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234），蜀汉大将魏延死于权力斗争，三族皆灭，震动天下。
（杨）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魏）延三族。--《蜀书 魏延传》
魏延案影响极大，其始末硍节直至今日也莫衷一是。关于魏延败亡的具体原因，《蜀书》与《魏略》各执一词，但大抵围绕魏延与杨仪争权之事。
如果按陈寿的观点，魏延覆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平日与诸将素不同”，即与同僚关系不睦；但“夷三族”的处理手段，又显然离不开刘禅授意。可见魏延之死，乃是蜀汉君臣共同促成。
本文想围绕魏延之死，论述其覆败始末以及幕后逻辑，并梳理蜀汉君臣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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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扮演的角色从时间上看，魏延覆败得极为仓促。诸葛亮刚刚去世，余部便爆发了血腥火并。
在内讧事件中，蒋琬、董允、费祎、杨仪、姜维、马岱、王平等人，均站在了魏延的对立面，联手将其置于死地。
其中杨仪的诬告，是魏延之死的导火索。
无论《蜀书》还是《魏略》，均把杨仪视作构陷魏延的领头人物。杨仪平素便与魏延不睦，乃至“势同水火”，因此这一记载自然是可信的。
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或举刃拟（杨）仪，仪泣涕横集。--《蜀书 费祎传》
唯杨仪不假借（魏）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蜀书 魏延传》
魏延与杨仪势同水火
不过站在魏延对立面者，显然不止杨仪一人。费祎、姜维、马岱、王平等人均在其中。
费祎奉杨仪之令，前往魏延处“揣摩意指”，之后又“驰马而去”，归附杨仪。
（诸葛）亮適卒，秘不发丧，（杨）仪令（费）祎往揣（魏）延意指……（费）祎出门驰马而去，（魏）延寻悔。--《蜀书 魏延传》
姜维负责“退军节度”，之后无视魏延的阻挠，“诸营相次引军还”，可见他也站在杨仪这一边。
（诸葛）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大怒。--《蜀书 魏延传》
马岱、王平受命追斩魏延，导致魏延“父子并死”，此二人立场也相当明显。
（杨）仪等令何平（即王平）在前御（魏）延……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蜀书 魏延传》
《魏延传》记载传主覆败时，用了“杨仪等（人）”的行文书法；可见彼时的魏延，确实处在众叛亲离的可悲境地。
（魏延）遣兵逆击（杨）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蜀书 魏延传》
至于身在成都的蒋琬、董允，亦皆“疑魏延、保杨仪”，蒋琬甚至还亲率成都禁军“赴难北行”，直到得知魏延死讯，才班师回朝。
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魏）延死问至，乃旋。--《蜀书 魏延传》
由此可知，诛杀魏延是蜀汉群臣的共识。即使魏延侥幸在前线击败杨仪，他也会遭到蒋琬的后续剿杀，百死无生。
其实从《蜀书》记载看，参与剿杀魏延的蜀汉群臣并非铁板一块。比如与杨仪合作的费祎，后来便亲手出卖了杨仪。
（杨仪）语（费）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徙汉嘉郡。--《蜀书 杨仪传》
至于与费祎、姜维二人，后来也违戾不和；刺杀费祎的郭修，又曾是姜维旧部。其中始末晦暗难明，引来后世诸多猜想。
（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蜀书 姜维传》
（郭）修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魏氏春秋》
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修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修手刃所害。--《蜀书 费祎传》
因此，这群各怀鬼胎的官僚士大夫，彼时（234）联手构陷魏延，便有必然的理由。
魏延遭到蜀汉群臣的联手剿杀，主要出于两点原因。
其一是魏延性格刚戾，人缘较差。
诸葛亮在世时，魏延与同僚的关系就相当紧张，他几乎不把武侯以外的人物放在眼中。蜀汉群臣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人物掌权。
（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蜀书 魏延传》
其二是魏延威望较高，是辅政大臣的有力竞争者。
无论是《蜀书》还是《魏略》，均视魏延为诸葛亮的潜在继承人。陈寿认为魏延“冀时论必以代亮”，鱼豢则干脆把魏延描述为诸葛亮的钦定接班人。
（魏延）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蜀书 魏延传》
（诸葛亮）令（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魏略》
魏延冀时论，必以代诸葛亮
在此背景下，魏延陷入了“实力强，人缘差”的怪圈，步了智伯瑶的后尘。昔者智伯瑶“以五贤陵人，以不仁行之”，结果遭到韩、赵、魏三家的联合围剿。可知古今同理。
（智伯瑶）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国语》
历史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此。
如果魏延的实力没有那么强，他最多落到廖立、李严的下场，即流放禁锢；甚至像来敏那样东山再起，也未尝没有可能。只可惜魏延实力过强，因此非死不可。
刘禅的特殊处境魏延之死，盖出于群臣构陷，前文论述甚明；但“夷三族”的下场，却离不开刘禅的授意。
遂夷（魏）延三族。--《蜀书 魏延传》
