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犁米
霜降一过，山上所有的茎叶类植物仿佛被抽去了筋骨，那带着蜡质、油绿翠滴的枝叶和泛着青光的茎杆，在瑟瑟的晚秋冷风中，焉儿吧唧地耷拉着头。螺旋状升高的梯田里，密如织网、纵横交错的地瓜秧，也在一夜之间，由一片青翠，变成了紫黑一片，横七竖八地匍匐在笼沟里，好似一位京剧演员在舞台上唱兴正浓时，被人强行赶下了舞台，极不情愿还怀着满腹地委屈。
（一）
秋末冬初的那些日子，天上的太阳就羞答答地失去了往日的火力和热度，就像筷子插在了带水的玻璃瓶子里，明知道光射是直的，但总让人感到太阳光拐弯射到山下的平原地去了，既是那刨地瓜的铁镢在布满老茧的手中上下翻飞，也没看到有人敢光着膀子顺着垄沟刨地瓜。队长眼里的太阳就像在斜坡上滚动的圆球，打着滚地向西边的山头移去。满坡红艳艳的地瓜，散漫地躺在高低不平的岭地里，变成了一道养眼的风景。为了将这些出土的地瓜尽快分到农户手里，队长安排会计根据已刨过的瓜地亩数，计算出地瓜的总数量，再将这些地瓜平均分到每一个人头上。生产队的会计不是精算师，分到最后有时会剩下一点，有时也有不够数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预支的方式，将剩余的地瓜预支到个别人头上，第二天再分瓜的时候，将预支的那部分减出来。如果不够数了，第二天分瓜的时候再弥补给未分到地瓜的农户。
会计计算出人均地瓜数量后，队长就会扯着震山响的嗓子组织劳力分地瓜。于是，青年女工及部分家庭妇女忙着用白蜡条编成的提筐捡拾地瓜，青壮年劳力们则分组轮流抬大秤。这时，笑声、骂声、责怪声、催促声，夹杂着掌秤、看秤人的报数声，在山岭上响成一片。山下，三人一团、五人一堆、依偎在独轮车旁或坐在地堰上等待分瓜的老人、孩子们，一边拉着闲呱、一边支棱着耳朵听着山上传来分瓜完毕的消息，只要队长宣布分瓜完毕，他们就像潜伏在战壕里士兵，一跃而起，直奔自己的瓜堆而去。
在等待分瓜的间隙，往往有那么几个私心太重的瓜农，为了赶在太阳落山前将先分到的地瓜切片完成，于是抱着简易的地瓜切片机，利用高低不平的地堰作掩护，猫着腰、偷偷摸摸地蹭到已分到手的地瓜堆前，嚓嚓嚓地切起地瓜来……
嚓嚓嚓地的切瓜声和飘荡在山风中新鲜淀粉的清香，瞒不住队长山猫一样的嗅觉和耳朵，他站在半山腰突兀的岩石上，两手握成喇叭口状，挺着肚子、踮着脚尖对着发出切瓜声的地旮旯骂了起来“这里还没分完地瓜，你那就偷着切起瓜来了，是不是早早地切完回家等死去！”挨了骂的瓜农自知理亏，未等队长骂完，急忙放下手中的家什，身子贴着墙壁藏了起来。
当山上晃动灯影里的“人疙瘩”四面散开的时候，证明分瓜已经完成，这时，山上山下吆喝声此起彼落，到处是流动的灯影。尤其是那古老的手提式防风灯笼，人走它也走，鬼火一般的在山野中飘来飘去，铁系与灯身摩擦后发出地吱嘎声，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那么清晰而又刺耳。瓜农找到分给的地瓜堆后，将装有刀片的木凳摆放到瓜堆跟前，凳前放置一马扎，人坐在马扎上，右手攥住推挤地瓜的木柄，紧张地挤切地瓜来……
那是怎样的一架切片机呢？高四十厘米、凳面宽五十厘米、长约一点五米的四脚木凳，在凳面中间位置钉一锋利的刀片，刀片下面刨戗成三十度的斜坡，在靠近刀片左角方向的位置，用一长二十厘米的螺钉固定但能转动的四棱齐面木柄，使木柄与刀片刃口形成夹角形状，将地瓜放在刀片与木柄之间，然后，用左手掌按住地瓜，右手握住木柄的梢头，使劲往怀里拉，于是半厘米厚薄的瓜片如小溪般哗哗地从刀片下面滑落到簸箕或篮子里。切地瓜这活，看似简单，其实操作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长圆不一的地瓜放在刀刃与木柄之间，要用左手掌拇指的后半部分按压住，然后使劲转动木柄，用劲大了木柄吃力，用力小了，地瓜就会在刀刃与木柄之间滚动，一不小心木柄就会将手推挤到锋利的刀口上，轻则伤及皮肉，重则切断手指，操作不当是非常危险的。
