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人阮章竞后人重回武乡“追寻历史足迹”
历史的车轮裹挟着尘埃呼啸而过，当一个人被时间的河流逐渐送上历史彼岸之后，他漫长的一生也就此隐去。提起山西文学，可能大多数人熟悉的是赵树理和他的“山药蛋派”，但是，另一位扎根太行山、下笔千言、满纸辉煌的革命诗人阮章竞，将他热血激昂的青春韶华也留在了这片多情的土地上。
60年前，他以俚歌故事《圈套》、歌剧《赤叶河》、叙事诗《漳河水》，成为中国诗歌进入新时代的代表作家。然而，作为解放区文学一位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除了这些诗作之外，公众对阮老的认识可能还是相当陌生的。
今年恰逢诗人、画家阮章竞（1914－2000）诞辰100周年。1月20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阮章竞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来自北京、广东、山西、内蒙古等地的专家、学者及诗人的亲朋故交汇聚在一起，共同追忆这位真正的诗人。
他一手执笔、一手执枪，为革命和人民放歌，为民族解放呐喊。他一生转战大半个中国，过太湖、越太行、进北京，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祖国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之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篇叙事诗《漳河水》、童话诗《金色的海螺》、长诗《白云鄂博交响曲》和《勘探者之歌》等作品至今仍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
在山西，《漳河水》中塑造的一个个人物依然活在人们心里，虽然时过境迁，但他们背后的社会变革活生生地留存在了诗歌之中。
2014年8月19日，应三晋都市报社、山西省社科院诗歌研究中心之邀，在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的大力支持下，革命诗人阮章竞后人重回“红色故里”武乡。当天，在诗人东林、马晋乾、朱鸿宾及武乡县政协高红旗副主席等人的陪同下，记者跟随阮老女儿阮援朝重回阮老生前的创作故地，开始追寻革命诗人的红色足迹。
在阮女士的回忆叙述和大量史料面前，我们渐渐走近了这一位才华横溢、英勇忠诚的革命战士，重回到那段激情澎湃、弥漫在炮火与硝烟中的太行山岁月。
南国诗人难忘太行父老
阮章竞，1914年出生于广东中山。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位忠诚勇敢的革命战士，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阮章竞一手执笔，一手持枪，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他先是在太湖一带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底北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此他在太行山战斗和工作了整整12个春秋。
1938年4月，阮章竞担任八路军太行山剧团团长和政治指导员，带领剧团开始了被称为“小长征”的徒步流动演出。这样的演出，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每每刚卸下行李，便收拾道具，布置现场，战士在山头放哨，剧团在山下演唱。特别是在敌占区演出，还要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残酷扫荡，阮章竞和剧团要随时面对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如今，在阮老诞辰100周年之际，再度走进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阮援朝女士惊喜地发现了一张太行山剧团演出之后的全体合影，但由于图片失真，她有些遗憾没能认出自己的父亲。馆长介绍说，这是从《八路军画册》里翻拍下来的，没有拍摄时间的记录。
“正是因为历史有这样的空白，所以我们更有责任去还原历史的面貌。现在有学者提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觉得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视历史为宗教的人。牺牲了那么多人，不能让他们白白逝去，应该将他们记录下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阮女士用手轻轻抚摸着照片，缓缓说道。
1939年，阮章竞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领剧团随军转战各地。在百团大战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正是由于他的准确判断，带领团员们拼死爬山，剧团才得以突出重围，化险为夷。
在风云激荡、戎马倥偬的战斗中，阮章竞从未失其热烈、执著的诗人本色。对他来说，创作就是战斗，一支永不放下的笔就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它燃烧着，在暗夜中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这次在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中，我还看到了父亲的两部著作，是写于1942年反扫荡中的《未熟的庄稼》和1943年的小歌剧《比赛》。”阮女士说，在当时文盲居多的历史环境下，父亲尝试用有韵律的诗歌来写戏剧，适应中国农村百姓喜欢唱戏和韵白的传统，克服外来话剧“没味道”的缺陷，使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良好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效果。
