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和 新三届 2019-03-27 00:00
作者简介
郝春和，北大附中67届初中生，16岁到山西榆次插队，6年后入读中专，在太原探矿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调入国家行政学院，参与学报创刊，被评为编审，先后担任学报副主编、主编。
原题
我与1977年高考作者 | 郝春和
1977年恢复高考，应该说是当时中国惊天动地的重大社会事件了。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的10年，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由于停止了高考而出现了罕见的教育文化断代现象。“文革”浩劫活活革了10年文化的命，国家、民族、社会均在这场浩劫中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受伤害最深的却是我们这群在青春期失学多年的学子。因此，1977年高考恢复对于我们这批老知青来说，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是1964年入学的北大附中67届初中学生。北大附中也算是“文革”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革还未开始，我校就开始部分停课讨论教育革命。北大附中的“红旗兵团”是北京市最早出现的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之一。后来出现的“北京市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也是由北大附中等几校发起成立的。风靡全国的“忠字舞”、“造反有理歌”也多是由北大附中学生自编自创的“杰作”。当时的学校似乎都已经疯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时尚。
记得1966年的某一天，传来中央决定取消高考的决定。校园里敲锣打鼓呼口号，庆祝打倒“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胜利。学生们哪里能想得到，他们在庆祝取消高考的同时，也为自身受教育机会的丧失敲响了挽钟。他们一边兴奋地革别人的命，一边在悄悄地掘着自身的坟墓；一边大肆地毁灭着教育与文化资源，一边却惊愕地发现自身的利益也在迅速崩塌。而且最终发现，由于他们最稚嫩，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最终受到的伤害也最大。真是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与同学们相比，我的下场尤其不堪。我的父亲因所谓反对“三面红旗”、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推行三自一包”等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等等，被打成中央党校“杨献珍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在1964年就受到严厉处分，文革初期理所当然被打成黑帮。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成为黑帮子女，被学校和同学打入另册，当了几年“逍遥派”。结果是“革别人的命”的时候，我无权参加，被“革命”的时候，却首当其冲地躲也躲不开。
出路在哪里？
1968年上山下乡大潮席卷而来，我们一家7口人也无奈地四散而去。父亲被送去河南劳改，受父亲问题的牵累，母亲先是到五七干校，后来又下放到顺义县农村插队，姐姐到内蒙古突泉插队，妹妹到黑龙江建三江农场插队，最小的弟弟正在上初中，随插队的母亲也到了村里。就连身患癌症的姥姥也被送回老家，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中央党校整建制撤消了，我们的家也没有了，“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年仅16岁的我来到山西榆次县石圪塔公社霍城大队石片村插队。从喧嚣的都市到了山里这一被遗忘的角落，虽然身体吃苦，但心灵上承受的压力反而轻得多了。没有了家，对我的打击还不是最大，毕竟自己成人了，总要独立的嘛！翅膀硬了，就要到“广阔天地”去放飞。我们当时正值青春期，没有学可上，一年两年，还不太要紧，时间长了，给人的心灵摧残似乎才是可怕的。
我插队的地方是榆次县最偏远最艰苦的高海拔山村，土地贫瘠，无霜期很短，粮食产量很低。离县城100里，离公社50里。刚去的时候一个工才二毛钱，村里直到我离开也没通电，老乡每人1年才分300斤原粮，几乎顿顿喝稀的，穷得叮当响。
