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特大海难事故，由于历史原因，一直被尘封着。灾难的原因令人深思，它所展现的人类对生的渴望绝不亚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罗马尼亚一家船厂为中国建造了一艘5000吨的货轮，这艘质量极差的货轮，居然通过了监造小组的验收。
1986年2月7日，水手长张周生、水手郭德胜和三十几名中国船员来到罗马尼亚紧靠多瑙河畔的布拉伊位市。这个简陋的小城没有任何迷人的风韵，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和凛冽的寒风中显得人影寂廖，毫无生气。
中国船员是奉命到这里接一艘叫德堡的货轮回国的。德堡轮载重量为5000吨，它是罗马尼亚以记账贸易形式为中国建设的8艘货轮中的一艘。
第二天、张周生和一些船员来到船上，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东欧正处在剧变前夕，在政治强人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沿袭着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并秉承了这种模式所带来的不可救药的种种弊端。企业管理松松垮垮，工人干活吊儿郎当。而这些最终体现在德堡轮的质量上。
这次来接德堡轮的船员，有不少是老水手。他们踏波踩浪，不止在一条船上服务过，在茫茫大洋中他们深谙船即生命这一含义。德堡轮的质量使他们大为吃惊，这些罗马尼亚弟兄也太不拿中国兄弟的生命当回事了！且不说船体内部，连驴粪蛋外面光也做不到。铁锈没刮就漆上油漆，第二天油漆就起了皮。布拉伊拉夜间气温零下20多度，早上，船帮上结下一层白霜，工人们不除霜就在上面刷漆。机舱里管路布局凌乱，到处磕手碰脚；机器质量粗糙；密封胶条质量很差，主甲板防水门密封不严；甲板上吊杆没插安全销；第一货舱的吊杆架用的是难以承受重力的点焊；第二货舱的吊装滑轮还少个螺丝；有的舷窗不能盖紧；试车时，驾驶台上的仪器总出故障……。当中方的船员向罗方提出交涉时，罗方不是强调天气冷就是用各种理由搪塞。一句话，木已成舟，船是你们的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艘船在3月份尚且问题百出，而在一月份中方的监造小组居然已签字验收了。这并非是监造小组不负责任，和质量相比，当时政治因素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而对方则是毫不客气地杀熟，让中国人做冤大头。
3月11日，在德堡轮上举行了隆重的换旗仪式，中国35名船员在甲板上列队，在罗马尼亚和中国的国歌声中，罗马尼亚的国旗缓缓落下，中国的国旗冉冉升起。此时，德堡轮正式成为中国的船只，成为中国的流动国土。
3月17日，德堡轮离开布拉伊拉，开始了它的死亡航程。
船刚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出了故障，机舱的配电板就跳了闸，指引船向的螺经仪也随之失灵了。修了两个多小时，下午才继续航行。
3月18日下午，德堡轮到了康斯坦萨港，这是欧洲一个比较大的港口。德堡轮将在这里装货。船抛锚后在用水冲洗甲板时，应急消防泵启动10分钟马达就烧了。
21日晚11时，德堡轮到码头开始装货，货物是钢材（盘条），他们早有耳闻，罗方的装货质量不高。货装得不好，遇到风浪货物就会发生移位，就可能导致船的倾覆。为了保证质量，他们特别加强了监仓工作，水手中除了值班的外，其余的全部进行监仓。尽管如此，罗方仍不能保证质量，有的堆放得很松，还有的盘条捆得不紧，吊起来就散了。装装停停，原定三四天就能装完的货，却装了9天，一直到30日上午才把货装完。
