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价值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承认和肯定.许多人对孔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孔子的考证、哲学、政治、教育以及伦理道德的研究,忽视了孔子对人格理论的巨大贡献.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有着独特的人格理论学说,他不但宣传自己的人格学说,而且终身都在为实践自己的人格学说作不懈的努力.什么是人格?这是人格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但是,所有的人格理论家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人格可以根据一个人的一贯行为模式加以描述.纵观世界的人格理论研究,可谓说流派、观点层出不穷.当我们注目于中国文化时,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较为系统、而又深刻的人格学说体系.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人格思想,都不过是孔子人格思想具体体现或延伸。
孔子对于当时“礼坏乐崩”的时代有深切的感受，孔子自认为“斯文（即先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在我”，所以始终在为恢复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而奋斗，这就是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以自己为“述而不作”－－只是在绍述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其实并非如此，在绍述的同时，孔子为旧的礼乐制度找到了内在的情感依据，即“仁”。“仁”首先指示一种情感，即“爱人”，首先从父子、兄弟间的亲情出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推己及人，即所谓“忠恕之道”，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孔子对于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实现了仁，也就实现了完满的自我人生。
孔子的“仁”人微言轻伦理思想，可以涵盖一切善良的品行，他提出的孝、悌、忠、信、恭、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都从属于“仁”。在如何实现“仁”即道德修养的功夫方面，孔子认为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只要“能近取璧，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即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就可以了。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意即主要是靠主体的自觉，不能光有主观愿望和动机，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人人都有条件，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不去实践“仁”。其次，孔子提出了“仁者安仁”的思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即道德不仅要靠意志，也需有情感，这是自觉性来源的心理基础。
孔子主张礼乐治国，便更突出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道之于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刑罚所能达到的。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者本身正直后，才能在处理政事时做到公正。孔子还主张在政治上的“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则，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由“正名”出发，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认为，为政的理想目标应是“足食、足兵、民信”，其中以取得“民信”为先。至于政治形式，孔子主张君主集权，但又反对个人独载和大臣专政。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孔子不仅培养了众多的学生，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证·述而》）因此在其弟子中有各种身份的人。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即既能辅助统治者施政，同时也是“志于道”、“谋于道”、能够“喻义”、讲求道德的人。正因为孔子以培养“君子”为其教育宗旨，所以他反对“家稼”、“学圃”这些具体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教育内容以“文、行、忠、信”所谓“四教”为主，其中“文”即指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典籍，而“行、忠、信”都是属于德育教育范围内的。所用教材是经他整理过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所称的“六经”，还有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在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思想，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敏而为学，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等等。
孔子对理想人格的论述主要包括理想人格的精神价值内涵、理想人格的品质特征和理想人格的层次等方面的内容。孔子在理想人格的实践中,提出了立志、学习、克己和修己、内省等几种途径。孔子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和实践是密切联系的,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理想人格模式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
孔子对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人格，包含着对人的“仁义礼智信”的全面要求。我简单的概括这五方面的要点来说明：
⑴ 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以一个圣哲胸怀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仁”在他的理想人格里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孔子认为天地万物人为贵。孔子认为仁之方是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主张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尊重和同情。第二，仁本身包含有义。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理想人格中要求中“仁”最为重要，它不是一个道德的重点，而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人的理想人格不是在生命的某一时刻能得到最终实现，而是在对“仁”的终生追求中完成的。
⑵ 义
而对于“义”，孔子在义利关系上，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应把义放在首位，将利益放在第二位。从这一原则出发，孔子又进而提出“君子义以为质”，认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在于行义。为了实现“仁”和“义”，甚至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⑶ 礼
孔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仁”“礼”统一的社会，他所设计的理想人格也必须具备“礼”的素养。他认为君子须知礼，用礼，好礼。在“仁”与“礼”的关系上认为要“克己复礼为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⑷ 智