理由显而易见。杨仪等人虽然可以擅杀魏延，却没有能力清洗魏延的家属。按汉魏制度，大将出征，家属一概留在都城为质，魏、蜀、吴均如是。因此“夷三族”的命令，一定是刘禅下达的。
魏制，凡遣将帅，皆留其家以为质任。--胡三省《资治通鉴注》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搜神记》
（黄权）率将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刘备）收（黄）权妻子。--《蜀书 黄权传》
魏延既然已经伏诛，其家属的处理方式，便关乎该事件的政治定性。换言之，刘禅夷灭魏延家族，必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严格意义上看，刘禅是在“不得已”的背景下，做出夷灭魏延家族的决定。
这与刘禅的处境有关。
刘禅继位之初（223），年仅十七，无力驾驭朝局；因此由诸葛亮代为摄政。
建兴二年（即刘禅继位第二年），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于坐上与书曰：“……朝廷（指刘禅）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蜀书 杜微传》
其实以两汉三国时代而论，十七、八岁的青年完全可以亲政，孙策、孙权都是在这个年龄发迹的。不过考虑到“益州疲弊”的特殊环境，“虚君实相”的政治架构，对刘禅也有好处。
然而由于战乱频繁，诸葛亮始终未能归政。这就导致直至刘禅二十八岁，仍未能亲政。
彼时的朝中大权，尽归于丞相幕府。《出师表》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即在隐喻此事。
诸葛亮死后（234），相府长史蒋琬可以理所当然地出任大将军、益州牧，录尚书事，继承武侯的政治遗产，亦为明证。
（诸葛）亮卒，（刘禅）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蜀书 蒋琬传》
诸葛亮卒，蒋琬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
事实上，诸葛亮在世时，对蜀汉朝政的干预可谓无孔不入。其心腹董允甚至连“皇帝纳妾”这种事情都要插手，导致刘禅“严惮之”。
献纳之任，（董）允皆专之矣……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蜀书 董允传》
从陈祗的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刘禅“追怨董允日深”，但他“怨之”却不敢发作，其原因无外乎彼时的董允有诸葛亮撑腰。
自（陈）祗之有宠，后主追怨（董）允日深，谓为自轻。--《蜀书 董允传-附传》
当然，诸葛亮如此行事，全出于满腔忠心，绝无恶意。不过这也侧面造成君权不振。
魏延与杨仪争权，恰在诸葛亮新丧之时（234），彼时的刘禅其实仍处在“傀儡皇帝”的位置上，因此不得不反复权衡，使朝中的各方势力满意。
既然蒋琬、董允、费祎、杨仪、姜维等人都认为魏延该死，那无论魏延是不是该死，他都不得不死。
杨仪在前线杀了魏延父子，已是既成事实，那刘禅能做的便只有夷灭魏延三族，安抚众人情绪。
如果注意到魏延之死的具体细节，便可以发现，众将杀害魏延，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刘禅的同意。
诸葛亮死后，魏延、杨仪相继给刘禅上疏，弹劾对方叛乱，“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虽然就此咨询了董允等人，但并未做出明确的处理意见。
（魏）延、（杨）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杨）仪疑（魏）延。--《蜀书 魏延传》
杨仪等人发动火并时，并未提到皇帝的意见，而是以“诸葛公亡，身尚未寒”为由。可见讨伐魏延，根本没有得到刘禅的正式批准，否则杨仪、王平等人一定会搬出御旨，而不是以诸葛亮为辞。
（王）平叱（魏）延先登曰：“（诸葛）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蜀书 魏延传》
诸葛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
更为离奇的是，前线内讧时，蒋琬这个留守成都的相府长史，居然能够“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还“行至数十里”。足见彼时的成都禁军完全归相府控制，刘禅所能做的，只有垂拱而已。
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蜀书 魏延传》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刘禅听闻魏延死讯之后，会做出“夷延三族”的决定。这实际是对群臣的安抚，也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
魏延死后，杨仪“率诸军还成都”，蒋琬亦“旋军”。
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杨）仪率诸军还成都。--《蜀书 后主传》
（魏）延死问至，（蒋琬）乃旋。--《蜀书 魏延传》
当时成都城下，聚集着两支兵马。一支是杨仪率领的蜀汉野战军，另一支是蒋琬率领的蜀汉宿卫军，即京师禁军。
此时的局面，其实是群臣向刘禅逼宫，逼着刘禅承认魏延之死的既定事实，同时要求皇帝给此事定性。
刘禅不是傻瓜，当然清楚千钧系于一发，于是将魏延在成都的家属满门抄斩，算是给群臣一个交代。
实际上蜀汉的政治斗争强度，远低于曹魏与孙吴。“夷三族”这种处理手段，魏延是唯一一例。可见此事存在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群臣兵谏，逼皇帝表态。
该年（234）刘禅大赦天下，这显然不是针对诸葛亮之死，而是针对群臣逼宫。
此次政治风波过后，刘禅便派遣国舅吴壹都督汉中；同时明升暗降，夺了杨仪的权。这无疑是事后的补救措施。
（建兴十二年）大赦。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蜀书 后主传》