按照航线，德堡轮将先到赛德港的埃及运河口，过苏伊士运河再进入红海。可是，当时的红海常有海盗出没。特别是夜间，海盗船会突然开上来抢劫船只，杀人越货。为了避免和海资遭遇，船长决定白天到运河口。4月1日下午16时，德堡轮离开码头。在行驶中，又发生了几次跳闸。走走停停，4月4号，抵达埃及运河口的赛德港。
过运河前，船需要加水。可是，船尾的绞缆机却出了故障，操纵手把的两个弹簧因生了锈而失效，无法使用。4月4日夜里3点德堡轮才起锚。
4月5日下午3点的堡轮通过了运河口，停泊在苏伊士湾。运河管理部门要等收到过河费用才允许离开。在苏伊士湾停泊了3天，4月8日，德堡轮起锚进入红海。
仅航行了不到一天，4月9日，轮机又出了故障。这时，船上的油漆也开始脱落。红海不仅有海盗出没，而且两伊战争正打得难解难分。红海的主航道周围布满了水雷，船偏离主航道就有被炸沉的危险。当时，本应停车修理。可是，一停车船就可能漂离主航道触上水雷，不停车就只能让机器带病运转。船长做出决断，不停。
一直到4月12日傍晚，船出了红海口进入印度洋才抛锚。抛锚的水域是也门共和国的领海，当时，也门正发生内乱。船刚停下，一艘也门军舰便开过来让德堡轮立即离开。无奈，德堡轮只好开到也门共和国对面的吉布提水域停泊。轮机长检查轮机，发现推力轴承的推力块已烧坏，推力主颈也拉出了伤痕，需要用机床重新磨光。船上没有修船设备，只好向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求援。可是，吉布提像个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这项修理任务。德堡轮只好和香港友联船厂联系，请他们前来协助修理。
几天后，一名工程师来到吉布提。罗方也派来5个人，并带来了备件。装上后，6月2日进行试车。按规定，试车要开4个小时快车，但只试了两个小时，验船师就说行了。起航前，船长特地召开船务会议，强调一定要保证航行安全，过印度洋时，无论如何不能停车，实在不行就降到最低速度。如果停车，载重量仅5000吨的德堡轮在印度洋的风浪中就有倾覆的危险。
连修带等，德堡轮在吉布提水域呆了近两个月。
6月11日下午，德堡轮起锚航行，刚走了近一天，电机又出了毛病，只好停在索马里海面上修理。故障排除后，13号继续航行。
按照预定航线，德堡轮应从红海口穿印度洋直插马六甲海峡，到南中国海回到广州。6月，印度洋正刮西南季风。强劲的季风从西南吹来，在海面上掀起起伏的大浪。德堡轮迎风航行，被季风顶得喘不过气来，像一片树叶随着大浪一起一伏。
风大浪高，轮船的发动机又是苟延残喘，带病运行，无法开足马力。德堡轮只好选择另一条航线，往南，经过赤道附近的无风带，再往东，这样就可以避开风浪。可是，往南开正是顶风，只好先往东开。
6月16日晚8点50分，人们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主机出现故障突然停车。德堡轮失去了动力，只能任凭风浪抛来抛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9点10分，主机冲车起动，船摆动的更为剧烈，人们突然听到哗的一声巨响，像是山体滑坡又像是什么坍塌，水手们本能地感觉到，是货物移位了，随着这声巨响船猛地向左倾斜30多度，就在这时，冲车的轰鸣声嘎然而止，主机又停车了。船继续猛烈摇摆。正在宿舍的张周生顺手抄起一包烟和一包火柴和两名海员往甲板上跑。船剧烈摇晃着，使人迈不开步。一层甲板离顶甲板有4层楼高，他们只能扶着餐厅那固定的桌椅一步步挪到窗口，从窗口爬出。当他们来到驾驶台的时候，大部分船员都已穿好救生衣来到甲板上，船长命令发报主任迅速发出遇难求救信号。这时，船仓已开始进水，人们撤离机仓，上到甲板上来。船长和政委站在驾驶台上。船长命令二副到发报房把应急发报机拿出来放到救生艇里。船长又问报务主任把求救电报发出去没有。报务主任回答，求救电报发出去了，因为天线低，可能效果不好。
船员们迅速把固定在大船上救生艇的钢丝绳解开。船继续向左倾斜。这时右舷救生艇已靠在第5层甲板的舷墙。这样，即使救生艇落入水中，也只能是扣着的。右舷还有一个充气橡皮救生筏。一名水手拉开了救生筏的气阀，救生筏在空中胀开，却卡在船边栏杆上放不下去。一级水手郭德胜和另两名船员迅速上前，把卡住的救生筏用力从栏杆中拽出。人们都围在救生艇旁，死死抓住上面的扶手绳。
