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婿，蔡妮的爱人，原冶金工业部党组成员、顾问，原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负责人洪戈同志因病于2023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洪戈，原名王瑞平，1921年3月24日出生，河北乐亭人。1921年3月出生，1937年11月参加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党支部书记，杨家岭中央机关总支委秘书。抗战胜利后，历任晋察冀边区军工厂厂长，阜平金龙洞军工第四厂厂长，吉林省夹皮沟金矿局，吉林省非铁金属局任副局长、局长、东北有色金属局矿山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副院长、冶金部设计司副司长、基建总局副局长、冶金工业部党组成员、顾问，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负责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党组成员，1988年12月离休。中国金属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洪戈在1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乐亭农村。1933年洪戈回到在北平工作的父亲王思华的身边。先后在北平艺文、育英、温泉中学读书。期间，接受了父亲王思华和姨夫韩幼林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与进步同学李炎华 (李大钊次女) 、杨景起 (李葆华的表弟，地下党员) 的接触中，受进步思想影响，洪戈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参加罢课、上街游行等革命活动。由于王思华的名望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行为日益暴露， “七七”抗战后，中共地下党指示他即刻撤离北平。
洪戈的父亲王思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第三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最早翻译出版中国第一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解说》。1922年至1926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经济系，因与李大钊同乡好友，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赴法国里昂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着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应聘于北平大学和中法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左翼教授联盟。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王思华与侯外庐合作，继续翻译《资本论》。1936年6月，署名王慎铭、侯外庐的中国第一部《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由国际学社出版。为便于阅读和理解，王思华又撰写了《资本论解说》一书。“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积极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帮助进步学生去战区参加抗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沦陷，经山西省委 (当时叫工委) 及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葆华亲自安排下，于1937年9月奔走赴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员。他团结同志，努力工作，很受尊重，在学员中享有较高威望。新中国成立后，王思华建议成立中央统计局，统一领导全国统计工作。1952年国家统计局成立后，调任王思华做工业统计方面的领导工作。王思华曾组织编写了《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经验总结》，此为中国统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统计工作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洪戈同志的父亲：王思华
1937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洪戈即同继母李润诗及弟妹一行五人离开北平经天津，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在海上航行11天到达香港（因为战争形势，青岛、上海都不能停船）。在香港住了两天后，从刘清扬处拿了一封信后转经广州到了长沙，在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当时，办事处主任是徐特立。在长沙住了约一个月时间。此间，接到其父王思华的来信，介绍他买《统一战线》和《前线》杂志，还买到了斯诺写的《西北印象记》。这些刊物对洪戈帮助很大，使他了解到一些闻所未闻的革命历史，尤其是毛主席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让他进一步坚定了参加革命和入党的信念。
洪戈一行在长沙办完手续后，乘火车经武汉、郑州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是1938年1月份。在西安住了两三个星期，于2月初从办事处乘卡车去延安。车一进招待所即见到父亲来迎接，当时激动心情难以言表。第二天清早，按组织早已做好的安排，洪戈入陕北公学13队学习，改名王震。其间学习了马列主义、群众工作等课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来校做过报告。
同年3月，洪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教师有罗迈 (李维汉) 、罗瑞卿等人，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在成仿吾住的窑洞对面的石山洞里举行。
1938年5月，洪弋陕北公学毕业转入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第一期学习并担任学习小班长，中组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等亲自讲课。这次学习，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和担当。同年8月被他选入桥儿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他被分配在第28班，由于党校的特殊性，学员大都改名。他原本在陕北公学已改名王震，入校后又改名红戈，后写成洪戈。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洪戈同志在陕北公学毕业证书
