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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作为一位并不愚笨且颇有政治头脑的皇帝，决不会在史弥远专权的十年间完全无所事事。
我们从史弥远死后，理宗随即进行“端平更化”来看，理宗对史弥远的黑暗、腐朽统治也有所不满。他即位之后，相当“勤政”。
我们不可忘记，他兴于侧微，从宗室远族入继大统，从一介平民跃上天子宝座，四、五年的短时间内达到权力顶峰的，他的权力不稳，需要巩固，知识不渊博，需要学习，行政经验不足，需要在实践中磨练，对朝廷和臣民的情况不太清楚，需要深入了解。
因此理宗不敢怠慢，早晚听儒臣讲解儒家经典及史书，生活恭俭，关心时政。可以说，这十年是理宗治国的见习期，只不过显得太漫长了一点。
1、勤于学习修业进德史弥远专权期间，理宗勤于学习经史，修身进德，掌握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形成政治观念。
理宗勤于学习的行为受到当时官员的普遍称赞，赞美他圣性高明。
理宗于嘉定十七年(1224)十二月就开经筵，早讲讲读官二员，晚讲说书官一员。宝庆元年(1225)正月，程必进读《三朝宝训》，奏曰：
“艺祖皇帝受禅之初，与三军约不许杀戮一人，自后圣圣相承，守为家法。”
上曰：“祖宗以仁立国，朕当以仁守之。”
这说明他通过学习，了解并愿继承宋朝以仁立国的祖宗家法。
同月，理宗下诏表示：
“既御经幄，日亲群儒，深念进德立治之本，实由典学，朝夕罔敢怠忽。尚赖诸贤悉心启迪，毋有所隐。”
表达出理宗热心向学的诚挚之情。
理宗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帝王。缉熙殿是理宗在南宋高、孝、光、宁四位皇帝的旧讲殿即讲筵阁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新讲殿，它是理宗经筵开讲的场所，理宗在这里研读经史和政书，提高自身素质，听硕学名儒讲说经史，推敲学问，辨析义理，探讨治国之道，也在这时批阅奏章、接见某些大臣。
缉熙殿的营建大约在理宗即位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修建完工是在绍定六年(1233)六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理宗对这个工程非常重视，殿成之日，理宗亲笔题写殿名曰“缉熙殿”，亲自撰写《缉熙殿记》。“缉熙”一词出自《诗经》中的《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郑玄注：“缉熙，光明也。”诗用光明来指代贤者，认为贤者有光明之德。理宗用“缉熙”来表明他要向贤者学习，不断有所成就。《缉熙殿记》通篇强调的是一个“学”字。理宗认为，一个人不能一日不学，自己身为一国之君，更不可不汲汲于此。
缉熙殿是理宗退朝以后，驾临最频繁的场所。当时，刘克庄、陈郁、赵景纬、魏了翁、真德秀、徐元杰、徐鹿卿等名儒大臣都曾入侍缉熙殿，为理宗讲读经史，并探讨治国之策。
缉熙殿藏书极为丰富，数量很可观，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儒家经典，二是前朝史书，三是本朝史书、政书，四是有关专书。
此外，本朝组织人力编纂的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在缉熙殿内也有收藏，可备皇帝日常浏览，增广见识之用。
缉熙殿中不仅收藏许多书籍，还有不少珍贵字画。理宗为满足自己对书籍字画的需求，还命人从事搜求采访。当时临安著名书商陈思就曾担负着为缉熙殿、国史院、实录院、秘书省等处采访图书的职责。
由于理宗特别推崇程朱理学，所以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视为经典著作，二程、朱熹的著作必然进入缉熙殿，成为经筵讲读教材。
理宗渊默期间，军政大计固然由史弥远操纵，但理宗也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勤于学习，积累和增长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和经验，并且他领悟力也很高，成效显著，于绍定六年(1233)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和《缉熙殿记》时，其治国的指导思想已经成熟，这是他端平亲政实施“更化”即变革政治的思想基础。
2、端平更化的时代背景理宗经过嘉定十七年(1224)到绍定六年(1233)十年间的见习和磨炼，统治思想和才干都比较成熟了。此时，六十九岁的史弥远于绍定六年十月病故，终于结束了他自宁宗开禧三年(1207)以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独裁，理宗也开始迎来了亲政的时代。这不仅是理宗之幸，也是南宋朝廷和臣民之幸。
另外可喜的是，杨太后早于史弥远在绍定五年十二月去世。理宗的两个重要制约人物被时间自然淘汰。从这里可以看出，理宗为了保住帝位，表现了超人的忍性。
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此时他已经三十一岁。自理宗于嘉定十三年被选入宫，到这时也已经有十四年之久，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并用心学习，观察了解社会，也有了不少行政历练，有了一定治国能力。这时他确实抱有“中兴宋室”的政治抱负。
绍定六年十一月，理宗诏改次年年号为端平。端平年间，理宗亲政，励精图治，开始变革时政，意图中兴宋室，取得了一定成效，史称“端平更化”。
宋朝南渡，立国江左，内忧外患连绵不已，国力不强，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宋高宗对金屈辱求和，元气大伤。孝宗是中兴明君，立志收复中原，也曾进行了一些变革，但是壮志未酬，晚年心灰意冷，禅位于光宗。光宗患有身心疾病，精神病时而发作，无法正常主政。于是，又禅位于宁宗。
宁宗资质不聪，能力低下，朝中先后出现两位权相——韩侂胄和史弥远。
宁宗时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对外和战不定，政局动荡，灾害不断，民不聊生。史弥远谋害韩侂胄取而代之，从事“嘉定更化”。