随着船的继续倾斜，右舷墙已变成地板，人可以站在上面，船体向左倾斜已近90度，船开始下沉，海水迅速地把船尾吞没。船像一只斜插入水中的大鲸。海水迅速地向中间漫延，船上如死一般寂静，每个人都死死地抓住绳子。唯有船长沈永毅没有上前。这位有着几十年航龄的头发花白的老船长正面临他一生最大的痛疚──船毁人亡。他神色沉重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似乎并不想离开，加入这求生的队伍中来。张周生把老船长拉过来，让他抓住救生艇的绳子。船体在迅速下沉，海水没过脚面，小腿，就在船沉的瞬间，救生艇漂了起来，沉船形成了巨大漩涡，不少船员在漩涡中撒开了手中的绳子，张周生依然死命地抓住绳子，救生艇底朝天扣在海面上，船员们在大浪中挣扎着，他们救生衣上的小灯在波涛中一闪一闪。张周生看见那个救生筏在离救生艇三四十米的地方漂着，上面亮着一盏灯，随着波浪一起一伏。这时，想把救生艇翻过来已不可能（后来，他们曾在广州做过一次试验，在风平浪静中想把一个救生艇翻过来最少需要40人）。他对船长说：“我游过去。”船长说：“你要小心。”张周生游到救生筏旁，筏子里都是水，他爬上筏子。这时，有的船员也向筏子游来。张周生把他们一个个拉上筏子，当他拉上第4个人后，在海面上再也找不到一盏闪亮的灯光了，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大海不动声色地吞没了一切。
爬上筏子的5个人是：
水手长张周生，32岁；
机工郭卫朝，30岁；
副水手长朱亮杰，50岁；
一级水手郭德胜，31岁；
还有一名二副，30岁。
他们用急救盒里的剪刀剪断了救生筏连在大船上的绳子，救生筏漂开了。
张周生从水中捞出一个救生袋来，救生袋因一端用绳子拴在橡皮筏上而没被冲走。他们又捞起水中的一根小木桨。救生袋里有压缩饼干，鱼钩和钓鱼线，一个防水电筒，还有一束专门为求救用的一拉就喷出火焰的求救信号，可惜的是，最珍贵的淡水丢失了。
5个人蜷曲在长2米、宽1米的橡皮筏里，大家惊魂未定，神色木然，谁也没有说话。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疾，像是一场恶梦。刚才，大家还在一条船上说说笑笑，转眼，就剩下他们5个人了。他们相互靠着，度过了漆黑恐怖的一夜。
早晨，茫茫的印度洋被曙光照亮。大洋上只有他们这个孤零零的小橡皮筏，再也没有任何同伴的影子。
5个人知道，虽然他们昨天幸免于难，但未来却生死难卜。在茫茫大洋上，他们的小橡皮筏微弱得如一脉草叶，没有任何主宰的能力，只能听天由命，任其漂泊。他们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必须同舟共济。
大家一致推选张周生为他们的头头。张周生是水手长，32岁，年纪轻，身体好，已有10年航龄。上午，他们用罐子把水舀出，又用衣服把筏底的水吸干，整整忙活了一个上午。下午，一个浪打来，橡皮筏失去平衡，又翻了一次，他们又一通忙活，把水舀出。为了保持筏子的平衡，防止再翻，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边上，把脚伸到中间。
张周生把压缩饼干分成5份，每人一份。一天一人两小包，每小包3小块，每块有麻将牌大小。早晨一小包，晚上一小包，中午就忍着。他们算了算，这些压缩饼干够吃一个多星期。他们相信，一个星期内他们就会获救。
现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不是缺少食物，而是淡水。张周生提出，从今天起，每人喝自己的尿，这是获取水分补充的唯一办法。