我家人口多，分到的地瓜自然也就多。切地瓜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活，大多是我姐和我哥去干，父亲则用刨地瓜的铁镢将地面耙荡整平。为了早点将小山似的地瓜切完，姐姐和哥哥不顾白天刨瓜后身体产生的劳累与疲倦，比着赛地切起瓜来，不管是长的，还是圆的地瓜，在他俩的手中，接连不断、变戏法般唰唰都变成了雪白的瓜片，木柄转动地吱嘎声和瓜片落地发出地啪嗒声交织成一片，就像千军万马在漆黑的山岭上奔跑驰骋。
随后，一簸箕、一簸箕雪白的瓜片，如同下雪般洒落在父亲平整后的土地上。我和弟弟、父亲双手并用、上下翻飞地将重叠着的瓜片，紧密而又均匀地、一页一页地摆放在地面上，绝不能出现瓜片叠瓜片的现象，如果有重叠的瓜片，收瓜干的时候，两片瓜干都不会干，尤其是下面的那片瓜干，因见不到阳光，就像没晒一样，大部分水分还滞留在里面。几千斤地瓜一夜间变成了几万甚至几十万瓜片，就如同几万、几十万个汉字、标点，在我和弟弟、父亲的手中摆动，按立意、结构、层次的写作要求，书写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世骇俗的大文章。
夜过子时，山岭上除了我们几家人口比较多的农户还在急急忙忙地切瓜、晾摆瓜片外，其他人口少的瓜农基本上都收工回家了。嘎吱嘎吱地切瓜声，就像古老的琴声，在空灵的原野、山谷中流唱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一阵阵冷风吹来，使人不住地打着寒颤，手指接触到冰冷的瓜片，钻心地疼痛，就会通过指尖迅速地传遍全身。抬头望天，幽蓝的空中布满了蓝宝石一样星星，偶尔一颗流星拖着长长地、蓝白色的长尾巴划向天际，让人遐思无限。天上的银河，像一条五彩的飘带悬挂在空中，红的、黄的、白的星星似钻石般耀眼，望着缀满钻石的天幕，身体仿佛也飞了起来，直奔向那幽蓝的夜空里，伸出双手去触摸那些美丽的宝石……此时此刻，使我想起了郭沫若的诗歌《天上的街市》：
……
我想那缥缈的星空，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
美丽的夜空，是不是郭沫若笔下描写的“街市”？没有答案，遐想信马由缰，在天上、地上，幽灵似的驰骋万里。
山下远处的平原，一片灯火彻夜不停地闪烁着。父亲说，那一片有灯光的地方就是县城，县城里有大楼、有电影院、有沥青铺面的大马路。当时很幼稚的想，县城就是郭沫若笔下的“天上的街市”，电影院里放《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等影片，不用太阳未落就抱着板凳去占位子，可以随到随看；光着脚丫子在泊油马路上奔跑，也不用担心被野蒺藜、荆针扎到脚，以至于荆针钻到肉里，被母亲用缝衣针破皮剜肉，直到连肉带荆针一起剜出来为止。那时的莱芜还不叫市，只是巴掌大的一个小县城，白天站在山顶上，朝着莱芜县城眺望，既看不见房屋、也看不到楼房，更看不到汽车。但是，它在我的心中就是一座大都市、可以与北京、上海媲美。站在摆满瓜片的山地里，看到县城被橘红色的灯光包裹的就像一个大桔子，一串串的路灯散发着暖人的光芒，好像无数条涌动的彩色河流。于是，幼小的心灵里，悟出了灯火辉煌的地方就是城市，家家户户靠点煤油灯照明的庄子就叫农村，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对县城的向往感也与日俱增起来。
几天后，平原地带的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南部山岭的田地里、裸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白茫茫的一片，好似一片还未化尽的雪地，白色的地方，则是正在晾晒的地瓜干片，青灰发紫的地方除了还未收获的地瓜枝蔓外，就是散长在荒地、岩石间的柏树、荆木等植物。青灰的山野，一夜间变成了白色的大地，皇天后土之大地母亲用洁白甘甜的乳汁，滋养着勤劳淳朴的子孙，赖以生息的庄户人不但将这白色的颜色封藏在谷仓里，而且将丰收后的喜悦时时地挂在脸上……
（二）