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仁”“智”统一的人格，孔子非常重视“智”在人格中的地位。这里的“智”主要指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知礼”以便于“行仁”。同时，智对于其他的道德因素也有很大的作用。
⑸ 信
“信”是孔子对其理想人格的要求之一，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讲信义。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打车无輗，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在《卫灵公》中也说：“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从“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简单了解了孔子认为的理想人格的含义后，还应该分析其意义所在。其思想对于后世之人有何种影响呢？
众所周知，理想人格的核心就是“内圣外王”。而如何做到真正的内圣外王，成为孔子定义上的君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通过学习期理想人格的学说思想，我们明白了，要做到“君子”，就应该首先要修身养性、进行道德完善，然后要将自己的修养成果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 所以，也可以说理想人格就是“仁爱忠孝”！
“仁”是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但是，落实到个人的具体修养上，“君子”则是其理想的人格典范。所以，用“君子”来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推行影响大众，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学术界公认，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在儒家思想中，能够负载儒家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现实主体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虽然经常表达出对圣人的仰慕之情，但他更多地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以表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追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固然是儒家道德实践的最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应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的道德，逐渐地向着成圣之路趋近。
从此看来，通过对孔子理想人格的了解和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全面修养，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学术素质方面，都有利于为祖国培养健康全面的人才！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发展和建设是第一位的，其它发展建设是第二位的。这个逻辑顺序，当代主流哲学并没有清醒的认识。用物质主义压制精神力量，将人的发展和建设置于经济建设之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这些年，中国社会腐败成风，诚信、道德危机深重。与人们在哲学上的处于迷雾之中大有关系。孔子的哲学思想比较丰富，但最主要的就是讲人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抓住了社会发展的纲领，抓住了一切文化建设的纲领。其系统性和完备性，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没有哪个超越了他。因此完全可以说，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伦理家。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文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文化、道德修养等）的步伐则相对滞后。近年来，国家在不同层面上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振兴文化事业的举措，民间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除了广泛汲取世界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为我所用之外，重视民族文化之源，吸收传统文化养分是其必不可或缺的环节。
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呢？
对于目前一些个人和社会机构尊孔思想和尊孔行为，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会联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现象呢？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尊孔兴儒，倡导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推崇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和反对尊孔兴儒两大阵营中，都有一些人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和尊孔读经派的斗争。不过二者的态度大异其趣。如何看待“五四”时期反孔、尊孔之争，对我们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是历史的必然，虽有过激之嫌，但不可肆意丑化和歪曲。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历史又证明封建体制内无法开出一条足以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识之士以传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作为批判的把子，应该说时代赋予的动力，是当时中华民族时代任务的召唤。因此，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观点无可厚非，他们颇为激烈批判态度，其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而扫除障碍。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致共识，无需赘述。这里仅以梁漱溟先生为例加以说明。梁漱溟先生虽然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抱有深切的同情，一生致力于儒家理想的弘扬和实践。但他却明确提出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理解，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中，孔子是救不了中国的[1]。他晚年评价“五四”时，仍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有历史的必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少有背时代发展大势的落后的东西。
“五四”前后尊孔读经的倡导者的动机与目的则比较复杂。其中有对传统文化精髓有深刻体会深沉的忧虑，也有政治上保守倒退势力的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利用。前者如梁漱溟、吴宓等。这派中人的观点，大多能是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没有淹没在社会上方兴未艾的批孔大潮中。历史发展到今天，以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今日的情形而言，一味向前看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与挑战，固然要靠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完善加以解决，但文化方面的解决之道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吸取包括孔子和儒家文化以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主张尊孔兴儒者，也有人回顾这段历史，认为不能一概否定，而要吸取其合理因素，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