大家并不感到特别悲观，他们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获救。按规定，德堡轮每天和总部联络一次，报告航船的所在方位，天气不好时每天要联络两次。即使总部收不到他们的求救报告，两天内总部接不到他们的方位报告，就会估计德堡轮出事了，就一定会想办法寻找他们的下落。他们相互鼓励，一定要活着回去，把这次出事的原因告诉大家，让遇难的兄弟死得明白。5人约定，这次大难不死，回广州后一定到白天鹅饭店喝茶。
下午，张周生捏着鼻子把排出的小便喝了下去。小便又涩又苦，温吞吞黄澄澄地令人作呕，端到嘴边，臊味直冲鼻子，可是，不喝，就可能意味着死亡，人不吃食物可以活十几天，但不喝水，最长的期限只有一个星期。
郭德胜也强迫自己把小便喝了进去。
其他3个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尿刚一到嘴边，就反胃哇哇地要吐。最后，谁也没能喝下去，这唯一能补充体内水分的尿被白白倒掉了。
他们迎来了沉船后的第二个夜晚，夜色把落日的最后一抹余辉熄灭，印度洋渐渐暗了下来，最后沉入无边的黑夜之中。他们抵足而睡，橡皮筏随着波浪一起一伏。
第3天， 一种说不出名的皮肤病也在严重地折磨着他们。
从沉船的那天晚上，他们的衣服就没有真正干过。白天，浸了盐分的衣服被太阳一晒，硬得像盔甲，晚上，衣服一返潮，湿糊糊地贴在身上一点不透气。他们每个人全身都长满了小红点，小红点又痛又痒，被铁甲般的衣服一磨，流出了脓血。用海水一洗，每个小泡都留下了一个小洞。浓血的腥臭味招来了鲨鱼，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橡皮筏旁游来游去，钻到筏子底下，不怀好意地用身子顶筏子，想把它掀翻。
张周生和郭德胜坚持喝自己的小便。尿经过吸收，变得更难喝，但他们还是坚持喝了下去。
他们试图补充些食物，便拿出鱼钩和鱼钱。没有鱼饵，他们就把布条子钓在鱼钩上（以前他们曾用这种方法钓过鱼）。罗马尼亚人提供的鱼线也是劣等品，又细又不结实，被鱼一挣就断了。从海里获取食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头两天，他们还聊天，说笑话。第三天，难挨的干渴开始煎熬他们。特别是朱亮杰、郭卫朝和那名二副，没有水分的补充，体内再也排不出尿了。嘴唇干裂出一道道口子，人也变得无精打采，蔫蔫的像被太阳晒蔫了的小草。吃饼干的时候，口腔里没有唾沫，压缩饼干像是干沙土面，在嘴里来回搅拌就是咽不下去。
现在，能解决干渴的唯一希望就是下雨，他们多么希望下场雨啊！可是印度洋的天空晴得没有一丝云彩，只有太阳明晃晃地照着。
5个人中身体最弱的就是副水手长朱亮杰，一上筏子，朱亮杰就浑身不停地哆嗦，3天来，总是忧心忡忡，很少说话。
他们在海上搜索着，希望海面上出现搜寻他们的船只，天空出现飞机引擎的声音，可是，没有。无边的大洋波飞浪涌，一望无际的灰蓝色，连海鸥的影子也难找到。
第5天，人们已无力说话。干渴强烈地折磨他们，嗓子眼和胸腔像是被火焚烧，他们像是被太阳曝晒的鱼，每个细胞的水分都被阳光和海风榨取干净。特别是朱亮杰，因为严重脱水，皮肤变成毫无光泽的青灰色，嘴凹下去，两腮干瘪，像是被风干了的木乃伊。
晚上9点钟，他们看到远处有灯光闪亮。灯光在海上一起一伏。凭经验，那可能是几条渔船，离他们有几海里，他们心中燃起一丝希望。可是，强劲的季风使他们无法让橡皮筏向渔船靠近。他们想用灯光联系，罗马尼亚的防水手电也是破烂货，根本不防水。里面的电池被水一泡，已流汤变软，无法使用。他们连拉了几根求救信号，闪亮的火花划破夜色，希望对方能发现他们。可能是离得太远了，橡皮筏子又低，对方并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灯光离他们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第6天、朱亮杰已经不行了，手脚开始不停地抽搐。嘴里塞满了饼干，咽不下去又不愿吐出来。两只眼睛大睁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大家束手无策，只能安慰他：“老朱，你要坚持，坚持一天就有希望，国内就会派人来救我们。”