洪戈1939年年底毕业留校，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后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兼脱产班党支部书记。1942年8月调到杨家岭中央机关，为李富春兼书记的总支委任秘书。参加了整风学习和工作全过程，1945年“七大”时参加了会务工作。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国经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洪戈的父亲王思华此时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参加了对陕北绥德专区的农村调查工作。1943年他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计委会副主任。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洪戈调离延安中央，派到晋察冀边区基层工作，先在宣化军工厂任副厂长，后迁移到阜平金龙洞军工第四厂任厂长。其父王思华此时已离开延安，到东北先后任辽西行署、辽北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后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局长。
1948年，洪戈先后调吉林省夹皮沟金矿局、吉林省非铁金属局 (后改名为有色金属局) 任副局长、局长。沈阳解放后，洪戈调任东北有色金属局矿山处处长，在主持恢复、改造、重建有色金属矿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冬，洪戈经李富春和蔡畅介绍，与革命后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女儿蔡妮结为伉俪。
洪戈同志的岳父母：蔡和森、向警予
蔡和森 (1895-1931年)，向警予（1895-1928），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是由他们最先提出的。1928年5月向警予在武汉英勇就义。三年后，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新中国成立后，洪戈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底回国，先后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副院长、冶金部设计司副司长、基建总局副局长、冶金工业部顾问、党组成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党组成员。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国务院国资委有色金属离退休干部局专门请洪戈做了一次网上视频党课。百岁洪戈在视频中说：
“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历万险，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四五”开启新征程，尤须大力发扬革命传统精神，乘风破浪，奋力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蔡和森、向警予及萧子升等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一起讨论对中国将来再改造的问题。蔡和森主张中国革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发动无产阶级战争，他表示，我们走这个道路就要建立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8月份和9月份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要发动无产阶级战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先后回了两封信，中心意思讲“你这两封信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全部同意蔡和森的主张。中央开过多次的会议纪念蔡和森、向警予，作为蔡和森的家属，我们都去接受了教育。作为革命先烈的后代，我们就要传承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身体力行，坚持真理。”
视频党课中的百岁洪戈
“我生于1921年3月，与党的生日同年，童年生活在农村，经过了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直到新时代几个历史阶段。受时代革命思潮影响，从一个朴素的抗日救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热血青年，到延安后，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为一名自觉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在思想理论上理解、坚信了“资本主义丧钟就要敲响了”马克思的这一英明论断！坚信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理预言，从而坚定了革命信念。
“通过对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的学习，还通过整风学习，生产劳动，进而坚持毛主席1938年在我陕公毕业证书上写的“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的校训，使我深刻认识到，必须下到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虚心学习，才能使所学理论真正成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因此立下了甘当小学生的决心，到基层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磨练，这成为我历次工作变动中的主导思想，在几次分配工作中都表达了到基层锻炼的意愿。”
洪戈参加1956年1月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
“从1945年11月到晋察冀宣化军工厂，是我下基层的开始，到1988年离休，(实际工作是到1990年6月) 在此期间实际工作了45年，主要是从事金属矿山（包括有色和黑色金属矿山）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自以为欣慰的较突出的是：