我虽然已经进入社会最底层，但骨子里并不放弃，不气馁，我们家人之间经常互相写信鼓励。人全凭一点信心和希望，苦中作乐。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最低目标，学会所有农活，赶上村里的壮劳力，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我在村里咬牙苦干了6年，最后2年我还被选为生产队会计。当了会计后，我积极为队里开源节流，集体经济有所壮大，社员收入也逐年提高，家家户户还清了欠款，年终分红也逐步提高到每个工0.57元。
我虽然从不讲扎根农村干一辈子，但是对能否再回到学校已不抱幻想了。我只是对自己说，在一天，干一天，不虚度光阴。虽然脸朝黄土背朝天每日干活，我们始终没有放弃看书学习。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是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不定什么时候战争爆发，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报效祖国绝不会犹豫。所以珍宝岛中苏对抗的消息传来，曾经令我兴奋莫名。但这只是一场梦。山村的一潭死水把我们憋闷坏了，出路在哪里？
1972年开始，高校开始招生。这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颗石子。但是不久大多数人又失望了。那些平时注意学习的人，学习好的人，家庭有问题的人，政审不过关的人，往往很难被推荐。简单的考试并不是关键条件，推荐才是最关键的。往往寄希望越大的人失望也越大。我们公社先后有2名插队生自杀，上学无望是他们走上绝路的的原因之一。其中一人是我校同学沈因立。沈学习刻苦又有天分，他不仅自学了大学物理系课程，精通几门外语，而且在村里干得还很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大队广播事业建设。只是因家庭问题，报名参加高招几次无望，再加上一些其他问题，一时想不开，留下一纸遗书，用自己设计的“死亡自动控制器”自杀了。大家都深深地为他惋惜，如果他能再坚持几年……
我终于在插队6年以后获得了一次小小的机遇。1974年招生，通过选拔我被逐层推荐到县里。但因为父亲的问题，县招办决定只能让我上中专。经过考核和自报，我被长春地质学校机械专业录取。学业期满后，我被分配到太原探矿机械厂工作。
拒绝当干部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刚刚实习一年期满，转正成为2级钳工。其实按规定，中专毕业实习合格应转为16级技术助理（技术级别最低一级）。但厂里却把我转成工人。我为此去找厂党委书记论理。书记却说：“你看看，车间里当工人的那些大学生还有多少？你的那点学历比得上他们吗？咱们厂不缺技术员。”想想当时厂里的现状，我无言以对。
书记话锋一转，“我正想找你。根据你的能力和表现，厂里想把你调到厂政治处当干事。这可是真正的干部级别，比技术员都强。你马上过来吧！”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宁肯当工人也不搞政治。
后来才知道，书记调我去政治处也是有原因的。记得当时《毛选》第五卷刚出版。我在班组里被推选为宣传员。每天一个小时带大家学《毛选》。讨论时，为了调动大家的学习兴趣，我每次学习都结合实际给大家提问题，并作些讲解。如五卷中提到合作化运动中的初级社和高级社。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人回答出来。
我就给大家讲，最本质的区别是初级社时不仅按劳分配，而且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参加分红（按资分配），而高级社就取消了生产资料入股分红，改成完全按劳分配。大概因为我看的书多点吧，给厂里的同事们和领导留下印象。
我不愿意到政治处工作，厂里的人都不理解，他们哪里知道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多年来我目睹自己的父辈受尽党内政治斗争的倾轧和迫害，从心底里厌恶官场政治。当时“文革”刚结束，但后期运动并未结束。厂里正在搞“揭批查”，查所谓“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搞得不少人心惊肉跳。台前幕后主要就是政治处在操作。尽管我跟政治处主任老毕关系不错，但让我去搞这种政治斗争，避之唯恐不及。就这样我自愿放弃了一次当干部的机会。
开始并未打算报考
不久，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心里就开了锅。这无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遇！我去打听，厂里说，过去有规定，中专已经是国家培养你的专业学习了，你不能再参加高考。眼看报名时间都要截止了，总算又有了新解释：可以报考，但必须报你原先学过的专业。这个机会我可再也不能放过了。虽然报了名，但是对于我来说，文科还是理科，已经不由我选择了。如果按实际水平，我应该报文科，政治、语文、史地都是我的强项。如果按我自己当时的兴趣，中医、历史是我的偏重。至于机械专业则是当年推荐，并不是我自己的专业选择。权衡再三，我还是按“规定”报了理工科。谁能想到我后来还是误打误撞学了文科。