下午5点，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断了气。
4个人把朱亮杰缓缓放入水中，一边放一面说：“老朱，你先走一步，在那里等我们，我们随后就到……”。朱亮杰的身体在水中忽悠一闪就不见了。死神的阴影笼罩着剩下的每个人，他们知道，如果在一两天内他们不能获救，就会像朱亮杰一样。
他们对国内来搭救他们已彻底失去了信心。经过六七天的漂泊，他们离出事地点越来越远，即使搭救，搜寻起来也十分困难。
现在，他们只能凭运气，被过路的船只发现，在茫茫的大洋中这样的概率几乎是零。
第5天上午，二副在焦渴中闭上了眼睛。
三个人把二副放入海中。
第8天夜里，郭卫朝也离开了他们，走得消然无息，早晨醒来，小郭的身体已经僵了。
两人把小郭放入水中。
现在，5人中只剩下张周生和郭德胜了。他们已渴得说不出话来。
让他们死不瞑目的是，他俩死了，将不会有人把沉船的真相告诉大家。布拉伊拉造船厂还有七条货轮没有交货，而此时，国内各种传言蜂起，有人说他们判逃了，有人说他们被海盗抢劫了，人被杀了，有人说他们的船沉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寻找他们的迹象。是国内没有找到他们还是根本就没有找他们呢！他们当然不知道，在德堡轮出事后的第8天，船运公司才把德堡轮失踪的消息报告交通部，当时，他们已漂泊了四五百海里。
第9天、他俩还能排出点尿来，尿只有一小杯，颜色像浓浓的红茶，散发着呛人的氨水味，两人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他们又迎来了印度洋一个漫长的夜晚，他们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醒来。
半夜，他们突然被一阵雨打篷布的声音敲醒。
下雨了！
他们像触了电似地腾地坐起来。张周生撩开篷门，真的下雨了！密集的雨点从天而降，敲打在篷布上，橡皮筏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下雨了！他们兴奋地喊叫着，把头伸到外面，张开嘴接下来的雨水。雨滴打在他们的脸上，头发上，打在焦渴冒烟的嘴里，打在干裂的嘴唇上，那份甘甜，清凉，任何琼浆玉液都无法相比。他们撩起篷门兜落下的雨水，雨水顺着篷顶漏斗的管子流下来，他们嘴对着管子，贪婪地往嗓子眼里灌，肚子喝满了喝胀了喝得直往上漾，还是拼命地往下喝，他们渴坏了也渴怕了，他们要把以前欠下的，以后需要的，全部喝下去。喝够了，两人把雨水收集到一个塑料袋里，大约有5公斤重，这样，足够他们坚持一个星期。
从那天晚上开始，老天爷变得格外慷慨，几乎天天下雨。他们积攒了几十斤水。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漂泊到一个雨水带。可惜，其他3个同伴没能等到这一天。
他们的生命被雨水激活，象枯萎的枝叶重新舒展。绝处逢生使他们增强了活下去的信念。看来，老天爷还不想让他俩死，他们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摆脱了干渴的煎熬，又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当时，他们估计一个星期就会获救，没想到会漂泊这么长时间，压缩饼干已所剩无几。他们把每天两小包改成一小包。后来，一天一小包也维持不下去了，就缩减为一天一小块。那块只有麻将牌大小的压缩饼干就成了他俩的圣餐。每天，实在饿得无法忍受，他们才吃它，放到嘴里反复咀嚼，慢慢品尝，舍不得咽下，掉下一个渣也要赶快用手沾起来放到嘴里。他们就这样在海上漂泊了一天又一天。他们不知道漂了多远，也不知道漂泊到了哪里，只有手上那块防水手表，忠实地滴答滴答走着，告诉他们已漂泊了的天数。还有那鲨鱼，仍锲而不舍地尾随着他们，好像认定他们会成为它们的口中食。
