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上丝绸之路”指从中国海到地中海的一条有两千余年历史的海上商路。19世纪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中国》（三卷）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说法，并在地图中提到“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出口货物，隋唐时主要为丝绸，宋元以后主要为瓷器，还有糖、五金等，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药材、宝石等。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主要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的形成与变迁、造船与航海技术、贸易状况、沿岸港口城市的兴衰、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尤其关注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以及所历诸国诸民族的史料，描绘过往的历史，物资的交易、财富的聚散、习俗的互动、信仰的流布、民族的迁徙……这条航路上的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埃及人、意大利人等民族的生活状况、交往融合的过程与方式，构想现代世界体系之外另一种世界体系存在的可能性。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问题或现实意义，在于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关联，探寻世界和平新秩序的可能性。世界近千年，前五百年印度洋世界体系主导，后五百年大西洋世界体系主导，如果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经济崛起，是否可能让世界在“原有格局”上重建？
二
414年，法显和尚乘锡兰山的独桅三角帆狮子舶，从南亚自海路返回中国。671年，首批大食番商在广州登岸，以后，从亚丁湾到珠江口、泉州湾，大食季风客岁岁挂帆印度洋，常来常往。762年，在怛逻斯战役被俘流落西亚十余年的杜环，乘大食商舶从海路回到广州。那是辛巴达航海的时代，伊斯兰文明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最庞大的世界贸易网，在古老的航路上所有的港口城市，基本上都有阿拉伯商人。从地中海到中国南海，整个旧世界已知的海域内，都可以见到他们的大船，大唐臣民称这些远来海船为“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或“婆罗舶”，最常见的统称为“波斯舶”。
早年中国商人或僧侣出洋，乘的是“番舶”。两宋时代，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市舶贸易也出现繁荣。“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以泉州为中心的中国闽、浙沿海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世界，中国海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梦梁录》，[南宋]吴自牧著）1343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古里）候中国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是中国船。大船舒适豪华，可载1000位乘客，600名水手，400名士兵。白图泰乘中国船到泉州的那些年里，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也从泉州附舶浮海，远达红海与东非。
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蒙元盛世，你可以在泉州送迎欧洲人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里诺利，非洲人白图泰，还有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锡兰王子或南洋土人。1405年到1433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红海麦加和东非。郑和船队从长乐港到占城，从占城到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山，从锡兰山到古里（印度南部卡利卡特港），从古里到忽鲁谟斯（霍尔木兹海峡）、阿丹（亚丁湾）、天方（麦加）、米息（埃及）或从阿丹到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泛海九万里（往返），所历三十余国。从法显到郑和的一千年间，世界南方大洋的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东非人共同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构建了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构建起大西洋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前，有一个“印度洋中心的世界体系”，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贯穿起这个印度洋世界体系的纽带。世界近五百年来，以欧美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体系”，取代了以阿拉伯、印度、中国为中心的“印度洋世界体系”，西方扩张势力逐步控制了世界南方大洋的航路、港口与贸易，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达到其势力的巅峰。20世纪后半叶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反殖独立，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主人们逐渐复出，先后创造出经济繁荣与政治崛起的势头，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曾经共建的 “印度洋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否可能重现？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出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种美好的期望与预言，也是一项重大使命。
三
印度洋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否可能重现？海上丝绸之路往日的和平与辉煌是否可能重现？中国担负着重大使命。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与可能到来的现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必要做好准备，一是清理历史资源，因为未来经常是在历史格局上重建；二是以史为鉴，研究现实问题，预测未来。中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与终点的国家，也是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国力最强的国家，有必要担当起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使命，为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复兴与重建印度洋中心的和平秩序准备充分的思想资源。
迄今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主要使用汉文文献；在大航海之后，主要使用西文文献，侧重于欧洲与东南亚。研究的重心，一般放在揭示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欧洲的交通与贸易的开展与过程、文化交流的展开及其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对沿途各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的海上通途，沿途各地区人民均曾广泛参与到这条道路的建设与运营中，并发挥了重要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海域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
有鉴于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诸多研究专家，共同组成一个跨国跨校研究团队，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厦门大学有研究海洋文明的优秀传统和现实实力。张星烺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二十世纪20年代曾在厦门大学任教；韩振华教授、庄为玑教授多年从事南海研究；杨国桢教授研究海洋文明，目前正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厦门大学2013年成立南海研究院，2017年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计划将南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当作举全校之力共举的重大课题。厦门大学图书馆拨出专款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特色馆藏，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等机构也将给予本项研究特殊的帮助。我们还将争取更多的海内外研究机构和个人加入到本项研究之中。
四
首先是文献整理工作。我们计划用四五年时间，完成一套《海上丝绸之路精要文献汇刊（外文部分）》。
鉴于目前相关研究资料流布散乱，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各研究机构图书馆乃至公共图书馆中均有收藏，史料涉及语种众多，汉语、日语、韩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拉丁语乃至欧洲许多民族语言，为研究造成诸多不便。我们通过厦门大学图书馆，与相关国家大学图书馆、书店联系，购买、影印相关资料，首先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特藏库，然后组织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机构与个人，协同攻关，选择精要稀见文献，对每种文献撰写有信息检索与研究价值的“书志”。
