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三书卞孝萱，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关于柳诒徵的感悟?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关于柳诒徵的感悟
柳诒徵三书
卞孝萱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又号盔山髯。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人。父柳泉，授徒为业，每月收入五千铜钱。母鲍氏。1885年，柳泉病故，鲍氏带着一子一女，寄居娘家。亲友和慈善机关每月接济他们银元二块，铜钱二千文。鲍氏为人缝纫，贴补家用，生活艰苦，经常只有一块红酱豆腐，三口人赖以下饭。
柳氏回忆幼年学习的情景说：“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柳诒徵《我的自述》，载《镇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以下凡引此书，不一一注出）
柳氏考中秀才，当了教师以后，家庭经济情况好转，辞去亲友和慈善机关的津贴，并分别归还。
1900年，柳氏到南京的江楚编译局编纂教科书。当时缪荃孙主持局务，在缪荃孙的教诲下，柳氏学业大为精进，尤其在版本日录学
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开拓了道路。
1902年，柳氏随缪荃孙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虽只两个月，但使他大开眼界，亲身感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开发民智的重要，知道了如何兴办新式学校。回国后，柳氏一面编纂教科书，一面创办中小学校，还曾在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兼课。1911年，任镇江中学校长。1912至1926年，先后任北京明德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1927至193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后改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二十几年中，著作甚多。
1937年，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柳氏选择了安全地带，储存好图书馆的善本、丛书、方志后，漂泊异乡。1938年，他辗转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学讲学，猝然中风。病后，赴兴化竹泓港暂住。1942年，赴重庆，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导师。嗣为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年过花甲，著述不倦。
抗日战争胜利后，柳氏返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奔走收回散失的旧藏。1947年，兼任国史馆纂修。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
院第一届院士。年近古稀，申请退休获准，迁居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8月，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柳氏工作积极，与几位青年一同劳动，从各方接收、捐赠之书中，检寻出许多珍稀古籍，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1951年，又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柳氏以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参加策划，共同商讨，该馆迅速成立，有他一份功劳。今上海图书馆藏书已驰名中外，“可以慰先生于九泉”（顾廷龙《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
二
柳氏著作等身，其中《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
（一）开创未来的历史教本：《历代史略》
清末，新式学校普遍设立，急需新的历史教科书，以供课堂教学之用。但把旧式史书改编为新式教材，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当时大多“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诵习”（张百熙《学务纲要》）。如日本人编写的《支那史要》、《最近支那史》、《东洋史要》、《西洋史要》等，都译成中文。偌大中国，怎能没有自己编写的本国历史教材呢？柳氏的治史生涯，就是从编写教科书开始的。他编写了多种历史教材（如《中国教育史》、《中国商业史》等），其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为《历代史略》。柳氏认为：“断代为史，不能贯串古今，观会其通。”“宋司马光作《通鉴》，袁枢作《纪事本末》，郑樵作《通志》，始足萃诸史之精，酌因革之道。然三书卷册浩繁，未易卒读，后之续者或几倍之，盖专门之学，非教科之用。”为了使学生能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要，他反复思考，决定“本《通鉴》、《通志》之意，仿纪事本末之体，略采正史，析其条理，以为历史初级”（柳诒徵《历代史略·总论》）。这就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本位，分卷、篇、章、节叙述。《历代史略》不采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而采用近代西方盛行的新的章节体，编排合理，脉络清晰，适于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纵横交叉的因果关系，便于初学。
柳氏所说“本《通志》之意”，还有更深的考虑。《通志》精华是礼、职官······昆虫草木等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郑樵《通志·总序》）。柳氏深知《通志》的会通原则以及注重历代学术思想、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精神，在《历代史略》中开辟“礼俗及文字”、“教育与学派”、“文学、宗教”、“制度之沿革”等篇章，专题叙述，突出要点，将其源流变化讲得十分清楚。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分封立国众多，学术流派纷呈，典章制度复杂，如何以较少的文字表述这些现象呢？柳氏在《历代史略》中，编制了“历代兴亡禅代图”、“五代列国世系”、“宋儒传授图”、“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元、明官制沿革表”。。····以及各朝世系、诸帝在位年数等图、表，附于有关的章节之后，并在各图、表中，运用不同符号（如回、口、O、一、＝、·····)说明不同情况，一目了然，适合教学，便于学生把握历史线索。
《历代史略》在重要史事之后，常有一段评论，以启发学生。柳氏既尊重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又摒弃了旧式史书“赞曰”的手法，
将评论与叙述史事有机地结合起来，符合近代修史标准。