第15天时，他们看见了一艘轮船，离他们有十几海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在海平线上。
第18天的时候，他们最后一块压缩饼干也吃完了，彻底地弹尽粮绝。9天前那重新鼓起的勇气也慢慢地消耗殆尽，被一度赶跑的死神又稳稳地坐在他们的筏子上。他俩只不过是比那些早走的人更多地体味──除了干渴还有饥饿──生命被折磨的漫长的死亡过程。
压缩饼干吃完了，空旷的胃需要填充，饿极了，他们就吃包装纸。包装纸没有任何滋味，他们把它一点点咬碎咽下去。包装纸吃完了，就把橡皮筏上用来充气的皮老虎上的一小块牛皮扯下来，分成两块，吃了下去。牛皮吃完了，橡皮筏上还有几个用来堵漏的木塞。他们把木屑一点点抠下，放进嘴里，像吃中药那样用水送下去。木塞也吃完了，筏子上凡能咬得动的东西都吃光了。
第20在的时候，一只海鸥可能是飞累了，想找一个栖息的地方，在筏子周围盘桓了一圈后便落在上面。早就盯视已久的郭德胜猛地伸手把它抓住。海鸥只有二三两，味道极腥，两人像饿红了眼的狼，连肉带骨头，一起吞了下去。第二天，又捉住了一只。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这样的运气了。早晨，偶尔有几只被风浪卷起的小飞鱼落到筏子上，他们就忙不迭地抓住，塞进嘴里。
实在饿得受不了时，两人就喝水。肠子像是不打弯的水管子，从嘴里喝下去，就从另一端排出来。没有任何颜色，如同清水。
他们已经在海上整整漂泊了3个星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体轻飘飘的没有一点份量，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周围依然是无边的大洋，那几条鲨鱼仍在不屈不挠地跟着，他们已感到极度绝望。
夜里，张周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母亲，母亲10年前就去世了，那时他刚从海南插队回来，成为一名水手。
他看见母亲在前面走着，他大声地喊母亲，母亲像是没听到头也不回地仍往前走，越走越快，他边追边大声地叫着，母亲从始至终也没回头看他，越追越远，最后消失了。
他醒了，久久琢磨着，母亲为什么不理他呢！他不知这个梦是凶是吉。
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全家给他办丧事，来了不少亲朋好友，十分热闹。妻子让刚满3岁的女儿小妮捧着他的照片在前面走。女儿一下子把照片推开，说：“你们都胡说，我爸爸没死，他还活着，他的船坏了，修好就回来”。
他醒了，久久沉浸在刚才的梦里。女儿刚满3岁，是他的掌上明珠，每次出船，他都把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带着，放在床头。女儿那甜甜的笑脸总使他心头漾起一种幸福的情感，陪伴他度过寂寞的航程。每次出海回来，一进家门，女儿总是张开小手叫着爸爸像蝴蝶一样扑到他怀里。这次离家时，女儿已睡下了。他走到女儿床前，女儿冲他挥挥小手：“爸爸你走好。”他觉得，这一次，一定是女儿托梦给他，告诉他一定能回家。女儿的话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一定要挺住，说不定他们将会被搭救。
第22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奄奄一息，处于一种半醒半昏迷状态，生死两界已不分明，他们在生死两界间飘忽不定。他们躺在救生筏上，就像是两具尸体，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有时彼此看看，只有那转动的眼珠在告诉对方还活着。现在，就是海鸥落在他们眼前，也无力捕捉了。
1986年7月10日，他们已经在海上整整漂泊了24天。他们昏沉沉地躺着，已处于一种弥留状态。
下午5点多钟，他们突然听到汽笛声。