《海上丝绸之路精要文献汇刊（外文部分）》内容分两部分：一是“文献”，一是“书志”。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主要为文字文献，诸如海图、考古发现、遗址等，均作为插图。
“文献”要求选刊精准全面；“书志”要求具有导读意义与研究性。“书志”介绍其文献来源、基本内容、研究价值与相关研究状况。书志撰写者要求有一定研究的专家，每篇书志一般在5000-10000字之间，特殊文献的书志可有更长的篇幅。小语种文献的书志力求请本国学者撰写，我们负责翻译成汉语，同时也可保留原文。
中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国家，也是这条商路与文化交流之路上最大的国家，理应担当起编撰出版这套书的使命，争取海上丝绸之路区域与沿岸国家的“文化领导权”。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庞杂，历史悠久，涉及语种众多，编辑出版本文献汇刊，可以为相关各国研究者提供方便，目前国内外尚无此类文献出版。
该文献汇刊由多种语言构成，印制精美，可以作为我国外交活动的礼品，赠送相关国家，由于该汇刊由多种语言构成，相关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附】第一辑总目录
（本辑共收录14种文献，依据内容分为7卷，每卷前附书志一篇，共影印为10册）
第一卷（第一册）
1．《法显〈佛国记〉：中国僧人法显在印度和锡兰的旅行（399-414年）》，理雅各（James Legge）译注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â-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a Corean Recen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by James Legge, M.A., LL.D.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86.
2. 《法显和宋云的旅行：佛教徒从中国到印度去的朝圣之旅》，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译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A.D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Samuel Beal (B. A. Trin. Coll. Camb.), A Chaplain in H.M.’s Fllet; Member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nd Author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Pratimôxsha and the Amitbâba Sûtra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Trübner and Co., 60, Paternpster Row, 1869
第二卷（第二册）
3．《玄奘的一生》，慧立著，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译
The Life of Hiuen-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 with an Introduction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Works of I-Tsing
By Samuel Beal, B.A., D.C.L.
London：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914.
4．《玄奘的一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著，李荣熙译
The Life of Hsuan-Tsang: The Tripitaka-Master of the Great Tzu En Monastery
Compiled by Monk Hui-li，Transla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an Shih Buddhist Institute，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Li Yung-his。
Peking: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1959。
5．《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慧超著，梁翰承、冉云华译
The HyeCh'o Diar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
Translated by Yang, Han-Sung, Jan, Yun-Hua, Lida, Shotaro and Preston, Laurence W., Religions of Asia Series
Singapore: Asian Humanities Press, April 1984.
第三卷（第三、四、五、六册）
6. 《西域记：佛教徒关于西方世界的记载》，玄奘、辩机著，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 ）译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Tsiang（A.D.629）by Samuel Beal
Boston: J. R. Osgood & Co., 1885
7. 《玄奘在印度的游历，629—645年》，玄奘、辩机著，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译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D.
Translated by Watters, Thomas, Edited after his death by T.W. Rhys Davidsand S.W. Bushell.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4-1905.
第四卷（第七册）
8. 《中国僧人在印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著，拉赫瑞（Latika Lahiri）译
Chinese Monks in India: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Who Went to the Western World in Search of the Law During the Great T'ang Dynasty
By I-Ching, Translated by Latika Lahir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86.
9. 《南海寄归内法传：印度和马来半岛的佛法》，义净著，高楠顺次郎(Junjirō Takakusu)译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A.D. 671-695)
By I-Tsing, Translated by Junjirō Takakusu B.A., Ph. D. With 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 Professor F. Max Müller, With a Map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96.
第五卷（第八册）
10. 《赵汝适〈诸蕃志〉 译注》, 赵汝适著，夏德（Friedrich Hirth）、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译注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entitled Chu-Fan-Ch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otated by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printing Offic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1911.
11.《〈岛夷志略〉：14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海地区的关系与贸易》, 汪大渊著，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译注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Isles by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In T’oung Pao, 15, Part I, and 16, Part II, 1914.
第六卷（第九册）
12．《真腊风土记笺注》，周达观原著，伯希和(Paul Pelliot)法文注译，Gilman d’Arcy Paul 英译
The Customs of Cambodi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French version by Paul Pelliot of Chou’s Chinese original by J. Gilman d’Arcy Paul
Bangkok: The Siam Society, 1992。
13．《马欢〈瀛涯胜览〉》，马欢原著，米尔斯（J.V.G.Mills）译
Ma Huan Ying-yai Shen-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V. G. Mills，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第七卷（第十册）
14. 《中国与罗马东部》，夏德（F. Hirth）著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By F. Hirth, Ph.D.
Leipsic & Munich: Georg Hirth, Shanghai &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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