《历代史略》的上述特色，足以说明该书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贡献。它虽以日人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为蓝本，但绝非简单的因袭，而是有所修订，有所增补，有所创造。《支那通史》起上古，迄南宋；而《历代史略》延至明末，内容较为完整。（香港青年学者区志坚撰《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徵（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载《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可参考。）《历代史略》着手于1902年1月，至9月编成，由江楚书局印行。次年，湖广督署重刊。这时，柳氏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历史观还不成熟。《历代史略》中既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有封建的保守观点，这是时代的局限。
《历代史略》是一部由近代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新式历史教科书，柳氏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开展，促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前进。诚如张舜徽所说：“它采用了新的编书体式，是对旧纲鉴体例一次大的革命。而这种体例，从清末传到现在，除写作上由文言变为语体，观点上由旧变新外，大体上还是保存了这种编写形式。柳诒徵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张舜徽《中国史学家传·柳诒徵》）
（二）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史》
“五四”前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命运的激烈论争。柳先生认为：“凭短期之观察，遽以概全部之历史，客感所淆，矜馁皆
失。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同）从1919年起，他即下大工夫研究中国文化史，编写讲义，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课讲授。一有新的收获，立即进行增补。从1925年起，《中国文化史》讲稿在《学衡》杂志上逐期发表。至1926年，《学衡》印了合订本。1928年，中央大学再次排印。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1935年再版。此后，不断翻印，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中国文化史》分为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
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柳氏所说“今日”的下限在哪年？在1926年前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史》的精义，必须先了解柳氏撰写该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当时，从政治上看，“虽悬一中华民国之帜，而实则仅造成武人专制，强藩割据之局”。从文化上看，“晚清以来，积腐禄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在“全盘西化”论甚器尘上之时，柳氏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弘扬祖国文化、体大思精的《中国文化史》。
柳氏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他从“人类演进之通则”中，显现“吾民独造之真际”，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等重大问题。
柳氏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富于弹性”。他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缅细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中国文化由于“富于弹性”，也就富有“吸收”能力。柳氏指出：“印度之文化输人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过去吸收印度文化，取得丰硕成果，“今日”吸收“远西”文化，亦应具备这样的信心。闭关自守与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富有吸收能力的中国，“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焉”。
柳氏用提问题的方式来启发读者，他在《中国文化史》中提出三个问题：一、中国“幅员之广袤，世罕其匹也”；“试问前人所以开拓
此天下，抟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二、中国“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
三、中国“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作为中国人，不应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吾民族之精神”，并看到中国即将“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的前景吗？
《中国文化史》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今略举几点如下：
进化的文化史观－柳氏指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强调：“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坚持历史因果律，
主张进化的文化史观，为他科学地剖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部《中国文化史》看，柳氏认为：“自草昧社会，进而至于文明。”他把文化的发展，归结于人民的集体创造：“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少数智能之士。”他在论述“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时，仍然指出：“政治教育······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足以证人民之进化者。”
举一个例子：“吾国书籍，代有进化。由竹木而帛楮，由传写而石刻，便民垂远，其法夥矣。降及隋、唐，著作益富，卷轴多，读书者亦益众，于是雕板印书之法，即萌芽于是时焉。”
强烈的民族意识－柳氏在《中国文化史》中，首先研究了“中国人种之起源”。他从“人类之生历年久远”、“人类之生不限一地”、“一地之人各分部落”三点立论，指出：“自生民之初至于有史时代，至少亦必经数十万年。若谓吾国茫茫九有，从古初无人类，必待至最近数千年中，始由巴比伦、中央亚细亚转徙而来，是则理之所不可信者也。”