一是亲自倡议并尽力争取了1990年5月国际第十四次世界采矿大会在中国北京胜利召开，学习了世界矿山先进经验，提高了国家声望。开幕大会上时任总理李鹏同志讲了话，我代表中国组委会，西札克代表国际组委会在大会上发言，当晚，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席了宴会，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融洽。大会结束时，国际组委会举行的第67次会议中说“洪戈先生（中国）提交了一份关于第十四次世界采矿大会的报告，得到委员们一致鼓掌通过，委员们一致同意将这份报告广为散发，并在刊物上发表，委员们对中国组委会，特别是洪戈先生为大会的成功所做出的杰出组织工作表示赞赏，委员们认为这次大会所取得的经验应该用于今后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国组委会名誉主席高扬文和叶志强、邱纯甫同志也在证明信上说:“他（指洪戈）80年代倡议并争取了这次世界采矿大会在北京召开，1990年在不利的国际形势下，他虽已离休，但还组织了这次规模最大，盛况空前的获得圆满成功的大会，获得了中外好评，提高了我国的声望”。
第二，亲自领导了宣化军工厂到内地阜平金龙洞的搬迁和建设新厂的工作，当时两位有多年军工丰富经验的老厂长因工作急需已另调工作，搬迁和到阜平内地建新厂的任务，就落到我这个刚来不到两年的副厂长身上，但我还是依靠党组织和大批熟练的老工人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搬迁和建新厂任务，生产出炮弹支援了前方。
百岁洪戈熟练操作手机、电脑
“我已百岁高龄，趁我头脑现在还清醒，还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呢？由于我与党同岁，想来想去还是做个历史回忆，我们要牢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谈到妻子蔡妮，洪戈曾说她是陪伴自己60余载的革命伴侣，是位坚强的女性。
蔡妮，1922年4月出生在上海。由于革命的需要，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出生仅4个月就由母亲向警予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弟弟蔡博接受母爱时间更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
2007年，蔡妮在浙江北路118号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
1923年秋，蔡妮的祖母葛健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带回了小外孙女李特特 (蔡畅、李富春的女儿) 。葛健豪归国后，与李特特在上海蔡和森、向警予处仅作短暂停留，就回湖南居住于长沙天茂花园。不久，又搬到颜子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里，既是她的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地点。从此，蔡家以葛健豪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与大姑妈蔡庆熙、表姐刘昂 (蔡庆熙的女儿) 等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 (外婆) 是灵魂，大姑妈是顶梁柱，表姐是3个小不点儿的带头羊。向警予、蔡畅偶尔回家时，孩子们便一拥而上，都能分辨出自己的妈妈；可蔡和森、李富春回来后，孩子们却不知哪个是自己的爸爸了，跑上前去都喊“爸爸”。祖母 (外婆) 帮孙辈们从脸型上进行区分：蔡妮、蔡博的爸爸蔡和森是“长爸爸”，特特的爸爸李富春是“圆爸爸”。
蔡妮蔡博和母亲唯一的合影（后排左一向警予、前排左一蔡博左二蔡妮）
1925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行者还有向警予的秘书李一纯。李一纯原名崇英，湖南长沙人，1899年出生，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跟随向警予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27年4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来长沙看望了蔡家父母及孩子们。这是向警予最后一次与蔡家亲人相聚，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就是蔡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历史纪念。
向警予走后，蔡妮对于母亲的思念日益加深，此后他们曾接到她从武汉寄来的信。向警予在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一年后，向警予在武汉就义。
1927年以后的革命逐渐地走入低潮，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
好在祖母葛健豪足够的坚强，作为近代史上的奇女子，葛健豪总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给了这些孩子们足够的安慰和护佑，此后的日子里，蔡妮继续和祖母、姑妈相依为命。
为了避免被敌人“斩草除根”，葛健豪带着全家老少回到老家双峰永丰居住生活。1928年春节刚过，她安排丈夫蔡蓉峰和长女蔡庆熙及孙子蔡博留在老家，自己则带着外孙女刘昂、李特特和孙女蔡妮辗转武汉、上海，为儿女们掩护革命。
来到上海后，蔡妮见到了父亲蔡和森，以及从事地下工作的姑妈蔡畅。
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蔡和森、蔡畅兄妹俩都是“六大”代表，他们准备将蔡妮带去莫斯科。葛健豪只好又带着刘昂、李特特重返家乡。
后来蔡妮才知道，父亲蔡和森这次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到莫斯科治病，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蔡妮那时不知道父亲在党内是什么角色，只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蔡和森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人家请他参观课堂，所有的学员一见到他都站了起来。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非常关心革命先烈和在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子女成长，陆续派人将他们从乡下接出，护送去苏联学习。在苏联的生活，蔡妮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大多都和她一样，来自革命者的家庭，父母为了革命事业奔波，而孩子只能独自来到这寒冷的异国他乡。
那时候由于蔡和森经常在苏联，所以也会常常地来看蔡妮，每次来蔡和森都会给孩子们带各种爱吃的零食。当时儿童院的孩子都缺少父爱和母爱，不管是谁的父母，只要有大人来看望，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
1930年的一天，蔡和森一个人来看蔡妮，这一次蔡和森即将回祖国去，这是特意来和蔡妮告别，并专门与儿童院主任打过招呼，将孩子长期留在这里请他们照看。
蔡和森没有给女儿留下太多贵重的礼物，只把他的一张照片送做纪念。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蔡妮不禁流下了眼泪。但是，蔡妮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蔡妮到达苏联后的第二年春，父亲蔡和森因工作之需匆匆回国。1931年8月，时任中共广东书记蔡和森在广州牺牲。两年后，年仅11岁的蔡妮从李立三那里得知这一噩耗。