人说，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麦黄稍，就怕老天爷下大雨或降冰雹，一旦摊上恶劣的天气，一年的收成就全部泡了汤。虎口夺粮，收麦子就那么几天，一场麦收下来，人累得就像一滩泥，一个季度都恢复不了收麦子时消耗掉的元气。
刨地瓜、收瓜干也是一个样，八成干的瓜干最怕雨水。地瓜切片晒上后，瓜农的心也就随着太阳转，青天丽日，他们脸上就会阳光灿烂。一旦阴云密布，心就会提到嗓子眼上，紧张地吃不好、睡不好。为了避免晒干后的瓜干淋了雨水，在抢刨、抢收的同时，队里还会安排人晚上值班。值班室设在山上晾晒瓜片地块比较集中的地方，用玉米秸秆扎成“人”型简易草棚，上覆塑料簿膜以防雨水渗漏。那时候，别说买收音机，甚至连收音机是方形的、圆形的、三角形的、还是菱形的，想都想不出，更别说见过了。看守瓜地的值班人员，只好看云识天气，凭经验判断什么样的云彩下雨，什么样的云彩不下雨。
记得有一年，深更半夜，人们睡得当酣的时候，突然，村南的山岭上传来了“大家赶紧起床啊，天爷爷马上就要下雨了！”地呼喊声。随后，咣咣咣的铜锣声在山上急促地响了起来。夜深人静，铜锣发出的鼓点像出膛的山炮，吓得山岭缩成了一团，震得小山村直哆嗦。此时，村子里就像炸了锅一样，为了抢收瓜干，大人孩子倾巢而出，山道上、沟底里、田地里，大人地喊叫声、孩子地哭闹声、独轮小车在羊肠小道上碾压石子后发出地哒哒哒声、担杖钩儿上下跳跃发出地哗啦声，顿时响成一片……
深秋后的雨，不像夏天那样，来得快，去得也快。绵绵的秋雨，带着粘性，不温不火，一点脾气也没有，慢腾腾的，一下就是三五天，比牛毛、花针还细的头发丝雨，水汽蒙蒙地滋润着大地。这下可苦了收捡瓜干的农人，假如说天气好的话，那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页的瓜干，当初是用手一页页摆放在瓜地里的，到收瓜干的时候不可能用竹筢子搂、用双手扒、连土带瓜干一起收进粮仓里，必须还得用手一页一页地拾将起来。遇到下雨天就不一样了，为了减少损失，就得用筢子搂、用双手扒了。竹筢子轻轻地贴着地面，将白花花的地瓜干和着大小不一的坷垃蛋，拢聚在一块，码得一堆一堆的，然后将土和瓜干搓进麻包或编织袋里。这还算是好的，如果晒干了的瓜干浸透了雨水，就得整体搬迁，将它们搬移到铺满河卵石且透气性能好的河滩上，或者是瓜地四周的岩石上。
晒干了的瓜片，淋了雨、着了水，那干瓜片上的鲜淀粉发泡发涨，乳胶般地粘附在瓜干的表面上，用手一抓，瓜干就像一条顽皮的泥鳅，哧溜一下就从你的手里窜到地面上，留在手里的是一层又滑又黏的淀粉粘液，与其说是雨天抢收瓜干，倒不如说在山地里摸泥鳅。如果被雨水浸透的地瓜干，如不及时从地里搬移到河滩或者是平整的岩石上，用不了三天的时间，瓜干就会从中间开始发霉、长毛、腐烂，最后只剩下瓜干的边缘，像一架没有安装镜片的黑色镜框。
发霉长毛后的瓜干，一钱不值，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莱芜梆子剧团编排的戏剧电影《红柳绿柳》里面的唱词：地瓜干、高粱面，喂猪猪不吃，酿酒酒不香。为此，在收获地瓜的季节里，农民们拼得是体力、毅力和耐力，不战天斗地，一年的收获就会化为泡影。
（三）
天高云淡，秋高秋爽，在这样的日子里拾瓜干也是一种乐趣和享受。下至五六岁的孩子，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干，执一柳条篮或簸箕，或跪、或坐、或蹲，一家几口人，一边将一页页雪白的瓜片捡拾到簸箕里、柳条篮子里，一边喁喁细语，述说着家长里短，陈年往事……
瓦蓝的天空，苍云白狗，川流不息。站在泰莱腹地南边的山岭上，居高临下，收获庄稼后的泰莱平原尽收眼底，赭红色的大地上，小麦还未拱出地皮，泰莱腹地显得那么广袤而又辽阔。大汶河如一条透着宝石蓝的玉带，由东向西将泰莱平原一分为二，成为莱芜人口中的“河南、河北”。居住在汶河以南的人，习惯上被口头称为“河南人”；居住在汶河以北的人，习惯上被称作为“河北人”。河南边的山高、河北边的山矮，登高望远，眺望泰莱平原，三三两两的村庄不规则地置在东西走向的土地长廊上，如一枚枚棋子镶嵌在硕大无比的棋盘上。
