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改进这所本就中西融合的名校。
在当时蒋梦麟看来，蔡元培是他最仰慕的偶像。直到很多年后，他都记得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这里的才子，便是蔡元培。虽然二人在中西学堂只有短短两年的师生情缘，但对彼此都印象深刻。之后蔡元培任职北大，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一场场风雨，蒋梦麟四处求学，成为名誉海内外的才子。几十年里，两人都挂念彼此。冥冥中自有天意，二人的缘分没断，重逢的时机很快就到来。
与北大群才
1917年7月13日，蒋梦麟结束了哥大的学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告别了依依不舍的校园和德高望重的导师杜威，他踏上了回国的轮船。
在美国的九年，他勤奋刻苦，跟随杜威在实用主义教育学的海洋里畅游，学习到了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他也感受到祖国与西方的差距。即便中国这些年已经经历了天翻覆地的变化，但与西方相比，依然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他迫不及待地想将一切好的先进的东西都报效国家，迫不及待地想投身于国家的教育事业中。
学成归国的蒋梦麟看到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壤，人们的思想在慢慢解放，新旧共存中显露出令人神往的生机。他也敏锐地感知到了问题所在：革命的爆发使得教育时常中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被打破，这一时期的人们迷茫又困惑，人们在疯狂追求现代文明，却忽视了文化的价值。
面对这种局面，蒋梦麟没有失落，他充满斗志。他说：“虽然生活方式未曾改变，新生一代的心理却正在转变。播在年轻人心中的新思想的种子，迟早是会发芽茁长的。”搞好教育，便是进入新世界的重要一环，而他，将成为这一环的引领者。
初回国，蒋梦麟还未找好奋斗方向，便收到了黄炎培的邀请。1915年，黄炎培在游历美国时结识了在美读书的蒋梦麟。两人一见如故，都热爱教育事业，很快就成了至交好友。
黄炎培很是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学识和才干，得知他回国后，立马推荐蒋梦麟进入了商务印书馆，给他找了份编辑工作，用来让蒋梦麟过渡。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资历最老的出版机构，里面卧虎藏龙，个个都是人中龙凤。蒋梦麟与商务印书馆签定了五年合同，并开始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翻译业务。他有着多年留学经验，文字功力又扎实，他翻译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参战演说》系列，更是振奋和启迪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蒋梦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关注，他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国家目前的状况，对自己的未来，他隐隐有了规划。
农复会时期
他认识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一份译书工作，他渴望通过文化和教育传递新思想，将中国的旧式教育彻底铲除，在教育领域进行一场彻底改革。
实际上，在刚回国时，他就隐约有了这个念头，他发表文章，公开指出“教育家必先知当时学术思想之大势，与夫时代之精神，非此不能谈教育也。”他的意思是，教育必须跟随时代发展，既然新文化运动启迪了人们的心智，那么教育也必须随之进步。
1919年，他在上海联合一众有先进教育理念的知识分子，创办了《新教育》，希望能“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杂志的创办使蒋梦麟成为了教育先锋，他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们受着新文化的熏陶，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3.入主北大，成为校长
也是因为《新教育》杂志，蒋梦麟与蔡元培再续前缘。这本杂志，剑指教育，而北大又是新式教育的前沿阵地，蔡元培更是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之父”。蒋梦麟创办《新教育》杂志，不可避免地结识到了北大这群风云人物。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北大，成为了其中一员。
1919年初，蒋梦麟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加入北大，成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为了抗议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的爆发，他愤然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离开了北京，去了杭州。
蔡元培的离开使得北大群龙无首，师大个个愤慨不已，对北洋政府的行为更加痛恨。教员们大多都是蔡元培一个个请来的名家，对于蔡元培都相当敬重，认为他是北大的灵魂。如今蔡元培被逼出走，他们也做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定，还派出李大钊等8人为代表去教育部请愿。
五四运动之时，蒋梦麟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性。当时他的导师杜威准备访华，他与胡适等人正在准备迎接杜威，宣传其教育理念为之造势。5月3日，杜威刚开始第一场演讲，作为杜威的学生，他正担任杜威的翻译，根本无心顾及他人。还是在报纸上，他才知道学生们的运动情况，但他依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只当是一次普通游行。
直到蔡元培辞职，蒋梦麟才发现五四运动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若不及时解决，恐会引起大乱。蔡元培辞职风波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让教育部也乱了方寸，他们迫切希望有人能将蔡元培劝回来。时任教育部总长的袁希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找各方人士向蔡元培传话。蒋梦麟与蔡元培私交甚笃，袁希涛自然没有放过他，写信给蒋梦麟，请他帮忙劝说蔡元培回到北京大学。
然而无论大家怎么劝，蔡元培是下定决心辞职了。教育部只得另觅佳人，接下北大这个乱摊子。一开始教育部选择了马其昶，但遭到了北大师生一致反对。
农复会时期
没过多久，教育部在汤尔和的建议下，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在与蔡元培商议后，他们决定用这种说辞稳住北大师生：蔡元培同意复职，但由于身体原因实在不便马上回去，所以请最信任的弟子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
