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剧本中的一句话，让陈凯歌导演非常喜欢，编剧兰晓龙这样写道：“车门打开，在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背后，不经意间，大家看到了长城。”
陈凯歌看到过很多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长城，“这是秦长城，那是燕长城，这是赵长城，等等，都是残垣颓壁。长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始终顽强地存在，可以说它是一个精神上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热兵器时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卫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
所以，在电影《长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战场，陈凯歌还拍摄了北京、江南水乡和长城，北京是国的象征，水乡是家的象征，长城则是军人灵魂的象征。陈凯歌说拍摄这些场景的目的，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长津湖》9月30日上映以来，目前票房已过41亿元，跻身全球年度票房前五。影片由黄建新任总监制，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监制及导演，制作规模、投资规模、拍摄时间跨度、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都创下了中国影史之最。其中，仅剧本就打磨了5年多，编剧兰晓龙提交的初版剧本有13万字，精修后还有6万字；因为疫情关系，影片筹备期长达两年多；三位导演率领三组人马，全部演员在三个组中协调档期时间；本片也创下服装道具数量之最，还是中国电影影史上前期人员最多的一次。
《长津湖》不是一部拼盘电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个导演拍的不是三个故事，而是每个人独特的创作追求碰撞出了统一的故事、统一的美学追求。
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关于人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围绕一个英雄连队“七连”及兄弟部队的行动主线，讲述普通志愿军战士在整个战役中的战斗精神和感人故事，更全情、全景地还原了这场史诗战役。片中七连里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也是当年无数年轻志愿军战士的缩影。
在陈凯歌看来：“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去经历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并对他有莫大的关心。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说，画面好、声音强、情绪燃就够了，但其实我还是觉得，面对这些先烈，还是得把他们的精神写出来。没有鲜明的性格塑造，就没有观众情感的寄托点；没有惹人喜爱的人物，就不能引起观众的关切和共鸣。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带领观众走进战争，观众才会和银幕上的战士共情，在几个小时里同生死、共患难，心为他们痛，泪为他们流。《长津湖》也不例外，我们要让观众的情感体验建立在对人物的认同之上。”
编剧兰晓龙以写故事与写人物见长，这位曾创作过《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生死线》等经典军旅影视作品的编剧，被众多观众誉为“最会写战争戏的编剧”。
陈凯歌表示，《长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千里和万里兄弟，有着令人感动的兄弟情，而影片又由这种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个七连。就像吴京的台词中说的，“七连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陈凯歌说：“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从兄弟情开始的。我希望自己拍好开篇这段戏，给人物打下一定的基础。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兄弟俩，是影片最基础的东西，需要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立起来，把他们的个性生动地描绘出来。”
为了讲好“人”的故事，人物的塑造显然是重点。陈凯歌以千里和万里兄弟举例，“千里是战斗英雄，但是我们没有把他表面化。他是连长，经历过无数战斗以及生死考验，但他内心是有伤痛的，他哥哥阵亡，很多战友先于他而献身，他的小本子上写满了画上红框的名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千里是英勇的，同时他也是悲伤的，这是伍千里这个人物的灵魂。他并不是一介莽夫，只会英勇地向前冲锋，他有他对战争的理解，特别是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伍万里则是一个成长的人物。在江边，他是小霸王，但是到军队以后就不一定了。譬如说拍摄一个信号弹打上天空的镜头时，扮演万里的易烊千玺真的被吓了一跳，然后下意识地抬头看天，这时候你就感觉真的看到了一个初入军队、没有经历过战场生死的小少年，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长津湖》里，除了老百姓的儿子伍千里、伍万里，也有领袖的儿子毛岸英，陈凯歌表示，拍摄这些是“因为他们都在战场上拼命。换言之，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即便是作为领袖，他其实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样重大的代价”。
影片中对于毛主席的塑造，陈凯歌坦承，“我感觉拍毛主席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毛主席具有常人不具备的了不起的特质，但是我觉得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不仅是统帅，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毛主席在‘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上是再三犹豫，非常慎重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会有比较大的牺牲。我们不是说只拍他的豪情万丈，拍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气势，在更大程度上，他考虑的是我军将士的安危。”
展现祖国河山之美 保家卫国不是抽象的词
对于陈凯歌的人文素养，徐克非常赞赏：“我看凯歌拍的片段的时候，就说：‘凯歌，虽然我跟你分享的是同一个剧本，但看到你拍剧本里面每场戏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感动。’”
陈凯歌表示，电影之所以区别于电视剧或其他艺术形式，就在于，电影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在影片开篇的时候，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刚刚建国一周年，就像是襁褓中的婴儿，那个时候的国家有一股子欣欣向荣的劲头。再有一点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乡——江南水乡。在最初的剧本中，他们的家乡是设定在黄土高坡，在一个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北方山村里头。我觉得这个设定在电影的语言上很难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团是从浙江出发，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家乡设定改到了江南水乡。其实说到底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