“快看，火车！”在惊呼声中，一个拾瓜干的小孩急忙撂下手中的瓜干，站直了身子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用手指着大汶河北岸，一列由东往西像蜈蚣一样缓缓爬动的火车大喊大叫起来。这时，几乎所有拾瓜干的小伙伴们放下手中的活计，站在山坡上，伸着脖颈对着远处爬行的火车虔诚而又馋涎地行着注目礼，直到火车驶向远方、钻进山里看不到踪影了，还不肯收回注视的目光。待大人训斥、催促后，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地瓜地里继续捡拾起瓜干来……
记得奶奶说过，当年我四爷爷用一条扁担、两个箩筐挑着我的一个叔叔和姑姑，四奶奶背着半布袋地瓜跟在四爷爷的后面，过汶河、穿过鲁西村，然后从莱芜的五龙口坐火车到泰安，倒转火车去了黑龙江省的泰来县落户谋生。四爷爷走后的那几年，每到秋后刨地瓜的时候，还隔三差五地回到山东老家来吃地瓜，回东北时还不忘顺便带上半口袋地瓜，给身在泰来县的四奶奶、叔叔、姑姑们尝尝鲜。再后来，四爷爷老了，回老家吃地瓜的愿望很难实现了。为了满足四爷爷好吃地瓜的口福，每年刨地瓜的时候，父亲就会将又大又圆、表面光滑无黑斑的地瓜挑拣出一部分，切片晒干后，用白洋布包裹得四四方方的，然后请村里的小学老师用毛笔在包裹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四爷爷的地址及名字，通过邮局将洁白、甘甜的新鲜地瓜片干寄给千里之外的四爷爷。
几十年过去了，我那闯关东谋生的四爷爷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是否还在人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令人想不通的是他抛弃了故乡，还是故乡拒绝了他？不争的是岁月催人老，时间在改变容颜的同时，也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生生不息地改变着大自然的景色。
现在偶尔抽时间回故乡去看看，到儿时晒过地瓜的山岭上去转转，岭还是那个岭，山还是那个山，映入眼帘地已不是儿时那爬满青藤的美丽景象了，很难再看到漫山遍野、雪白的地瓜干了。
眺望北部汶河两岸的泰莱腹地，到处是脚手架、灰白色的楼房、鳞次栉比的烟筒、烟筒下灰蒙蒙的厂房。小时候看到的那列7053次绿皮火车，据说已经年过半百，但它还在运行着，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突突地吐着白烟、威风凛凛地行驶在泰莱平原上，现在它更像一位年迈的老人，畏畏缩缩地、蹒跚地穿行在高楼林立的空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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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犁米（李书忠），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济南市历城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当代散文》编辑部主任、《中国企业家日报》社山东记者站负责人。
《当代散文》由山东省散文学会主办，散文双月刊，主要发表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欢迎山东籍散文作家申请加入山东省散文学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年举办各种散文活动，为作家提供图书出版服务，欢迎联系。投稿邮箱：ddsww202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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