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感恩而死
本文曾发表于《虹膜》电子杂志第10期。
1962年，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中国首次组成「中国电影访日代表团」造访日本，这可以算得上是中日电影交流史上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该代表团由资深电影家司徒慧敏任团长，剧作家袁文殊任副团长，成员包括著名演员秦怡、赵丹，导演凌子风等一行九人。
在代表团整个访日行程中，有一位日本友人始终陪伴着他们，他就是著名的左翼电影理论家、评论家、活动家岩崎昶先生。
岩崎昶
袁文殊日后在文章中对这次经历有过详细的记述：「访问日本的时候，岩崎昶先生自始至终陪着我们，为我们安排访日日程，并亲自给我们介绍日本电影的历史、现状和当时存在的问题，为我们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给我们介绍了以前还没有见过面的许多日本电影作家和艺术家、电影公司和其他电影企业界的人士。不但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日本电影界的情况，同时也使我们结识了许多新的日本电影界、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使我们的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1978年，经历了文革浩劫的袁文殊再度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日时，他又看到了岩崎昶那张熟悉的面孔。而这位已显苍老、一脸病容的老人，最关心的却是他「在十年动乱中有没有受到什么痛苦？」，这令他感动不已。
非止在日本接待中国朋友，1965年时，岩崎昶本人也曾率领日本电影代表团亲自访问过中国，在那次为期两周的访问活动中，他看了许多中国影片，举行了许多座谈会，回国后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现其对中国人民与中国电影的友好之情。
岩崎昶何以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的友好与热情呢？这实际上与其自身的经历以及和中国的渊源有关。岩崎昶的一生波澜壮阔，以其不屈的左翼斗士形象，被誉为「日本电影界的良心」。
而在中日两国的电影交流中，岩崎昶也始终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他早在30年代就曾来过上海，始终与中国左翼影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著作颇丰，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日本电影史》一度是中国影迷了解日本电影的重要窗口，而至今也仍是唯一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本电影史专著。在无数中国电影人心中，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朋友」。
岩崎昶于1903年生于日本东京，在东京帝国大学德语专业就读期间对电影产生兴趣，并开始在刊物上发表影评，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观看《卡里加里博士》等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有感而发的《表现主义电影的未来》，已展现了其不俗的眼光与理论功底。
由于他的德语特长，1927年毕业后便进入了德国乌发（Ufa）电影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田口商店」。在那里，他参与了发行了高山电影代表作《圣山》（1926）等影片的发行，也迅速掌握了电影的拍摄、剪辑、放映等技术。虽然田口商店于次年便告倒闭，但岩崎昶带着所学技术，迎头赶上高涨的左翼运动思潮，随即搞起了「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简称「普罗电影」）。
「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成立于1929年，由岩崎昶与佐佐元十等人发起，是日本最早的独立左翼电影运动团体。当时在日本的各大电影公司中，实际上也流行着一批带有左翼思想的作品，被称之为「倾向电影」，而岩崎昶等人的同盟之成立，无疑也是向这些倾向电影的「不彻底性」叫板。「普罗电影」存在期间，一共制作了约40部影片，并进行自主放映，其中就包括岩崎昶亲自导演拍摄的《柏油马路》（1930）。
由于该团体较为激进，且引起的社会反响颇大，因此遭到政府镇压，成员相继遭逮捕，最终于1934年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尽管失去了阵地，但岩崎昶的左翼思想毫不动摇，专注于执笔写作，而他的左翼文章，甚至飘洋过海传到了邻邦中国，也促成了其30年代的第一次上海之行。
1935年春，岩崎昶来到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岩崎昶来沪的契机，源于当时明星公司导演沈西苓写给他的一封信。由于早年有日本留学经历，沈西苓的信是用日语写的。
这封信告诉了岩崎昶一个令他颇为兴奋的消息，原来他早年发表在《新兴艺术》杂志上的文章《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被鲁迅以《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的题目编译成了中文，当时鲁迅已是左翼大文豪，鲁迅对其文章的青睐，对于刚刚初出茅庐的岩崎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激励。
