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影视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平民百姓上京城告御状，或是在皇帝出巡途中拦驾告状的情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思维：古代百姓如果在当地官府不能申冤，就可以到京城告御状。
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中国历代王朝中，似乎只有明太祖朱元璋时期，鼓励百姓上京城揭发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且朝廷还给路费。但这属于特殊情况，就是朱元璋在位时，也没有维持多久。
这里以清代为例，来了解一下告御状的难度有多么不切实际。
清代刑法制度上的基本原则按照制度，各省的府、州、县如果发生刑案，一律要到所在地衙门报案。也就说，原告只能在所在的府、州、县衙门提起诉讼。
衙门接到诉状后，要初步判断是属于一般的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是民事案件大多采取沟通协调的办法，也很少会升堂问案，只在二堂处理。
如果是刑事案件，则要升堂问案，原告和被告都要到场，有关本案的嫌疑人员也要派出衙役拘捕到堂。知县、知州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即可将人犯羁押在衙门大牢。
一旦案情审定，那么州县衙门就要将案卷上交到府，知府经过审核后，再上交臬司衙门（按察司）。清代对刑法的管理十分严格，普天之下只有皇帝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实际上，地方督抚的司法权极其有限，徒刑以上都要上报刑部，没有自主权。
封建时代讲究等级制度，平民百姓告状需要逐级诉讼，比如一个县百姓遇到刑案，只能在当地县衙提起诉讼，如果越过县衙到上级的府衙报案，那么不管有理没理，都先要挨上一顿杀威棒。
只有在县衙断案不公或者觉得不满意的时候，才能向府衙提出重审的请求。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因为清代时，平民百姓打官司则意味着要倾家荡产，搞不好还要家破人亡。
俗话说“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清代的州县衙门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吏，以及六班衙役们，就像一帮吸血鬼一样，他们就是靠这些手段发财的。所谓的吃完原告吃被告，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家常便饭。到了晚清时期，到衙门打官司拼的就是银子，谁家有银子，官司就能赢。
因此，清代时平民百姓要是遇到不太大的民事或刑事案件，都不愿意到官府去打官司，而是请宗族的族长出面，在祠堂里就把事情给了了。
什么情况才会告御状平民百姓告御状，都是涉及到人命关天的冤案。这样的案件往往也是从县衙告到府衙再到巡抚衙门，最终都不能洗涮冤情的。那么，最后就只有告御状这一条路了。
告御状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到皇帝跟前告状，其实这种看法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历朝历代都有告御状的事情发生，历代王朝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措施。
清代同样也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地方百姓按程序逐级上告，但仍然不服审理或有冤情，可以到京城上告。但这并不是说要到皇帝面前去理论，而是按照程序将诉状交给通政司，然后由通政司转交都察院。
都察院接到诉状后，要仔细审核案情的所有细节，如果上告属实，则要移交刑部，案情严重的则要交三法司会审。如果是一般的冤案，刑部要将案卷重新打回巡抚衙门，要求重新审理。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让巡抚衙门重新审理，但这个性质又不一样，巡抚衙门必须要按照刑部的指示重新取证，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平民百姓到京城告御状，大概率是不会惊动皇帝，除非案件会涉及到地方官员贪腐、渎职，甚至是上下联手有意制造冤案。对于这样的案件，那么皇帝则会派出钦差大臣查实，但基本上也不会面见告御状的平民百姓。
当然了，平民百姓很多都不识字，更不懂得《大清律例》上所写的法律知识，而且很多人连上京的路费都拿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如果正好遇到皇帝出巡，那么就只能不顾死活拦驾告御状了。
拦驾告御状绝对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皇帝出巡一般都有数千人的警备队伍，打前站的就是最精锐的前锋营，皇帝御驾数十里内，一般人是无法靠近的。除非是皇帝有意体察民情，否则状纸绝难上交御前。
比如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二次南巡北返，途中就有两个河南百姓告御状，乾隆这次也算开恩，亲自接见了这两个人，并了解他们的冤情。
可是乾隆皇帝的处理方式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乾隆认为，小民的智慧不可靠，言语不可全信。如果百姓动不动就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
乾隆皇帝的处理意见是，百姓以下犯上，首先就要受到惩戒，即使有理也不行；而处理官员不可过重，因为严惩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助长百姓对抗官府的“刁风习气”。就这样，乾隆把这两个告御状的人又重新交给了当地官府审理。
由此可见，在清代平民百姓告御状是十分不靠谱的，在封建专制时代，百姓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岂能撼动官僚统治阶级。假如有，那么也是皇帝的一场政治作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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