“他在《漳河水》中交替使用了大量的北方民歌曲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阮章竞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主席杜学文讲到，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语言，而阮章竞是南方人，他从小使用的是属于粤方言区的汉语。要能够自如地使用北方语言，比赵树理等人要困难得多。但是，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其突出、生动、流畅，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现代汉语之美感。
阮老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评价太行山对他的重要影响：“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是在太行山度过的，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也是在太行山完成的。可以这样说，没有太行山，就没有我的政治和文学生命。”在这片挥洒了血色青春的土地上，他创作了大量的叙事诗、话剧、歌剧和小说。
新中国成立后，阮老又在1962年、1979年、1980年等多次重返山西，为他描绘整个太行山区抗日战争历程的小说取材。晚年，年事已高的阮老依然日夜挂念着这片山区。他用尽心力坚持创作抗战小说《山魂三部曲》：《霜天》《晴岚》《青春祭》。他曾请前来采访的山西作家燕治国转告太行父老：“章竞进城之后，未敢有一丝一毫的懒惰懈怠，未敢有一时一刻忘记养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
诗画同韵永葆本色之美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层层树，重重山，层层绿树重重雾，重重高山云断路……”这首《漳河水》是阮章竞1950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它取材于太行山区漳河两岸人民的斗争生活，采用太行一带颇为流行的民歌形式，描写了荷荷、苓苓、紫金英这三个农村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妇女，在新旧两个社会里的不同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历史命运。全诗具有十分明显的民间风格，在叙述上自由灵活，富于变化，诗歌语言清新朴素、明快自由，并富于较强的节奏感。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漳河水》时，这些诗句依然那么亲切优美，它们如清洌的河水一般，由口头到心头，滋润着人们的心灵。这是解放区文学史上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又一部影响巨大的叙事诗，也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叙事诗写作的一座高峰。阮章竞以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以对中国故事的深情讲述，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56年至1959年，阮章竞任中共包头钢铁公司党委委员和宣传部长，深入工厂和矿山，先后写出了组诗《新塞外行》、长诗《白云鄂博交响诗》和《勘探者之歌》等一批优秀作品，展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宏伟图景和建设者们豪迈、高昂的精神风貌。茅盾先生高度评价这些作品：“造句浑脱，想象瑰丽”、“用字练句，兀突不群”。阮章竞的一系列作品，为新诗表现崭新的现代工业经验亦做出开拓性的贡献。
“坦率地说，父亲在美术上的成就，以及其深厚的音乐修养，也许更鲜为人知。就连我们也只是知道他喜欢画画而已，没想到在他去世后，我们不仅翻出大量画作，还发现他收藏的齐白石、吴昌硕、任伯年等名人字画。”阮女士介绍说，作为渔民的儿子，父亲13岁就在家乡油漆店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下，年少时期便从中悟得自己的美学观念。
因此，阮老的画作既吸得民间养分，又受到真正艺术家的赏识，师法造化，浑然天成，是读多少理论都学不来的造诣。采访期间，阮女士将她从北京带来的《阮章竞绘画篆刻选》送给了记者。此书选入阮老的油画作品66幅、中国画作品27幅、篆刻作品35种，以及画论两篇。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品味到阮老绘画“诗画共生”的艺术特色与中西合璧的创作风格，比如《禹门口后》《五台山台怀山下》《雁门关前》《交城卦山古柏山道》《中条山下柿林》《壶口晴虹》等等，大多作品皆取材于山西。
“父亲的音乐素养，来自于冼星海的真传。1936年，父亲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结识了当时教授指挥的冼星海，二人就此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星海先生传授给父亲的，不但是具体的音乐知识，还有强烈的民族情怀。这种民族情怀，在艺术方面，表现为对中国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的重视。”阮女士深情地说，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特别是民歌，父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在他眼中，农村就是中国文化的“子宫”。
