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条件（仁学实践的状态）

《子罕篇》中的敏于行着力于利、命、仁，三者不可说，但可行，大变动社会礼崩乐坏之下，生存成本不可不考虑，否则难以持续；君子不可不造命，从小人向大人的转变，必须要在强大行动力的支撑下完成，否则，难以应对变动社会的挑战；由此，孔子提出将文与质充分结合的仁学之道，以期实现在礼崩乐坏之下的发展。

利、命、仁三者罕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关涉到内在自主人格的成长，即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用语言不可完全阐释，一言即不中。这是为什么罕言的原因。但是罕言，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在内在人格成长中，行动要强于言语，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样就出现问题了，现实世界是明确的，是需要用语言来交流、支撑的，行动脱离不了语言，甚至语言是行动的基础。而仁学强调行动，但是，却无法用语言描述仁学实践的目标，这就出现行动中的困境：目标和宗旨的不确定化。正如《雍也篇》中的宰我之问，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既然目标无法用语言描述，混水摸鱼就是非常自然之事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9.8提出仁学实践的理性原则：叩其两端而竭焉。

9.8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参考译文]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啊。如有粗浅之人来问我问题，我（也可能）一点都不知道的；我从他那个问题的首尾两头去寻求，才得到很多意思。”

此章应当如何理解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此章的重点在于“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一句，是孔子在表达自己并非知识渊博。这样的理解将此章与前两章密切相连。“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与“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的句式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孔子在前两章欲表达的是自己只是多才多艺而非天赋异禀，只是表象描述，此处为原因解释。“空空如也”与“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都只是在形容自己的“无知”。另一种观点认为，此章的重点在于“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一句，属于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例子，而“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仅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在“空空如也”的粗浅之人前来求教的时候，孔子依然从他所提问题的首尾两头去盘问，不论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知无不言。

其实，理解《论语》正如孔子自身指出的，要绝四，不要依自我的观点来解释，而需要依《论语》本身来解释之，这种整体性、法典化的解释方法正是理解《论语》的基本方法，也是编辑者编辑《论语》的根本意图。因此，我们不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就认定孔子自谦，在自谦的标签下，容易将文中的意义隐晦起来。孔子自己也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要树立孔子的光辉形像，《论语》将会是另外一种编辑方法，但也不会让后学者认定是一种智慧的阐述方法，被奉为经典至今。

若将此章与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就可以知晓孔子并非自谦。苏格拉底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相貌奇丑：生着狮子鼻，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矮小的身体。有种说法，说孔子相貌也奇丑，但后人认为此乃大忌，刻意美化之。苏格拉底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古雅典城邦的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指出，“苏格拉底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神谕是神的启示，人们应当相信便是，不应经过理性思考。但苏格拉底要思索再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正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才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孔子此处的“知”作此解，就非孔子自谦之词了。人类的知识，相对于大变动社会的纷繁复杂的变化，和奥妙的大千世界，人类的知识永远是不足的。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的内在世界，相对于知识，认识的方法更具有基础性。

孔子的仁学实践方法，在《为政篇》中已指出，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所有的知识必须经过这种理性方法的检验才能真正成为自身的智慧。否则，这些知识都不能为己所用，不能构成自己的知识，也不能成为促进自身内在人格成长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是当时最无知的人，“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微子篇》）孔子与诸弟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谓知乎？

此章后段可结合《论语》中其他章节来看，确实有老丈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篇》）孔子与樊迟对话，道出“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子路篇》），确实，孔子对于这些事务可能是“空空如也”。但孔子也指出，仁学并不关乎这些，而是关乎人的内在自主人格的成长，而仁学的知识需要通过“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获得，这也就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另一种说法。

此章也可以作如是解，相对于礼崩乐坏出现的各种乱世之景，任何的知识都有无力感，应对之策都有捉襟见肘之感，而且，以仁学提出的“绝四原则”应对，“空空如也”是必然的。这里的“空空如也”，不是没有，而是绝四原则之下的状态，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状态之下，就会出现“空空如也”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并非没有，而是仁学实践者呈现出的开放的状态，没有任何成见、偏见和固见，剩下的是“叩其两端而竭焉”的理性方法。

“敏于行”针对的正是大变动社会，而变动社会的特点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若非大变动社会，会呈现出另外一幅图景。这也是为什么在秦汉大一统社会之后，对于仁学及其实践的解释都无法回归到礼崩乐坏大变动社会的应有状态。

仁学来解释经典，可以填补《论语》篇章间的空隙，让我们了解到完整的仁学，同时也能够见识到仁学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可以丰富仁学的内涵。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仁学的内涵，敬请加入视频慕课《论语启蒙：论语的法典化解读》，或参考《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人人格论：论的法典化解读》。以下是《论语启蒙》的课程简介。

现代世界被认为史上罕见之大变局，当今中国也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身处大变动社会之中，需要有相应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方式相异。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中心，而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门弟子为全面阐述仁学编纂而成。它是处于春秋礼乐崩坏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仁魂义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礼崩乐坏之下，遵循真理其实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其要点为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兴于诗”），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立于礼”），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据于德”），能够克服遵循美德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强大的行动力是根本应对之道（“敏于行”），这样，就能够化解礼崩乐坏带来的惧、忧、虑（“成于乐”），这对于身处目前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同样适用。本课程通过法典化解读《论语》阐述大变动社会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敏于行、成于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