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是他将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梦的工厂》翻译成了日文，而左翼影人田汉则正在将他的译文转译成中文。这两个事实，都让岩崎昶感受到了彼岸的热情。
后来在与沈西苓的邮件来往中，岩崎昶逐渐对中国电影的状况有所了解，直至在日本报纸上看到《渔光曲》（1930）在莫斯科获「荣誉奖」的消息，终于让他下定决心去中国「看看」，看看中国电影的「真面目」。因为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完全就是空白的，包括他自己在内。
《渔光曲》
岩崎昶在上海一共观看了三部当时正在上映的电影，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新女性》，和张石川导演的《空谷兰》。他对张石川的通俗剧完全没兴趣，但蔡楚生的两部影片，尤其是《渔光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女性》
于是他花了数天时间去拜访了上海的进步影人们。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电影公司是明星、联华、艺华、天一和电通，其中除了商业味颇重的天一以外，岩崎昶都一一访问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访客，上海的影人们反应颇为热情，因为在鲁迅、田汉等人的介绍下，这些左翼影人们对岩崎昶都很熟悉。他陆续见了沈西苓、史东山、应云卫、岳枫等导演，并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当时恰好不在的蔡楚生事后也与其保持了书信来往。
除了考察中国电影以外，岩崎昶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拜会他仰慕已久的大文豪鲁迅。因此，他去了著名的内山书店。该书店是当时进步文化人的阵地，店主内山完造与鲁迅有深交，曾多次庇护鲁迅，因此他希望请内山完造代为引见。
但可惜的是，对此内山完造也无能为力，当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亲朋好友为了鲁迅的安全而无法泄漏其行踪，因此岩崎昶的热切愿望也只能不了了之，而回国后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件，日本全面侵华，他也不可能再度来沪，是为一大遗憾。
回国后，岩崎昶立即积极地在《电影旬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关于中国电影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了中国电影技术落后、质量不高的事实，但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则大加褒扬。当时左翼运动在日本几乎被打击殆尽，但中国的左翼思潮则是如火如荼，岩崎昶的这些议论也都是有感而发。
岩崎昶对中国电影的一系列介绍，可以算得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举动。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国内虽有一些文人游记性质的文章零星谈到中国电影，但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而岩崎昶则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第一个对中国电影进行专业评介的专业影评人。
随着局势发展，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益发严峻，持左翼立场坚持写作的岩崎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37年，借鉴德国法西斯的「电影法」浮上水面，电影界没有任何反对言论，只有岩崎昶一人在《日本映画》杂志上撰写了《统管的「效果」——纳粹的电影制作》一文予以批判。
这个行为终于惹恼了当局，「电影法」照常实施，而岩崎昶则在1940年1月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接受特高警察的审讯。他的罪状是「以普罗电影与唯物论研究会的活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为与中国共产党联络而去上海旅行」，但实际上使他锒铛入狱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反对电影法。之后他被强迫写了「悔过书」，还过了一段牢狱生活，出狱后入职国策公司「满映」，而这段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经历成了他生涯中惟一的「污点」。
岩崎昶之加入满映，最大的原因还是在其为了生计，毕竟出狱后他时刻受到「关照」，再无写作的阵地，满映虽是国策公司，他也不无抵抗心理，但毕竟能混口饭吃，又能继续从事电影工作，权衡之下没有不去的道理。日本著名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称之为「刀折矢尽后」的不由衷之举，还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当时的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是个极右翼的军国主义者，他居然能够容忍大冢有章、岩崎昶等或共产党员或左翼人士在满映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颇为不可思议的事。