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濒死的生命突然激奋起来。他们挣扎着从篷布里爬出来，船！在离橡皮筏几十米的地方，停着一艘大船！两人同时喊叫了一声，就像一堆稀泥一样瘫在了那里。他们仅有的一丝力气都在这声喊叫中用完了。
这是一艘日本滚装货船，三井丸号。运送汽车从欧洲回来。此时，他们的橡皮筏正飘离主船道不远的地方，当时值的是船上的大副。看见海上有一个橡皮筏，就把船靠拢过来。他们观察了10分钟也没看见动静。以为是一口空筏子，就拉响汽笛准备开船。正是这声汽笛震醒了他俩。
他们再一次绝处逢生。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正漂泊到离马尔代夫不远的地方，已漂泊了1000多海里。
三井丸号放下一只救生艇，一名二副把他们扶上救生艇，然后把他们拉上大船，抬到医务室。船上的医生帮他们脱下那身又硬又脏的衣服，为他们裹上毛毯。又端来牛奶，一勺勺地喂他们。随后，又端来很薄的稀粥。稀粥又黏又烂，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们已有24天没闻到米香了。
这一切恍若梦境。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现在，一切都那么安详恬静。洁白的床单，亲切的微笑……那曾吞噬了33名船员兄弟的印度洋依然波涛涌动，但危险已远离他们。
船长叫白木昭治，50多岁，他亲切地问他们是哪家船运公司的，好帮他们和公司联系。张周生和郭德胜都不懂日文，船上又没有翻译。张周生便在纸上写了广州船运公司几个字。船长端详了半天，摇摇头。张周生想起日本人把公司都叫株式会社，他就写了广州海运株式会社几个字。船长明白了，说马上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国内取得联系。并请日本国内为他俩办好签证，船把他们送到神户，从神户坐飞机到大坂，再从那里坐飞机回国。
很快，一份来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报告送到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手中，报告说日本三井丸船在印度洋救起了两名中国船员。国务院通知交通部部长钱永昌，钱永昌意识到这可能是失踪近一个月的德堡轮的船员。立刻会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询问三井丸号现在的方位，并希望能在新加坡停靠，让两名船员从新加坡尽快回国。
在船上的几天里，张周生和郭德胜受到日本朋友无微不至地照顾，处处感到他们的深情厚意。在海上漂泊的24天里，他们就没有大便过。肠子已结在一起，大便不通。日本医生就把小圆塑料球从肛门伸进去，再把药水挤进去，一点一点地为他们通肠子。知道他们的胃消化能力差，每天都为他们熬又烂又黏的稀粥。把苹果榨成果酱，喂他们吃。
船长和大副每天都几次来看他们，嘘寒问暖。怕他们寂寞，船员们一有空就到房间里和他们聊天。
7月14日，也就是他们被救起的第四天，白木昭治船长告诉他们，国内已知道他们得救了，说中国希望他们能从新加坡回国。
回国！他们心中像燃起一团火。24天的日日夜夜，24天的生死漂泊，支撑他们的就是这两个字──回国。
7月15日，三井丸号到达新加坡。全体船员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会。日本朋友打开香槟，雪白泡沫浓郁的酒香溢满了大厅。漾溢着四海船员皆兄弟的情谊。船员们举起酒杯，为他们回到祖国和亲人的怀抱祝福。
白木昭治船长还为他们深情地唱了一支日本民歌。
张周生也唱了一支电视剧插曲，可是，因体质太弱，只唱了两句便接不上气。日本朋友仍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们的衣服不能穿了，日本朋友纷纷拿出自己崭新的衣服、鞋、袜子、皮带送给他们。
中国驻新加坡商务处的代表和中国远洋公司的船运代表到船上来接他们。
