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冯骥才先生八十岁生辰听他说说他与他的《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从课本中走出来的冯骥才?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从课本中走出来的冯骥才(我的清明上河图)

从课本中走出来的冯骥才

今天是冯骥才先生八十岁生辰。听他说说他与他的《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与我纠结了几十年的一幅画,是世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图》。我是画山水出身,初识它时却给我以强大的震撼。一个画家居然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古今中外惟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而且这幅画无比的庞博和深厚,精确和传神,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都收入画中!现在想来,我对它的痴迷与我对民俗兴趣的潜质分不开。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要临摹好《清明上河图》必需读懂原作,但原作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去看,并把认识到的一些细节记在小本上,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在案上,对照印刷品来摹写。可是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那时信息不通,更没网络,无法获知何时展出。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最初临摹《清明上河图》是失败的。我以为自己习画是从宋人院体画入手,临摹这幅画不会太难。但动手临摹才知道,除去画中的山石、树木和流水我画过,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事项和生活物品,都从未画过。不知道画法,很难下手。而张择端的笔法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灵活现,在旁人的画中不曾见过。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颇含韵致,仿效起来更难。

然而,我天性喜欢面对挑战,临摹此图时,偏偏选择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这些人物挤在一起,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这一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画过了虹桥这一段,便搁下笔,一时有被此画打败之感。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我从事的仿古工作被迫停止,天天闲着,有大把的时间,可用来临摹这幅绘画史上的巨制。

我先做好充分准备。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敷以素绢;待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可是我没有张择端用的那种秃笔怎么办?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毛笔锋毫的虚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我还对《清明上河图》中的各种技法悉心揣摩,先要另纸练习,直到有了把握,才敢上手临摹。这样,始自卷尾,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一起穿街入巷,游逛百店,与往来行人摩肩擦背,推推搡搡;待走出城门,徜徉在人群中,自我感觉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时,忽然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对作家心怀神秘和景仰,遂将正在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把画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的在计划经济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再要了。”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已到了天堂。

艺术的动力常常是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和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染匀,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晾绢。那条绢有五米多长,便折来折去地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游走”。此时的我,对这幅画临摹得正是得心应手,动笔画起来很流畅,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画随我一起逃过一劫,与我是一般寻常的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心里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中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她家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做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之所至,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用年轻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又失去“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画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何况临摹《清明上河图》又是一项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

我想说,受骗多半源自一种信任或感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并没有人拿走,还在我身上。而且,还有这未完成的小半卷的《清明上河图》,藏于画室,自我见证。(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