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王礼民（山东菏泽）
近日听济南广播电台播送百封 红色家书，深为共产党员、革命先烈和投身于革命的仁人志士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大无畏”，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不怕，包括牺牲最可宝贵的生命”。正如词典上所说，这是一种“英雄气概”。
人是血肉之躯，能够感受到痛苦、愉悦、酸甜苦辣、爱恨情仇。从人本性而言，人天生是“有所畏”的。有人说，人一降生，第一声啼哭就是对来到人世间经受痛苦的第一反应。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我的小外孙女刚一降生下来，护士给她洗澡，刚放进水中，她的第一感觉可能就是不够安全而“有所畏”，于是，便迅速伸出小手将护士的手紧紧抓住不松开，乐的在场的我们笑出了声。
怕，是人的天性。幼儿园的小朋友打预防针，没有几个不是“哇哇”哭叫的。这是怕“疼”的表现。人除了“怕疼”，还有更多的“怕”。吃药怕苦，吃菜怕辣，干活怕累，以及怕风怕雨、怕冷怕热、怕吵怕闹、怕天怕地、怕人怕鬼、怕老师、怕领导、怕孤独、怕寂寞、怕困难、怕天灾人祸，等等等等。
人随着成长，对“怕”有了不同的承受能力，因此也就有了“怕”与“不怕”、“畏”与“无畏”之分野。“怕”“畏”就不说了。那么，在所有的“无畏”中，人也不是一概而论的。还是有“小无畏”与“大无畏”的区分。怕不怕死无疑成为“大、小无畏”的界点。中国有句名言“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事实证明还真是这样。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足以彰显出“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英雄气概。需要说明一下，这里说的“中国人”，应该是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是某个个体。如果具体到某个个人而言，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怕死鬼”又岂在少数。
我不是一个“大无畏”者。有时候甚至连“小无畏”也做不到。小时候似乎没有享受过打防疫针的各种福利待遇，但因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还是多少打过针的。每次打针，虽不致于像有些小朋友般大哭大叫，但，眉头紧锁，龇牙咧嘴，头扭向一边不敢直视的举止表现也足够叫“大无畏”者鄙视的。我似乎比别人更怕疼。7、8岁的时候，腿部生疮，几处溃烂，在乡野医生的医治中，我无法做到像关羽关老爷刮骨疗毒时的镇定自若，即使母亲给我买来爱吃的螺丝糖填进我的嘴里，依然没能止住我的哭叫声和那“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怯懦。
如果说以前怕疼是因为年龄小，可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有些瞧不起自己。
那是在我参加工作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之后，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连续多天服药不顶用，到了医院，大夫一定要我打青霉素，我只好硬着头皮遵从医嘱。护士问我：“以前打过青霉素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先得做个皮试。”我点点头。她拿来一根小小的针管，在我的手腕处的皮下轻轻注入了一点药水，顿时，我简直疼的要喊出声来。那种如黄蜂蛰了般的疼痛令我几乎不能忍受。要不是怕被年轻漂亮的女护士瞧不起和被附近打着点滴的病人们笑话，我差点掉下眼泪来。女护士注射后说：“不要用手摸，过一刻钟我过来检查看过不过敏。”女护士走了，我的脑海却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打这么一点都这么疼，等到注射时还不知该疼的怎样，据说要打好几天呢？还是回去多吃点药吧。”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我知疼而退，怕疼而逃，连护士、大夫也没告诉一声就悄悄地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后来闲聊中说给朋友听，几位女同事笑的喘不过气来。她们说，其实，打青霉素时并没有做皮试疼。她们还不无嘲讽地说：“你要是在战争年代被敌人俘虏了肯定是个叛徒，敌人一举皮鞭，你还不得连连告饶,别打，我招、我招。”我说：“那可未必，真正到了紧要关头，咱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这当然是玩笑，但我以为，人一旦有了坚定的信仰，往往才可成为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者。“畏与无畏”是有信念和精神做支撑的。在特定时代、特殊的战争环境，“忍看朋辈成新鬼”，“我辈岂是蓬蒿人”。有了追求真理的信念和精神力量做后盾，人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立场、原则、观念上，我一向还是很坚定的，不屈不挠、宁折不弯、绝不屈膝。正因如此性格，一生在工作中也是吃过亏的，但我从不后悔。
在上个世纪6,70年代，曾经提倡过共产党员要具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其实，我以为，只要有第一个不怕杀头就足够了。只要不怕杀头，还有什么比杀头更值得可怕的呢？只要有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及“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英雄气概，其他有何足挂齿呢？
在我的人生中，最令我感佩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文天祥、谭嗣同、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夏明翰、恽代英、闻一多、董存瑞、刘胡兰……他们的都是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大写的人，永远成为我的榜样。
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但不是所有不怕死的人都能称得上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明朝大太监刘瑾欺君罔上，祸乱朝政被处凌迟，身被刀割三千多刀不叫一声算不得“大无畏”；鲁迅笔下的阿q至死糊里糊涂被推上断头台却喊出“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算不得“大无畏”；汉奸强盗被处死前的“老子已经活够本了”的叫喊也算不得“大无畏”。他们的表演掩盖不了他们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虚伪懦弱。即使他们中的有些人真的不怕死，也只能说明他们的死硬与顽固，绝望与无奈，和“大无畏”挂不上一丝一缕的关系。只有明明可以避祸出走而非要留在家中“竟日不出，坐以待捕”，称“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的谭嗣同；因叛徒出卖被捕，不畏利诱和酷刑，临死之前镇定自若，在刑场气定神闲地说道：“此地甚好”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和同样英勇、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以及在电台播放的“百名红色家书”中的每一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才可配得上“大无畏”的光荣称号。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中写道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他们，才可配得上“大无畏”的英雄称号。
我敬佩“大无畏”的仁人志士，更敬佩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奋斗的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没有他们的“大无畏”，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我衷心祝愿他们永垂不朽，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21.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