沉船后，他们朝思暮想，希望国内派船和飞机来营救他们。现在，他们终于看到祖国来的人，委屈、激动的泪水汹涌而出。
就要和三井丸号离别了。船长亲自扶着他俩走下舷梯。甲板上，全体船员以水手的礼仪列队为他们送行。他们紧紧握着船长的手，深感日本朋友的救命之恩，惜别的泪水扑簌簌流下。
他们和日本朋友挥泪告别。
再见，白木昭治船长！
再见，满上重章二副，滨汉利行三副！
再见，亲爱的日本朋友们！
你们的救命之恩，将永志不忘！
经过了九死一生的劫难，他们急切地想见到广州的亲人。张周生更想见到女儿，是女儿托梦给他，给了他战胜死亡的勇气。
船运的陈代表说，钱永昌部长想尽快知道他们遇难的经过，希望他们先到北京。
他们同意了，陈代表还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希望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能见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7月18日，他们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和海员总工会 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们。妻子和孩子呢？张周生环顾四周，妻子和孩子怎么没来？当时，陈代表不是亲口答应了他们吗？在历尽苦难九死一生之后，这样的要求难道还过分和不能满足吗？
第二天，他们向钱永昌部长讲述了他们遇难的经过。他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一定要活着回来，把德堡轮遇难的真相告诉国内，让遇难的弟兄们死得明白。
7月21日傍晚，他们回到广州，终于见到了妻子和女儿。张周生紧紧抱着女儿，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女儿把她对父亲深爱远涉重洋通过梦境传递给他，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使他惊奇的是，女儿确实认为他没死。妻子说，德堡轮失踪十几天的时候，绝大多数船员的家属都不抱希望了，彼此串门时，那些船员的孩子都说自己的爸爸遇难了，唯有小妮不这样认为：“我爸爸没死，他的船坏了，修好了就回来！”这如梦中女儿说得一模一样。
他真的回来了！
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回广州后，张周生被安排到一家宾馆疗养，他不习惯宾馆的生活，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到家里。他走访了家在广州的所有遇难船员的家属，尽一个活着船员的一点心意。
三井丸号驶抵日本后，中国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宴请所有船员和他们的妻子。向他们表达中国政府的诚挚的谢意。
为了表彰张周生不畏艰险、战胜死亡的顽强精神，交通部特授予他一枚银质海员荣誉纪念章。
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月后，布拉伊拉船厂建造的另一艘5000吨货轮“柳堡号”返航回国。汲取了德堡轮的教训，中国航运公司这次特派了两艘船进行护航。在过印度洋时，船员们把罐头和水果抛向海中，祭祀那些遇难的亡灵，也祈求他们保佑柳堡轮平安。他们平安渡过了印度洋，船到新加坡后，以为不会出事了，使取消了护航。没想到柳堡轮刚航行了一天主机就出了故障。失去动力的柳堡轮在风浪中被抛来抛去，面临重蹈德堡轮复辙的危险。幸好附近有一艘中国远洋货轮，他们急速赶来，在它周围护航。最后广州来了拖轮，把柳堡轮拖回广州，才免遭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