蒋梦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推上了代理校长职务，令他意外的是，或是因为他与蔡元培的关系，或是因为他在北大的贡献，大家对他相当欢迎。
临危受命，压在蒋梦麟身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一方面，他要恢复校园的正常教学状态，另一方面，他要让青年学生把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中，而不是荒废光阴，没完没了地闹学潮。
这两件事，蒋梦麟都完成得极好。他以蔡元培学生的身份自谦，低调进入燕园，不争不抢，不显山不露水，赢得了教授和学生的支持。此外，他又发表一系列演讲，对学生进行劝学。他温和而儒雅，用亲切的话语启迪学生学术救国。学生很快就放下戒备，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
后来，蔡元培又多次陷入风波中，辞职复职三次，蒋梦麟也因此三次担任北大代理校长。这五六年的时间里，蔡元培常不在校园中，一切大小事务都是蒋梦麟代理。与其说是代理校长，毋宁说蒋梦麟在实质上已经成为正式校长了。
4.临危受命，大展拳脚
1930年12月，蒋梦麟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毫不意外，然而这一次，蒋梦麟放开拳脚，不再以蔡元培为幌子，他决心实践自己的理想，以铁腕手段对北大进行改革。他在北大多年，心里早就知晓北大存在的沉疴顽疾。
北大最大的问题在于经费与人才。蔡元培在任期间，虽然请来了无数大师，但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北大的资金吃紧，教授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由“工资”一事引起各项问题：
1.教授们四处兼职，才能解决一家老小的开支。
2.教授们抱团情况严重，为了温饱问题，在校园里大立江湖规矩，严重扰乱了校园秩序。
3.教授们无暇顾及学术问题，北大学风受到严重影响。
……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悬在蒋梦麟头上，为了改变现状，他一改老好人模样，不惜得罪同僚，提出了新的教学方针。总结下来就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四样，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的教育行政模式，让北大重新回到了正轨上。这一贡献挽救了大厦将倾的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在各种磨难中依然是近代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
蒋梦麟画像
蒋梦麟的贡献尤其得到胡适的肯定，他认为“蒋先生是要把北京大学放到一个新的宗旨和有效率的主旨之上来办理”，并且他成功了，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都上去了。
抗战开始后，平津陷落，京津地区的高校决定南渡，北大与清华、南开一同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这一次，蒋梦麟奉行“无为而治”政策，在遇到摩擦时从不争利，而是顾全大局。他告诉大家“我的不管就是管”，让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主校长，他自己退居二线，每日修习书法。
他的这一行为是非常明智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维持多年，他的忍让有大功劳。若遇事便争，西南联大说不准就像西北联大一样，仅持续了一年时间便分崩离析。
但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师生的不满，师生纷纷觉得他遇事不硬气，北大本该与清华平起平坐，怎么突然间就矮了一头？
更何况，这时候的蒋梦麟开始有了别的心思。他与宋子文交往，有向政途进军的打算。1945年6月，蒋梦麟接受宋子文的邀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他的这一行为让北大师生愤慨不已，纷纷指责他官迷心窍。当年他修订《大学组织法》，提出校长不能兼任行政职务。如今，他却以身试法，自己带头做起了行政官员。
群情激奋，蒋梦麟没有辩解，也没有挽回。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写下辞职书，离开了北大。他与北大的缘分，断至此。这些年来，他在风雨飘摇中让北大依然独立自由，做出贡献无数。可他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北大的功臣，当傅斯年狡黠地夸奖他时，他却只淡淡回了一句“我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5.败退台湾，婚姻失败
1945年之后，蒋梦麟选择失误，跟随蒋介石迁往台湾。在台湾，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担任“农复会”主任委员，对“教育”二字提的甚少，仿佛那些都是前尘往事。在他的带领下，台湾农村改革问题进展迅速，在极短的时间内使台湾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
相比起他在农业上的贡献，台湾民众更熟悉他的风流韵事。
蒋梦麟一生三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与父母安排的姑娘孙玉书。二人之间没有爱情，只有责任。蒋梦麟学贯中西，孙玉书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话题，在蒋梦麟回国不久后就离婚了。蒋梦麟的第二段婚姻是与秘书陶曾谷，二人琴瑟和鸣，很是幸福。1958年，陶曾谷因病去世，临死之前还嘱咐好友再为蒋梦麟寻个对象，陪伴他度过余生。这两段婚姻都和和美美，但第三段却毁了蒋梦麟经营一生的名声。
在陶曾谷去世后不久，蒋梦麟结识了53岁的徐贤乐。她的年轻貌美令蒋梦麟沉醉不已，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在1961年7月18日，硬是与徐贤乐结婚了。74岁的蒋梦麟和53岁的徐贤乐，一下子成了台湾舆论的焦点。
蒋梦麟是一心爱恋着徐贤乐，给她写一封封情书，言词热烈而缠绵。诸如“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艳词不在少数。
但徐贤乐却并不是因为爱情，她所图的，是赤裸裸的利益。结婚之后，她掌握了蒋梦麟的所有财产，每天只给蒋梦麟留一些够吃饭的，其它一概成为她的囊中之物。
与徐贤乐
婚姻只维系了一年，蒋梦麟就认清了徐贤乐的丑恶面孔。他要求离婚，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徐贤乐要求巨额财产赔偿。两人在法庭上闹了两年多，终于以每月支付给徐贤乐50万赡养费的结局离婚。
离婚后，蒋梦麟整个人郁郁寡欢。这段婚姻让他晚年声名全毁，人们不记得他为教育为乡村振兴做的贡献，只记得他的“一树梨花压海棠”。
忧思难解，万般愁绪涌上这个老人的心头，病痛也找上了他。1964年6月，他罹患肝癌，在医院治疗数十天后，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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