1933年夏天，儿童院组织孩子们到位于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度假，住在古尔祖夫的一个少先队夏令营营地。古尔祖夫有许多疗养院，其中有一所老布尔什维克休养院，是值得孩子们参观拜访的地方。有一天,大家都去了那里，蔡妮正好轮到值日，被安排在厨房帮厨，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在疗养院，蔡妮的同学们在那里偶然见到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个叫李明，即李立三。他们告诉李立三说：“我们这里也有一位小女孩是中国人。”
当李立三得知这个女孩姓蔡时，兴奋地告诉蔡妮的同学，说他认识蔡妮父亲，并且让同学转告蔡妮说要见她。
在和李立三见面的时候，蔡妮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消息：母亲向警予和父亲蔡和森都已牺牲。
这个消息对于蔡妮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父亲的去世，让身在异国他乡的蔡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回忆着和父亲相处的画面，蔡妮的脑海中满是父亲离开当天的情景，她实在无法接受，当初的挥手，竟会成为此生的永别。
这一年，蔡妮年仅11岁。
成长于这样的一个革命之家，这样的痛苦，是她必须要承担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革命，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人谋幸福，其中的痛苦，绝非寻常人可以体会的。
如今父亲和母亲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蔡妮对于父母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对于父母所从事的事业，蔡妮也是一知半解。
直到1935年蔡妮在苏联第一儿童院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同学瞿独伊的相册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位妇女，照片下面有一行题字：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后来，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阿姨告诉蔡妮，这就是你的妈妈。
蔡妮听到后有一些吃惊，她反复地看着照片，照片中的妈妈既熟悉又有些陌生，后来蔡妮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看到一本俄文杂志上刊登了两篇李立三的文章，一篇写的是父亲蔡和森，一篇写的是母亲向警予。
直到这时候蔡妮才知道了父母的革命业绩，知道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至此蔡妮对于父母，于怀念中，又生出了几分崇敬和理解。
从此这本名叫《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小册子，就成了蔡妮随身携带的宝贝，就算是睡觉，她都要将它放在枕头下面。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看望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的蔡妮（左三）蔡博（左四）蔡转（右一）李特特（左一）
这时，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根据地以后，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孩子渐渐多了起来。
1938年，蔡妮的姑姑蔡畅带来了一批中国孩子，蔡妮也是在久别数年之后，再一次见到至亲，她紧紧地抱着姑妈，哭成了一个泪人。
这次跟随蔡畅一起来到莫斯科的孩子有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还有蔡妮的妹妹蔡转。
过了一段时间，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也到了莫斯科。1939年，蔡妮的弟弟蔡博也被毛泽民送到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莫尼诺里的中国孩子还有许多，毛岸英、毛岸青、刘允斌、刘爱琴等等。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和祖国、和亲人的联系也渐渐多起来，来苏联的中共领导人也都要抽出时间看望这些孩子。
蔡妮清楚记得，30年代末蔡畅还专门为这些孩子做过报告，讲述日本侵略者如何惨无人道地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杀害中国儿童，而中国人民是如何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但是让蔡妮最难忘的是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的一次相聚。1939年冬天，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他和邓颖超一起来看望儿童院的孩子们。
这次会面对蔡妮的影响很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和力带给了她非常强的感动，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上，蔡妮似乎看到父母影子。
一般来说，人们听到国际儿童院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还在遭流放、监禁，都以为这里的孩子会是一副抑郁寡欢、泪眼涟涟的样子。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这些在苏联的孩子，受到苏联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得他们暂时遗忘了以往的痛苦，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蔡妮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左）、毛岸青（中）在莫斯科合影
在苏联，蔡妮学习非常的刻苦，而且很会照顾人，在同龄的孩子里非常的受欢迎。1939年，蔡妮和毛岸英作为中国儿童的代表一起到白俄罗斯的城市戈梅利，应邀参加那里的一个活动。在那里，毛岸英代表儿童院的孩子做了发言，他用中文讲演，由蔡妮担任翻译。
但是，这样平静的生活，随着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彻底地结束了。法西斯战车轰隆隆的履带下，无数的苏联人流离失所。当时伊万诺沃的医院都变成了救治前线伤员的战地医院，儿童院里高年级的学生晚上都自愿到医院去照顾伤员。