“嘉定更化”主要包括外交上由韩侂胄的北伐转变为对金屈辱讲和，对内由韩侂胄打击理学转变为推崇理学。而政治统治上权相专政的实质并未改变，只是由彼权相变为此权相而已。“嘉定更化”不可能挽救时局，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朝政更加腐朽，“端良者斥，谄谀者用，尽言者罚，蒙蔽者赏，邪正易位，白黑不分。”到端平年间，“昔号某州为殷富者，今则空穷州矣：昔称某邑为壮大者，今则凋蔽邑矣。上户折为中户，中户折为下户。”
朝无积蓄，州县空虚，两淮、荆湘、四川、闽广均程度不同地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自嘉定以降，南宋统治愈加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内政外患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政风颓废，士风偷薄，财匮民穷，边防不固，战争一触即发。理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上台的，危急的现状需要大变革大振兴，以刷新政治，挽救时局。
3、精于用人的宋理宗早在宝庆元年(1225)正月，理宗就曾与经筵进读官程珌讨论历史上为什么“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的问题，程珌说：“治世所以少，乱世所以多，正缘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盖君子初未尝少，圣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尝多，庸君出而小人多。”
理宗也认识到政治是清是浊，关键在于“得人”。
史弥远专政期间，任人唯亲，奸邪无耻、贪利罔上之徒充塞朝廷和州县，忠良、正直之士遭到排斥。宝庆、绍定年间(1225一1233)，史弥远“独相九年，用余天锡、梁成大、李知孝等布列于朝。最用事者，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时号“四木'。”
史弥远委任用来打击异己的台谏官李知孝、梁成大、莫泽被时人斥为“三凶”。这些人阿附权臣，祸乱朝政，是当时政治黑暗的一大原因。理宗亲政，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以郑清之为相，收召正人，先后召回宝庆、绍定时期被史弥远所排斥的一些有才干的、有威望的臣僚，如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洪咨夔、李宗勉、杜范、徐侨、徐清叟、赵汝谈、王遂、袁甫、李韶、游似、尤焴等，“大者相继为宰辅”，“遗逸如刘宰、赵蕃皆见旌异”。
人们把这种喜人局面称为“小元祐”。这是将“端平更化”比作“元祐更化”，成了宋人心目中的太平盛世。
郑清之于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死后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实现了史弥远让郑清之接班任宰相的诺言。虽然郑清之是史弥远的亲信党羽，并因忠实效劳于史弥远、参与史弥远的废立之谋而继之登上宰相之位，但是郑清之还是一个有思想、有操守的人物，他意欲辅佐理宗有所作为，也不愿作权臣，显示出他可贵的一面。
作为皇帝老师的郑清之，亦希望理宗展宏图、兴宋室，愿意尽心参赞。
史称：
“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理宗也把郑清之作为最好的依靠对象。绍定六年十月，在史弥远病重去世前九天，郑清之被任命为右丞相，成为了正一品的宰相。在郑清之独相一年多之后，端平二年六月，又被任为左丞相，并以乔行简为右丞相。郑清之第一次任相期间，最突出的政绩主要是协助理宗“拔贤黜佞”，改变史弥远专政以来排斥忠直、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
与郑清之同时任相的是有宰相之量、深受各方好评的乔行简。
端平二年(1235)郑清之任左丞相，乔行简任右丞相。乔行简(1156一1241)，字寿朋，浙江婺州东阳（浙江东阳）人，著名理学家吕祖谦的学生，学者称孔山先生。光宗绍熙四年(1193)进土。历官宗正少卿、秘书监、工部待郎兼国子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理宗颁《求贤》、《求言》二诏后，行简上疏言治乱安危，升任侍读兼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先后代理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绍定五年(1232)，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
自端平以后，理宗“恐人才淹屈”，多次宽恕赦免降职、贬黜的官员，但对那些赃官则不施恩宥，以警示贪赃者。经过一番整顿，朝风比宝庆、绍定年间有所好转。
4、精于打算的宋理宗理宗即位后，一直面对着经济萧条、财政严重危机的局面，宝庆、绍定时期虽然也颁布过一些诏令，但并未见成效，到端平年间，“比年以来，百物日渐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
财政空匮，朝廷与州县都感到日子难熬，成为一个不可数药的病症。
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郑寅提到朝廷封桩财赋的空匮情况，“储蓄极少，楮券并无见管，印造及门，即充支遣，犹且弗给。”
端平二年，敢于直言的王迈讲到当时令人寒噤的财政状况：“今国家馨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是不止无余矣，其可为岌岌寒心。”
一年的财政收入满足不了十个月的支出，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才能应付。端平年间，随着对中原用兵，财政局面愈加不好。食盐专卖收入是朝廷的大宗收入。自嘉定以来，盐业不兴，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大为削减。因此，理宗对盐业十分留心。