说到父亲最喜欢的山西民歌，性格爽朗的阮女士笑着答道：“那肯定是《五哥放羊》了！其中传递的那种健康、积极的美好情怀，让父亲如痴如醉。”她还回忆说，小时候全家人住在北京后海，父亲经常会在小院儿放歌。夏日的夜晚，星光闪烁，孩子们搬着小板凳排排坐好，父亲在一旁弹着琴，悠扬的旋律回荡在夜色微醺的天空中，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那个时候父亲经常弹奏星海先生的《二月里来》，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唱的最多的是那首《抗日将士出征歌》。”说完，阮援朝轻轻哼唱起来，手指也随着旋律摆动。
音乐，让这对天人永隔的父女再次亲切交流。
革命家庭历经生死考验
在太行山剧团初创时，阮章竞担任政治和艺术指导员，可他还没入党。有人说：洪荒（阮章竞当时的笔名）艺术上还行，政治上不行。于是，上级就派来了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赵迪之同志接替他担任政治指导员。
赵迪之比阮章竞小两岁，出身小康之家，受过民国时代正规的大学教育，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女性。她虽然年轻，却是剧团中文化高、资格老的干部，加上她性格泼辣、工作能力强、正直率真，这个“空降”干部，并没有引起阮章竞的不满抵触，两个人反而互生情愫，建立了恋爱关系。
阮章竞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趣地回忆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沁州开会。走了一天，很累，就在村里借宿。寒冬腊月，窑里无铺无盖，两人实在太冷，就搬到一个炕上和衣而卧，相拥取暖。当时他们既没有丝毫封建的陈腐观念，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很快就睡着了。事实上，心中的互生好感或许是他们不好意思提及却又确切存在的。赵迪之在生活上给了阮章竞很多照顾，同时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39年初，他们结为夫妻。
太行阶段，他们聚少离多，但却是相互牵挂。1942年，日军对根据地频繁扫荡。阮章竞伤寒未愈，就率领太行山剧团转移，在平顺县井底村与敌遭遇负了伤。赵迪之一得知消息，就急忙从武乡赶到平顺。见到丈夫之前，赵迪之听说他是被机枪打中了胳膊和腿，心中十分焦虑。心想机枪子弹大，说不定老洪都残废了。万幸的是，阮章竞并没有伤到骨头，她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能亲自照顾负伤的丈夫，她把阮章竞接到了武乡去养伤。
阮章竞和赵迪之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太行山区，并托养于老乡家中。由于妻子是武乡县委书记，敌人打听出她有个孩子寄养在山民家里，便开始在村里进行暗中搜寻。有一次竟然将孩子搜了出来，就在大家都以为孩子难逃一劫的时候，日本人看着怀里搜出来的小孩儿，就跟普通太行山农民的孩子一模一样，他们反复观察了半天，便以为是情报有误，孩子肯定是搞错了，这才把孩子放了。就这样，阮章竞和赵迪之的儿子才从敌人的手心里逃了条活命。
除了面对残暴的敌人，革命时代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还经历着难以想象的动荡颠沛。
阮章竞曾回忆说，有次他翻山越岭专程去看妻儿，半夜到了妻子的住处，妻子看到他又惊又喜。可当第二天接回孩子的时候，由于长久没有一起生活，孩子早已经不认得他了，也不叫他爸爸，只是像看陌生人一样呆呆地瞪着他，这让他心中非常辛酸却又很是无奈。
阮援朝，是阮章竞的小女儿，从名字就能看出，她出生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父亲去世后，阮援朝着手整理了大量手稿、史料等，编撰出版了多本阮章竞回忆录。她说，虽然现在可能大众更喜欢时尚、娱乐的东西，但时尚总是一时的，风一吹就过去了。她选择通过这样一种扎扎实实的最原始的方式，来给后人留下历史，毕竟，历史是渗透在整个民族血液里的，是每个中国人价值观里都存在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在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
在问到与父亲平日的相处时，阮女士回忆到，在她的印象里，一直认为父亲是像电视里、小说中描绘那种党性至上、置亲情于脑后、拥有绝对原则的人。可是，后来当她在单位中与领导激烈冲突，被停职审查。饱经党内政治斗争的父亲听说后，讲出一句让她意想不到、铭记终身的话：“大难临头须放胆！”此时，阮女士哽咽了，泪水顺着眼角渗出，停顿了许久，方才拾巾拭泪。
“父亲的意思是说，当事情发展到非常艰难的时刻，人往往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就需要放开胆量，勇敢面对！畏缩不前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往昔的场景历历在目，父亲的亲切教诲依然在耳畔回响，阮女士喜欢这样与父亲“隔着时空，阴阳对话”，仿佛父亲从未离开。
本报记者 李尚鸿 实习生 范盼盼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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