（杨）仪至（成都），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蜀书 杨仪传》
由于刘禅的机智果决，潜在的动乱被平息消弭。当然，其代价就是魏延的全族性命。
魏延事件的特殊定性刘禅虽然在情势所迫之下，杀了魏延全族，但通过《季汉辅臣赞》可以清楚看出，魏延并不被蜀汉官方视作纯粹的叛臣。
《辅臣赞》是蜀射声校尉杨戏所撰，对季汉群臣有褒贬赞语和事迹论述。魏延的赞语是“临难受命，镇保国境”，很明显是正面评价。
文长（魏延字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季汉辅臣赞》
魏延之死，则被称之为“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其罪名仅仅是“言乱”而不是“谋反”。可见对魏延的实际过失，蜀汉官方是十分清楚的。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四大叛将，均被杨戏归入一卷，魏延却不在其中。其背后隐喻，显而易见。
古之奔臣，礼有来偪，怨兴司官，不顾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赞糜芳、士仁、郝普、潘濬。--《季汉辅臣赞》
糜芳、士仁，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或有谣言，称魏延打算“北降曹魏”。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陈寿与鱼豢对此均持反对意见，并加以辩驳。
陈寿认为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鱼豢亦认为魏延“本无此心”。
原（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蜀书 魏延传》
（杨仪）乃张言（魏）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魏略》
这种观点十分正确。因为魏延本就“冀时论以代诸葛亮”，他的真正目标，是进入下一届辅政班子。从魏延“矜高”的性格来看，他大概还打算做首辅大臣。
（魏）延常谓（诸葛）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蜀书 魏延传》
如果魏延北降曹魏，大概会得到一个秩阶极高的虚职，类比而言，应该相当于黄权、孙壹降魏，夏侯霸降蜀。
黄权、孙壹与夏侯霸，投降后都在敌国做到了车骑将军，待遇也算不错；但对魏延而言，车骑将军却根本不值一提。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黄）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蜀书 黄权传》
魏以（孙）壹为车骑将军，以故主（曹）芳贵人邢氏妻之。--《吴书 孙奂传》
后十八年，（姜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蜀书 姜维传》
因为魏延做前军师时，就敢痛骂车骑将军刘琰，还把对方骂到“失志慌惚”。可见车骑将军这类职务，对魏延根本没有吸引力。
（刘琰）迁车骑将军……建兴十年，（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让之……（刘）琰失志慌惚。--《蜀书 刘琰传》
何况彼时魏延全族都被质于成都，他更不可能头脑发热，北降曹魏。
讽刺的是，魏延虽然一心希望成为蜀汉的首辅大臣，最终却被满门抄斩，落得个南辕北辙的可悲下场。
小结魏延之死，可谓三国时代的巨案，魏、蜀对此均有详细记载。虽然各家对始末因由莫衷一是，但侧面反映出该事件的重要程度。
蒋琬、杨仪为代表的相府故吏，在该事件中居于主导地位；构陷并杀害魏延，完全是他们一手促成。
其中当然有魏延的性格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延的威望过高。
像魏延这种兼备“年资”和“实力”的政治强人，对蒋琬、费祎等人的威胁过大，因此不得不设计除之。群臣“疑延保仪”的政治态度，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蒋）琬、（董）允咸保（杨）仪疑（魏）延。--《蜀书 魏延传》
至于傀儡皇帝刘禅，由于长期无法亲政，缺少实权，因此对杨仪等人的约束便十分有限。
前线的众将，在没有得到刘禅许可的情况下，便敢擅杀魏延，事后又率大军返回成都，形同兵谏。不仅杨仪如此，连留守成都的蒋琬也参与了此事。
形势所迫之下，刘禅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并诛杀魏延三族以安抚众将。从刘禅事后“大赦天下”的背景看，该事件的影响极端恶劣，无论《蜀书》怎样遮掩，都无法掩盖群臣逼宫的事实。
魏延死，杨仪还成都，是年刘禅大赦天下
从可见史料看，魏延从未萌生叛心——这倒并不是因为魏延有多么赤胆忠心，实在是因为他自视过高，一心打算继承武侯的地位与权势。换言之，魏延在诸葛亮死后遭到群臣围剿的下场，早已注定。
从《蜀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参与此事的蒋琬、费祎、杨仪、姜维等人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在魏延死后，相互间不乏牴牾争斗；不过在对抗魏延的问题上，却心照不宣地走到一起，这显然是时势所迫。
从这个角度看，魏延、杨仪、蒋琬、刘禅等人，均秉承理性，各自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其中既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因素。权力博弈之惊险，可谓事危累卵，发引千钧。
相较之下，后世小说家所谓的“脑后反骨”之言，倒显得落于俗套，颇为乏味了。
概而论之，对魏延之死的始末剖析，有助于丰满蜀汉君臣的形象，并理解特殊历史环境的政治态势。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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