岩崎昶出狱后，先是在友人根岸宽一的引荐下，担任满映东京分公司的特约顾问，1942年时升至东京分公司次长，负责同盟国德国电影的进口业务。在职期间，他也参与策划制作了几部影片，这些影片全部都是日本电影公司与满映合作的作品，并且主演都是李香兰。按照李香兰的回忆，她1942年以后主要的主演作品，都有岩崎昶「在旁指导」，他在满映的制作、策划部门还是「相当活跃」的。
其中的第一部作品，是满映与松竹合作的影片《迎春花》（1942），导演是佐佐木康。这部影片的构思来自于担任制片人的岩崎昶与清水宏两人，是作为「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祝电影」而制作的，但实际内容却并没有多少喜庆气氛，而是一个非常具有松竹特色的三角恋通俗爱情片，片中日本人与中国人相互理解、较为平等的视线也与传统的「日中亲善」作品有些微妙的不同，从中似乎可略窥岩崎昶对待国策的态度与心迹。
《迎春花》
1943年李香兰主演的三部影片都有岩崎昶的参与。其中，松竹与满映、台湾总督府联合制作，由清水宏导演的《莎勇之钟》，由于要赴台湾拍摄外景，当时陪同李香兰前往台湾，担任其经理人的就是岩崎昶。
《莎勇之钟》
第二部是与上海川喜多长政麾下的「中华电影」公司合作的影片《万世流芳》，这部影片虽是合作名义，但实际上满映唯一派出的就是女主演李香兰，而陪同其前往上海，并作为满映方制作负责人的依旧是岩崎昶。《万世流芳》上映当时非常成功，但日后却因战争遗留问题而成为禁忌，这就是后话了。
《万世流芳》
岩崎昶全程参与的另一部最大制作，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岛津保次郎导演，李香兰主演的歌舞片《我的莺》。这部影片由满映与东宝合作，岩崎昶出任满映方的制作负责人以及制片人。这部大制作倾注了岩崎昶与岛津保次郎相当大的心血，制作费约为普通作品的五倍，制作周期也长达16个月，在战争时期可谓规模空前，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
《我的莺》
影片以哈尔滨为舞台，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女孩被俄罗斯人抚养长大的故事，全片弥漫着一股国际主义的色彩，再加上几乎大部分篇幅都是俄罗斯音乐、俄语对白，在太平洋战争开打，战事逐渐升温的当时居然会投下大笔资金与时间来拍摄如此「歌舞升平」而不「战意昂扬」的影片，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这或许要归功于岩崎昶好友，东宝董事森岩雄的从中斡旋。
因此，本片的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是巨额投资的豪华巨制，但1944年制作完成后惨遭无法上映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战局下，非「战意昂扬」却充满「敌性音乐」的歌舞片，断无上映之理，被关东军司令报道部以「不符合国策」为由不予放映。
另一方面，东宝在日本国内也认为不可能通过内务省的审查，因此压根就连申请都没申请就束之高阁了。直到1984年，《我的莺》的某个拷贝在日本大阪被发现，这部从未见过天日的影片才终于得以揭开神秘的面纱。从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我们很容易推测岩崎昶当时的心境，或许，埋头制作一部与战争毫不相关的歌舞片，正是其逃避现实的一个途径吧。
战后的岩崎昶或许是出于对满映这段经历的愧疚与赎罪意识，迅速投身左翼、民主斗争的第一线，对中国也表现出极为友好的姿态。他出任日本映画社的制作局长，制作新闻片《日本新闻》，由于其思想倾向过于明显，这些新闻片被其他派别斥责为「赤色」。
1946年，他参与制作了《日本的悲剧》（龟井文夫导演）与《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效果》这两部批判战争、控诉原子弹的纪录片，却遭到GHQ没收与禁映。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同年8月，他在家中遭到暴徒袭击，脸上被严重划伤，留下一道疤痕，但这并未动摇他斗争的决心。
《日本的悲剧》
50年代，岩崎昶与今井正、山本萨夫等左翼影人创立独立制片公司「新星映画社」，推出《真空地带》（1952，山本萨夫）、《这里有泉水》（1955，今井正）等诸多所谓「社会派电影」，维护着日本电影的「良心」，其中《不，我们要活下去》（1951，今井正）更是成为新中国放映的首部日本电影。
积极斗争的同时，战后的岩崎昶却始终对自己满映的经历讳莫如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提及这段历史的文字，更遑论批判。这或许是出于对甘粕正彦当初收留自己的感激之情，亦或是对这个「人生污点」羞于启齿，总之就是绝口不提，但其内心矛盾可想而知。
日本有一位叫做「honda」的网友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其于60年代在大学里与岩崎昶的一番问答，恰好可以作为本文结尾。文中他叙述道，他在课后逮住岩崎昶，希望岩崎昶向其阐明一些关于满映的事情，以及是如何看待满映的工作、支援李香兰拍摄影片等事实的。
岩崎昶的态度很诚实，他表示什么也不愿意说。对他而言，那个时候无非就是把满映看成了一个谋生的手段，而渐渐地，就好象麻木了一样，对满映也不作批判了。同时，岩崎昶也表示永远不想再看《莎勇之钟》、《万世流芳》和《我的莺》了。尤其是《莎勇之钟》，令他感到非常羞耻。这应该是他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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