端平年间，任用清明强干的江东转运判官徐鹿卿兼领江东茶盐，严禁私盐。
纸币的严重通货膨胀是又一个大问题，救楮是整顿财政的一个重点。
宁宗以来楮币印造日渐增多，远远越过了市场的希求量，导致纸币滥贱，通货膨胀，侵蚀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运行。
着手挽救楮币，扭转经济危机，理宗先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任命专人负责楮币管理，端平二年(1235)三月，理宗以权兵部尚书徐俦、监察御史丁伯桂共同管理会子所，负责进行楮币收换。
第二，回笼楮币，提高纸币信誉。端平二年四月，诏令封桩库拨出度牒五万道，官资告身三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那，广收第十六界和第十七界会子。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靠政府出内藏库的储蓄、发放度牒告身来回收纸币，但损失多而收效微，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第三，用节约的办法来救楮。
第四，在一些地方还实行了计亩纳会的措施，端平二年九月，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等路，凡有官之家以及寺观，每田一亩，出官会一贯，来减少社会上流通会子的数量。
端平二年九月，诏令官户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即便是享有免除科役特权的“将相勋贵之家、御前寺观”，也不得“夤缘规免”，并不许向佃户摊派，违者“许越诉”。这个意在回收并称提楮币的措施，因为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并且在执行中也损害了中下户的利益，遭到不少内外大臣的反对和攻击，以致时人称为“政令骚然”。
由于官民反对激烈，导致“覆亩纳会”的做法很快就停止了。推行这一措施的郑清之还因此背上了罪名。评论者甚至说：“会（会子）价新者与引旧俱落，至欲履亩收楮，此为清之大罪。”
5、理学的逆袭之路理宗崇尚理学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推崇理学思想的原因在于社会大势所趋和巩固权位的需要两方面。
一方面，史弥远矫诏杀害打击理学的韩侂胄后，自嘉定以来都一贯采取了推崇理学的政策，理宗继续推崇理学是史弥远政策的延续。
当时社会知识群体绝大多数人都信奉理学，理学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思潮，理宗推崇理学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另一方面，理宗上台的手段不太光明正派，是通史弥远矫诏废济王、拥立他即位的，通过一场宫廷政变上台，上台之后又借机杀了原皇位继承人济王。
这样，理宗之上有权大阴险的史弥远，其下有臣民的非议和反抗，地位仍不稳固。理宗确实需要一套理论来收拾人心，巩固统治。
理学无疑是他需要的思想武器，而一批理学家也不失时机地围绕着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向他鼓吹理学的修齐治平的功用，“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
理学思潮深入人心的大气候，理宗巩固统治的现实需求，理学之士的积极宣传与渗透，三股力重结合起来，就促成理宗大力推崇理学的一系列行动。理宗即位以后就开始了对理学的研习和推崇，“无一日不亲近儒生，无一日不讲崩道义”。
但是在宝庆、绍定时期，理宗受制于史弥远，虽然表现得极为喜爱和崇尚理学，但是在政治上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举措。推崇理学进入实质阶段，是在端平以后，理宗加快了理学宫学化的进程。端平元年(1234)六月，理宗在选德殷柱上金书六字：“毋不敬，思无邪。”
同月，徐侨请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从祀孔庙，理宗同意，遂使理学先师初登“圣庙”。
端平二年正月，又诏议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升孔伋十哲。
理宗在端平更化期间，采取了一些实质性步骤来崇尚理学，试图把它树为官学，但这还是个开端。理宗不仅在思想领域大力提高理学的地位，而且他在政治上进行“更化”所依赖的人基本上都是理学中人。虽然距理学家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任用理学之士存在信之不笃、任之不专的问题，但是理宗确实是在依靠理学之士。
理宗对理学大力推崇，力图提高其地位，使思想领域的新气象配合政治变革。
这时期的最大失误是理宗亲政后急于求成，不顾现实可能条件，发动收复三京之役，旋告失败。
这个失败对理宗的政治变革、南宋经济振兴、军事格局、人民士气等方面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端平更化”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成效大于失误，除了军事上出现盲目对蒙古开战这个决策失误以外，其他方面如政治上力求变革、刷新吏治、起用理学之士和正直大臣，经济上整顿楮币和盐业，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提高理学地位，等等，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理宗的“端平更化”应当充分肯定。
王夫之说：
“理宗虽暗，早岁之设施，犹有可观者。”
笔者认同王夫之对理宗统治分阶段进行评价的态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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