陈凯歌希望能拍出祖国大好江山的美，“不管是千里坐小船离开家乡，还是他最初回到家乡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写和平。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机会。这种美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到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保家卫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所以我觉得只有用一定的笔墨去展现大好河山之美，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战争肯定是残酷的，但是此战是正义的战争，面对侵略，我们只能英勇奋战、保家卫国。”
电影是“大不真实小真实”
筹备《长津湖》时，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都看了大量和影片相关的历史资料，陈凯歌认为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一颗信号弹，升上了我们20世纪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陈凯歌曾听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前辈给他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我们当时特别喜欢《上甘岭》这样的电影，每一次看都非常激动，对我有很重大的影响。这些作品给了我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也获得了很大胜利的一场战争。我们不管看《英雄儿女》还是《上甘岭》，都强烈地感觉到志愿军在英勇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力量。”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已成为拍摄历史片的原则，《长津湖》在创作过程中要非常尊重历史，但是《长津湖》不是纪录片，所以也经过合理的艺术加工和虚构。
对于如何平衡历史和虚构之间的关系？陈凯歌表示，“都说电影是造梦的，梦即是不真实的，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真实，你就完不成造梦的任务，所以，艺术加工的内容，我称它为‘大不真实’。但同时所有细节以及具体内容处理都必须真实，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大不真实’，我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
陈凯歌强调，“大不真实”并不是要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说电影作为一种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传达理想化的内容，但是“小真实”也非常重要，“因为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识的东西，如果被违背就不好了，会比较难以让观众接受。”
《长津湖》在宏观视角和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有军事专家表示，《长津湖》是目前战术战备方面最为严谨的国产战争大片。影片也刻画了众多战场上真实细节与情感：很多战士没有子弹了，就拿着空枪往前冲；坦克下被碾压的战士让战友朝自己身边的炸药包开枪……每个镜头、每处细节，都尽力把观众代入长津湖战役的真实体验，感受当年的志愿军战士是如何不畏强敌、浴血苦战，最终达成以弱胜强的伟大胜利。
徐克导演表示，在看历史资料时，自己很震撼：“到了拍摄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双方的战略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会怎么去攻击、防守，怎么让观众体会到战争是什么样的？怎么能感受到当时的寒冷？怎么能感受到志愿军是在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条件下去打这场仗的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甚至，徐克想着自己应该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之地和演员谈剧本，“能更真实地感觉到战争与寒冷。”
有时候，一天只能拍到一个镜头
对于徐克和林超贤两位导演来说，拍摄《长津湖》最为麻烦的就是寒冷。徐克说：“在那种严寒之下，连讲话都很难顺利地讲，可是演员们既要讲对白，还要拍打仗的戏，地很滑，他们要爬上山坡……很难。有些场面要在大风雪里开战，风雪除了要靠自然之外，大部分要靠我们自己制造。风是大问题，因为范围很大，要把风制造出来足以吹起雪，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所以每次我们转变一个位置，要花很多人力跟时间去布置刮风工具，我们光是吹风组就有三队人，每队人都负责自己特殊的吹风方法。同时，雪也很重要，但也更难制造了。一种雪需要飘在空中，飘在背景，飘在人的脸上；另一种雪需要形成行军打仗的雪地。加上我们有很多动作戏，所以，如果雪地用了某种材料的话，就会很滑站不住……这些东西对我的拍摄来讲都是很大的考验。”
林超贤导演也表示，由于当年志愿军大部分是夜晚行军，所以在拍摄时大部分都是夜戏，加上严寒天气，对所有人的意志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半山民宅”那场激战戏，就拍了几个通宵，“我自己是很怕冷的，我之前拍《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多热都没关系，但是冷，对我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
除了天气严寒，剧组还经常赶上沙尘暴、冰雹、下雨，对拍摄来说真是“雪上加霜”，甚至影响到进度，林超贤说：“演员穿的军装，基于历史背景，不可以穿大袄或者很御寒的衣物。电影中有些场面会动用到1000个临时演员，这1000个临时演员的服装准备、御寒措施准备等等，也会花很多时间。此外，我们用的枪械已经算是‘古董’了，在那样的情况下，要这些枪械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射状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枪械就一直出现不配合、不听话的情况，又花了很多时间，导致现场的拍摄进度会慢很多。还有进场设置、场景表达、道具、放烟、放火、下雪等，有很多现场特效，又会很耽误时间。这部电影是我拍片以来最慢的，因为我每天能拍的内容是有限的，一天有时候可能只能拍到一个镜头，所有事都很复杂。”
尽管拍摄艰辛，但三位导演不约而同地表示，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值得的。林超贤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抗美援朝，《长津湖》则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到，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中国的军人骁勇善战，面对强大的美军，他们凭借战术和意志打赢了这场仗。所以这场仗对观众来说，应该是很想在大银幕上看到的一场胜仗，希望大家都能通过电影感受到我国军人的意志。”
对于英雄，陈凯歌认为“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样的英雄就是真的厉害”。
文/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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