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留下最多个人意见的帝王。(示意图／学堂)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留下最多个人意见的帝王。各种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有时用满文写，有时用汉文写。
满文才是他的母语，汉文是他后来学习的，所以在运用汉文时格外简洁直白，不啰嗦、不废话，更没有什么客套装饰。不论是康熙皇帝亲笔御批，或是别人帮他誊抄过的，光从语气上就很容易判断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见。
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书名叫做"Emperor of China" ，书中写的中国皇帝就是康熙，而此书最奇特之处在于使用了第一人称，从头到尾都是「我」。
这个「我」是史景迁吗？不是，是康熙皇帝。那么这本书是小说吗？不然怎么能复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称来写？史景迁又不是康熙皇帝，从史学角度看，他怎么能写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称叙述的书？
一般状况下是不能的，但史景迁的记录凸显了从史学和史料学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独特之处。几乎书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确确有着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称留下来的史料作为根据，不是出于史景迁的臆测或想像虚构。史景迁所做的，是将这些庞杂丰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进行分类统整。
书的第一章是「游」，主要讲游猎，在皇帝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要维持从东北来的民族风格，也和军事训练、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第二章接着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实质进行统治， 和大臣如何具体互动。到最后一章，则探索并呈现他和诸多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就联系到皇位与权力的继承问题。
很难找到多少历史人物，更不用说帝王，能够如此用第一人称来呈现，清楚显示出康熙皇帝的相关史料多么丰富。而如此贴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说服力地让我们看到，他对于知识具有真挚的热忱，对于圣贤学问的兴趣远高于教他的那些儒生讲官们。
这件事对清朝的统治很重要，扩大来看，对中国士人的传统也很重要。自宋朝建立起来的近世政治观念，核心精神是区分「政统」与「道统」，皇帝与王朝继承「政统」，士人则担负「道统」。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别的，就是「政统」承认需要有「道统」的支撑与协助，才能构成合法、完整的统治机制。
然而到了明朝，「政统」与「道统」之间陷入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士节」的价值观仍在， 士人普遍有着「道统」的信念，然而皇帝那边的「政统」却不只轻忽「道统」，而且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将「政统」抬得高高在上，「道统」地位相对低落。于是原本认定应该由「道统」来辅佐、甚至指引「政统」的信念便无法落实。
到了康熙朝，产生了「道统」和「政统」间的进一步扭曲──「内圣」与「外王」的两个范畴在康熙皇帝身上集成了。原本应藉由掌握圣贤知识以代表「道统」，可以在「内圣」范畴中超越皇帝、指导皇帝的读书人，却在康熙皇帝面前明显被比了下去。
在「政统」的权力面，他们当然比不上皇帝；而现在麻烦的是，连在「道统」的知识与实践上，他们也不如皇帝。皇帝对于圣贤知识的看重程度高于这些士人，进而皇帝对于这些圣贤知识的理解，也高于本来该当他老师的人。皇帝解说朱注，讲官只能静默聆听，不能置一词，师生关系明显逆转，变成「政统」和「道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皇帝那里。
不可思议的旺盛精力与好奇心
康熙皇帝拥有不可思议的旺盛精力。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实质上成为皇帝的天文老师。皇帝关切的不是历法，而是订定历法的道理。和从西方来的这些耶稣会修士来往，康熙皇帝进一步取得了关于世界地理的认知，更耗费十年时间，实测全中国六百四十多处的经纬数据，完成了中国最早的经纬度地图《皇舆全览图》。在康熙朝的上谕中也提到过经纬度， 有用经纬度标示中国领土的记录。
康熙皇帝还有数学老师，那是梅文鼎。《清史稿．梅文鼎传》中记录，他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北京，去拜访出事之前在皇帝面前当红的李光地。梅文鼎告诉李光地，历法、历学在本朝已有很大的进展，但一般读经书的儒生对这方面都没有概念，所以他特别写了一本相当于历学入门介绍的书。这部书叫做《历学疑问》，共三卷。
后来李光地随康熙皇帝离京，到了德州，热爱知识的皇帝跟老师要书看，李光地也没带别的书，就将自己正在读的《历学疑问》交了出去。皇帝一看书名觉得很有趣，便说：「我平常就对历学有兴趣，可以帮你看看这是不是一本好书。」表示皇帝知道李光地在历学上的程度是远不及自己的。
两天之后，皇帝有了评断，他告诉李光地，这位作者用力很深，论点还算公允，要将书先带在身边，回宫中仔细读。到第二年春天，又是南巡时，皇帝把仔细读完的书还给李光地，上面有圈点涂抹和签贴批语。李光地问：这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或缺点？皇帝的意见是：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有些算式不完整。原来梅文鼎这本书并未按照自己原先构想的写完，竟被皇帝看了出来。
梅文鼎的家学传到孙子梅瑴成，皇帝就让梅瑴成进入内廷学习，特别研究「借根方」法， 也就是西方的代数。《清史稿．梅瑴成传》中提到，康熙皇帝曾交给梅瑴成一本书，要他研究， 说那本书西方人命名为「阿尔热八达」（就是algebra「代数」），此字的原意指的是「东来之法」。所以这是西方人从东方学习去的，现在又传回东方。
由此可知，康熙皇帝在中国数学的发展上，也有他一定的影响。
他精力旺盛，不只在「文」的方面大有成就，也有在「武」的方面的频繁活动。前面提到史景迁的书，开头第一章就集中在「武」的部分，每年巡狩外，还不时视察、监督满洲亲贵们在军事上的整备状态。而且他的狩猎活动不是表面仪式，曾经多次遭逢真实的危险，显见他追求新奇冒险的性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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