蔡妮他们还参加了挖战壕、挖防空洞的工作，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等，那时候蔡妮正在伊万诺沃市的一所医学院学习。当时缺粮、少煤、无衣穿，食品都凭证限量供应，大家都忍饥挨饿，一天只吃一顿饭，宿舍里的暖气片四年都是冷冰冰的。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觉得有多苦，因为这比起在前线那些随时冒着生命危险流血牺牲的战士们来，他们的处境好得多。
儿童院的一些学生也报名自愿去了前线，其中有17人英勇牺牲。他们为了苏联、为了和平和进步，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了儿童院的墙上，以便让新一代的儿童院的孩子们能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怀念他们，并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正在莫斯科不远的蔡妮，转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与生活。这里，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赵世炎的儿子赵亚夫、赵施格，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等，还有世界许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子女。
战时的贫困、饥饿始终伴随着蔡妮。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能每天吃到一次学校提供的午饭。而这样的午饭也不过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为了能吃饱，她常要卖掉衣服去换黑面包和黄油，还时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没有鞋子的时候，就穿上共产国际发的那双木鞋。伊万诺沃市太冷，连晚上睡觉都要穿着衣服、戴着头巾。
在苏联最使蔡妮难忘的一天，就是卫国战争胜利日，蔡妮曾多次津津乐道地这样回忆过去：
“那是值得永远牢记的伟大节日。5月9日那天，伊万诺沃市所有人都走上街头和广场，我们见到那么多幸福的目光和微笑。素昧平生的人们相互拥抱和亲吻，军人们在人们的‘乌拉’声中被抛向空中。扩音器中传出音乐，人们像孩子一样欢乐地跳舞，到处可以听到歌声。”
蔡妮在苏联度过了24个春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她深深地爱上了苏联，爱这个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蔡妮对留苏生活仍记忆犹新。她说：“苏联是我成长的第二故乡，但我的事业和根还是在我们的祖国——中国。”
1953年11月，蔡妮与同去苏联学习的爱人洪戈一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因为父母早在战争年代就壮烈牺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亲人是姑妈蔡畅和姑父李富春。当蔡妮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时，姑父与姑母对她赠言：“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在北京儿童医院当了3年多的儿科医生后，组织上于1957年把她调到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论医治病，蔡妮非常称职，但当医生得给病人书写病历，因她从小送到苏联，已不善写中文。于是，她向组织提出要求，请求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或去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医院因工作需要，不肯放她走。
2005年，蔡和森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洪戈（左5）受邀参加。2005年，蔡和森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妮（左6）洪戈（左5）受邀参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蔡妮离开医院，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当了一名俄语教授。她的俄语与她的医学一样，功底很深。她在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时，就与毛岸英代表中国儿童出席在白俄罗斯首府召开的国际儿童会议，毛岸英用中文讲演，由她作俄语翻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她还在伊万诺沃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修过俄罗斯历史。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蔡妮，以一口流畅动听的俄语，主讲俄罗斯概况及历史，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欢迎。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蔡妮多次接受由俄罗斯总统签发、俄驻华大使亲自向其颁发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老战士勋章。
2012年6月7日上午10时58分，蔡妮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0岁。6月13日上午，蔡妮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在肃穆庄严的告别大厅，蔡妮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礼堂两侧摆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双峰县县委、双峰县人民政府、溆浦县县委、溆浦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和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蔡妮生前的亲朋好友敬献的花圈。
回首蔡妮的一生，无论是做医生救死扶伤，还是当老师教书育人，蔡妮都做到了当初姑妈蔡畅的嘱咐：为人民服务。在蔡妮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独属于革命家庭的那种特殊的印记，苦难没有摧毁他们的生活，反而给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父辈的功绩，没有成为他们的敲门砖，而是成为了他们做人做事的标准和要求。
这不仅仅是一个百年政党党员的信仰，也是一代人精神的沉淀，更是整个社会，最好的一种传承。
如今，洪戈蔡妮的家中依然悬挂着两人的金婚纪念照片，在孩子们的心中，红色精神将伴随他们一生，并成为生命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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