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冯骥才先生八十岁生辰听他说说他与他的《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从课本中走出来的冯骥才?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从课本中走出来的冯骥才
今天是冯骥才先生八十岁生辰。听他说说他与他的《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与我纠结了几十年的一幅画，是世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图》。我是画山水出身，初识它时却给我以强大的震撼。一个画家居然敢于把一个城市画下来，古今中外惟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而且这幅画无比的庞博和深厚，精确和传神，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都收入画中！现在想来，我对它的痴迷与我对民俗兴趣的潜质分不开。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要临摹好《清明上河图》必需读懂原作，但原作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去看，并把认识到的一些细节记在小本上，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在案上，对照印刷品来摹写。可是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那时信息不通，更没网络，无法获知何时展出。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最初临摹《清明上河图》是失败的。我以为自己习画是从宋人院体画入手，临摹这幅画不会太难。但动手临摹才知道，除去画中的山石、树木和流水我画过，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事项和生活物品，都从未画过。不知道画法，很难下手。而张择端的笔法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灵活现，在旁人的画中不曾见过。画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颇含韵致，仿效起来更难。
然而，我天性喜欢面对挑战，临摹此图时，偏偏选择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这些人物挤在一起，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这一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画过了虹桥这一段，便搁下笔，一时有被此画打败之感。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我从事的仿古工作被迫停止，天天闲着，有大把的时间，可用来临摹这幅绘画史上的巨制。
我先做好充分准备。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敷以素绢；待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可是我没有张择端用的那种秃笔怎么办？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毛笔锋毫的虚尖，这种人造秃笔画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我还对《清明上河图》中的各种技法悉心揣摩，先要另纸练习，直到有了把握，才敢上手临摹。这样，始自卷尾，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画愈顺，感觉自己的画笔随同张择端一起穿街入巷，游逛百店，与往来行人摩肩擦背，推推搡搡；待走出城门，徜徉在人群中，自我感觉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时，忽然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对作家心怀神秘和景仰，遂将正在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把画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的在计划经济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再要了。”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已到了天堂。
艺术的动力常常是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和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染匀，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晾绢。那条绢有五米多长，便折来折去地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游走”。此时的我，对这幅画临摹得正是得心应手，动笔画起来很流畅，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画随我一起逃过一劫，与我是一般寻常的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位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心里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中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她家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相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做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之所至，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用年轻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又失去“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画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何况临摹《清明上河图》又是一项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
我想说，受骗多半源自一种信任或感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并没有人拿走，还在我身上。而且，还有这未完成的小半卷的《清明上河图》，藏于画室，自我见证。（冯骥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