我报名晚，此时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而理科的数理化对于我来说，就像三座大山。我的真实水平是初二，数学只学过代数，其他科目零星学了一点，物理只学过初中物理，化学则一点儿也未学过，那是初三才开的课啊。我知道投错了门，该报文科才对。但能选择吗？我没有退路，只有硬着头皮上，拼成啥样算啥样！
我找厂里请假，厂里却规定：高考复习任何人不准请假！8小时必须干满点！复习只能利用业余休息时间。也就是4个星期日和平时晚上。我无论怎么计算，时间也不够，但又不想放弃理化这门考试。所以只能有所偏重，用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突击化学，最后一个星期学物理。再利用一些边角时间或者学习累了的休息时间，挑重点做些数学题。最后用一天多的时间看一些时事政治宣传材料以应付政治考试。语文则一点也没看，主要靠平时积累。
那一个月大约是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一个月。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学习到凌晨3点左右，为了不影响同屋工友的休息，车间主任同意我下班后在车间值班室看书。我至今感激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现在想来，我的高考复习安排又是极为盲目被动的，相对于我后来学文科，我复习似乎做了许多无用功。而那时我的时间真是分秒必争啊。紧张之余有时也闪过念头：这似乎真是瞎忙活，希望太渺茫了。但此时我就像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完全凭惯性运转了。
人生能有几回搏？
一个月后，我终于走进久违而陌生的考场。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搏的时候了。两天4场考试很快就过去了。考试的感觉与我在时间精力上付出的完全相反。语文、政治题容易得出乎意料。
山西省作文题目之一是“我心中的话献给华主席”。这种文体只要有生活，有情感，自由发挥就是了。我把自己10余年的苦闷、惶惑、悲伤、喜悦倾诉到笔尖，一气呵成，大有纸短情长之感。数学理化题我也几乎全做了一遍。虽然对于我这种水平难了一些，但感觉还可以。
高考结果终于出来了。厂里郑重其事地把所有超过分数线的考生名字抄在大红纸上张榜公布。我厂只有350名职工，参加高考23人，最后居然有10人上榜。
这一结果轰动太原市河西区！区政府贴出了全区上榜考生名单，而且是按照成绩顺序排列的。我和王德录赶去看榜（王也是厂里参考的北京知青，66届老高中毕业生）。全区理科250多名上线考生中，王列第17名，我列第50多名，在我厂10人中分列第1、3名。后来才知道，我的数学、理化全都及格了，政治、语文更是高分。面对这次稍纵即逝的机会，我虽然犹豫再三，但还是抓住了它。
录取通知书一份份地来了，但始终没有我们前3名的。事后才知道，北京市1977年高考招生内部设定了一条主要招23岁以下考生的标准，但对外不公布。许久以后人们还蒙在鼓里。不久，太原市决定扩招一批走读生。在补报志愿时，我们商量，尽量报那些别人不愿意去的学校，只要能够上学。
不久我与厂里的同事领导告别，从此踏上了新的求学之路。没想到的是，虽然我报的是理工科，最后却误打误撞上了文科，学了经济学。从此与经济管理教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自己的专业之路，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师友。
2000年我调入国家行政学院，参与学报创刊，被评为编审，并先后担任学报副主编、主编，先后负责《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以及《政府管理参考》与《咨询与研究》内参的编辑工作，每日都在为加快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言献策。2006年我还被聘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恢复高考一晃40年了。我庆幸自己的抉择。这个抉择虽然是那么盲目被动，但我毕竟出手了。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这一盛事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40年之后，再看高考，感慨良多。其一，恢复高考是当时结束“文革”，推动体制改革最有力的举措之一；其二，高考的逐步规范和完善，为培养大批社会人才拓展了渠道；其三，高考的改革之路仍在不断探索中，至今出台的制度与政策有利有弊。回顾历史经验，不断改革制度弊端，才能真正发挥我国教育体制的效能，也才能真正使得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人才队伍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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