他认为：“吾国东、中、西三方，有最初发生之部落”，“羲、农以后所谓华夏之族，实由前此无数部落混合而成。”从根本上驳倒了中国人种西来、支那文明西源的谬论。民族主义是整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当西方文化似乎要席卷全球，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忧时，柳氏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应予充分的肯定。
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柳氏在总结清初诸儒的治学特点时说：“虽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这也是他所奉行的宗旨。他专心致志于编著《中国文化史》，就是从有益于世的前提出发的。
举例来说：柳氏与北洋军阀陷人民于水深火
热之中，不顾人民死活存亡的倒行逆施，针锋相对，在《中国文化史》中，尽力宣扬古代爱民、保民、重民以及民权、民主的进步思想，并对“忠”、“孝”内涵，作新的解释。他在论“忠孝之兴”中说：“夏时所尚之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
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夫人主不恋权位，不恤子孙，并一已之生命，亦愿尽献于国民而无所惜，垂死犹欲教化远方异种之人，其教忠之法何如乎？后儒不知忠之古谊，以臣民效命于元首为忠，于是盗贼豺虎，但据高位，即可贼民病国，而无所忌惮；而为其下者，亦相率为欺诈叛乱之行，侈陈忠义而忠义之效泯焉不可一睹。”
又说：“孝之为义，初不限于经营家族。”“举凡增进人格，改良世风，研求政治，保卫国土之义，无不赅于孝道。”“后世务为狭义之
孝者，不可以咎古人。”《中国文化史》中论述古代法治时，一再针砭北洋军阀。如说：“周代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至庶民无不囿于礼法之中，故时时教民读法。·····.此岂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现行之法为何物者所能比哉！”
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中，柳氏处处联系
现实、进行比较，对北洋军阀统治口诛笔伐，动机是善良的。由于借古讽今，有时不免将古人古事抬高、夸大，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遗憾：但当我们明了他写作《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明了他是出于对祖国的关心和对民族的挚爱，就应该理解，而不去苛求责备了。
他抨击“民国以来，政纲瓦解”，军阀官僚“任意挥霍，奢侈无艺”，“赌博冶游，日支千万无吝色”的腐败现象，控诉“以人民有限之财，供当局无厌之欲，要亦所谓取之尽锱珠，用之如泥沙耳”。他揭露北洋军阀统治之“摧残”教育，“而社会之心理，殆皆公认学校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柳氏瞻望未来，看到人民的力量，对教育前景充满信心。洋溢于《中国文化史》中的正气，是令人感动的。
独到的学术见解—柳氏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中国文化史》中精义纷呈，触目可见。举一个例子：“吾谓乾、嘉诸
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缉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
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张舜徽对这个观点评价很高：“柳诒徵这种认识是很精辟的，他把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全部成果，都归纳为史料考证的一部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以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的，对后人有很大的启示。”（张舜徽《中国史学家传·柳诒徵》）
这部把握中国文化精髓的学术巨著，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它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所高度重视，1988年作为“中国学术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推寻中国史学的奥秘：《国史要义》
1942年柳氏长途跋涉至重庆后，为中央大学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这部讲稿，分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
义、史例、史术、史化十篇，汇成《国史要义》一书，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刘知几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也都有不足、不当之处。
柳氏重新总结中国史学，在《国史要义》中紧紧把握住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阐述自己对史学的系统见解，并对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补失纠偏。今略述该书要点如下：
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中国史学家治史，历来都以有裨于政治为鹄的。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
虽注意到蕴含于中国史学发展中重政治的特点，而未能深入剖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特点，没有进一步推究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与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有什么联系。柳氏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特点是源于上古史官制度的结论。《国史要义》指出：“史掌官书而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不同。
”柳氏用上古史官制度的“赞治”来论证中国史学之富有政治性，是一大发明。他又从上古史官制度出发，将史学起源、史家笔法、史书体例与史官制度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认识论方面，力求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寻求史学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在具体阐释方面尚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独树一帜的。
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史学功能观－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这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对此发表过意见。
柳氏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史学也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他在《国史要义》中说：“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具体而言，通贯儒学精神的中国古代史学，其主要功能为：“益自身之德”，“以道济天下”。不但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也阐释、证明、弘扬儒家学说，儒学的伦理、政治意识也通过史学反映出来，并以鉴诫的特定方式发挥其功能。
柳氏还从中国史学的政治功能角度，重新解释了正统、闰统。正统、闰统是历代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史要义》指出：正统不在于争“一家传统”，而在于持义之正。柳氏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隶，非追往也，以诏后也”。他讲授《国史要义》时，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并扶植了伪政权，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从积极意义上对正统说进行发挥，强调“正义”，激励民族，不甘偏居，不甘为奴，语重心长。
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法－－柳氏在《国史要义》中说：“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 智”。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寻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例如，他从中国上古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独具特色的孝，作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剖析：“游牧之俗，迁徙无常，贱老贵壮，故以夫妇为本位，而父子可不相闻。农稼之俗，世业相承，老幼一体，故以父子为本位，而夫妇重其相代。”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历史观的指导，而且需要了解中国史书的体例、义法。关于前者，他说：“史之有例，亦惟吾国所特创。”读某一部史书，先了解其体例，“则触处洞然”。关于后者，他说：“吾人读书，能用其法，一一问其何以如是云云”，“则读书如桶底脱矣”。在《国史要义》中，柳先生再三申言，研究历史，要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反对“卑葸已甚，遂若吾族无一而可”的偏向，要实事求是，批评“历代相承之信史，皆属可疑”的“风气”。他谆谆告诫“初学”，不可骄傲自满，“深造自得，正不易言”。从历史观到治学方法、态度，柳氏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意见，充分表现了他对后学健康成长的希望。
《国史要义》是一部“命世之奇作”，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史书编纂、史家修养、史学功能以及历史研究法，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
该书问世时，大江南北正处于战火之中，这部凝聚了柳氏一生研究心血的中国史学理论专著，发行量不大，一般图书馆没有收藏，未引起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但仍然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如胡焕庸说：“（《中国文化史》）再结合老师晚年另一巨著《国史要义》来看，那就不能不承认，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了。”（胡焕庸《怀念柳师翼谋先生》）蔡尚思说：“《国史要义》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蔡尚思《柳诒徵先生之最》）
《国史要义》的最后一篇《史化》云：“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国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宗教，以都市演为有国者孔殊，而其探本以为化，亦各有其独至。骤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如疆域之推广、种族之熔化、物产之精制、文艺之深造等），而其本原不二。·····吾之人本主义，即王国维氏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
之。”苏渊雷评云：“曲终奏雅，一唱三叹。此实先生一生学行之总结，世或以“资料派”少之，或不足于其“人本主义，与“文化史
观＇，抑何言之浅易也！”（苏渊雷《柳诒徵史学论文集序》）
从上述三部代表性的著作看出，柳氏早年着力编写历史教材，中年专注于文化史研究，晚年则凭其多年积累的经验，总结中国史学理论。此外，还发表了许多篇文章，已编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苏渊雷序云：“综先生学术一生次第，可得而言者有四焉”：
“一曰：原始资料，铢积寸累，爬梳董理，从不假人”；
“二曰：人文人本，先立其大，爱国忧民，凡三致意”；
“三曰：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目录手抄，益臻完善”；
“四曰：能玄能史，文史相通，会心不远，晚年定论”。
今对第三点作一些补充。
1935年，柳氏编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四十四卷，《补编》十二卷，共三十册。这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公共图书馆馆藏全部图书的总目，具有开创未来、示范学界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图书分类方面，有独创性的发明，对近代目录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柳氏鉴于四部分类法已难以适应新的情况，便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础上，增设志、图、丛三部。志部以收方志，丛部以收丛书，图部以收地图、画册。拿丛书来说，其中有经、有史、有子、有集，《总目》既将丛书归于丛部，又采用互见之法，按照每本书的性质，分归于经、史、子、集各部，这样，大大方便了读者的查阅。《总目》又细分子目，将《四库全书总目》部下四十四类，扩充为八十五类，八百三十二属，提高了著内容的明细度，增加了检索图书的准确性。
在传统的分类法中，著录个人别集，常按作者生活朝代之先后排列。生活于易代之际的作者，有归属于前朝者，亦有归属于后朝者，没有统一标准。《总目》规定以作者卒年为断，改变了传统目录中随意归属别集的混乱局面。《总目》问世后，受到海内外图书馆界的重视。顾廷龙评价道：“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
自1927至1934年七年中，柳氏印书六十三种，均为稀见之本。其中“有属防倭历史者，时正日本军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之时，用以借
鉴，致力于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实有深意”（顾廷龙《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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