今天提倡尊孔兴儒，切不可一切抹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合理之处。我们今天仍需对孔子和儒家文化中不适应时代的东西要态度鲜明地予以扬弃，比如政治思想、宗法制度乃至等级制度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不可忘却。而那些可能引起人们怀疑是给尊孔兴儒以固步自封的行为，则更是我们应以清醒头脑加以分析批判的。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其激烈言辞背后的隐忧。汤一介先生的不要让孔子意识形态化的呼吁，也是基于对中国乃至世界当前形势与孔子思想的内在不相容的部分的洞察。
今天提倡尊孔兴儒、提倡国学，就要正视上述问题，一些基本理念一定要加以澄清。需要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发展大前提之下谈论继承孔子思想精华才有现实意思等。从这一方面来看，“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仍有借鉴意思。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孔子思想不能成为今天新文化的主流和指导思想，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在孔子的时代，既没有像我们现代世界这样的急剧社会变迁，也没有随之而来的社会之中个体身份的动荡不安。当今之世，各种文化和价值会有怎么巨大无限的变化形态，是完全无法获知的。也就是说，孔子思想中的许多具体的内容与当今社会相当隔膜。
孔子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今天遭到许多的质疑，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处于多发和相对激化的状态，孔子思想固然可以给我们以正面的启迪，而其不适应时代的负面的东西，有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孔子和孔子的思想的历史文化遗产意义(孔子思想的时代性，即所谓具体形态）。世界上一些有着较为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都有自己历史文化遗产的形象代表。就中华文化而言，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其他的历史人物能够比孔子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了。世界了解我们中华文化时，也是把孔子作为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这些都是常识，无需多论。因此，我们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希望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也有相应建树的历史召唤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中华文化一个带有普遍意思的象征性人物，必须重建断裂百余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脉。尽管在今天看来，孔子思想有不少不合时宜的地方；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儒学形态，在今天看来也有这样那样的弊病。因此中华文化的主流，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恐怕没有任何其他文化可以担当了。
当我们将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时，就不能以批判为主，而要以描述、重建历史为主。对于今人看来错误乃至荒谬的地方，也应该既指其弊，又分析其时代的合理性。历史不是为我们而预设的。历史上的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为了适应今人的思想、迎合现代需要的，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如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就是汉人在吸取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所做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再创造，虽然今天看来其中有不少迷信与荒谬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它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主流价值。只有具备了这样前提，我们才能认识孔子的伟大，认识儒家文化的优长。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就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浮想联翩。至于“孔子学院”以孔子命名，则更是切当之举。
孔子思想所蕴含的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思想库意义。孔子的中庸思想、和谐的理念，更给解决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无疑可为我们所用。更重要的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包含在这些具体的观点背后的深层的灵魂，领会其精神实质可能比掌握具体言论更加重要，对我们更具现实意义。
孔子人格及其现代意义。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所谓的动荡的“乱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家庭结构等等，都在处在变革的过程之中。孔子是这乱世中少数能够把握自我，处变不惊，善于反思，践行“温故知新”的思维方式，努力寻找乱世紊流中的未来发展趋势；探索新形势下个人修养的途径与方法，塑造理想人格的形象化表达，即所谓君子。孔子的人格修养，对于我们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从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和机制运行来看，自然不是乱世；而如果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来看，当今社会似乎属于繁荣的范畴。但毋庸讳言，我们今天的社会在人生理想、精神信仰和人格修养等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信仰缺失、人生迷茫，社会总体道德水准不容乐观，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何在思想文化急剧变革的今天，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积极探索自身修养和社会发展之路，孔子可以给我们以人格的力量。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如果做乡愿而与世沉浮，孔子本可生活得很舒适。正是由于有独立的人格，有强烈责任与忧患意识，他才走上追求理想实现的漫漫人生路，忍受着精神折磨甚至是肉体的痛苦。李零先生用夫子自道的“丧家狗”来概括孔子，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此“丧家狗”应该不是贬义之称。以我之见，这一在孔子自己是自嘲、出于他人之口似不敬的称呼，正是孔子值得骄傲的人格表征。孔子为“丧家狗”，是不和现实妥协、追求人格独立的体现。其实，孔子这种“丧家狗”的情怀，在后世不乏知音。而当今世人，有多少怀抱远大理想者？有多少具有独立人格者？又有多少人甘受寂寞而坚守理想者？今天的知识分子入世之情浓，独立思考、不为潮流所动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在现实中已难得一见。殊不知如果知识精英丧失独立精神和不苟同流俗的品质，不仅传统文化的精髓难以继承和发扬，就是像李零、钱理群等先生所关注的民主法制的社会理想也无从实现。民主法制也是要我们不断努力的，中国乃至人类美好的未来是不会从天而降的。“丧家狗”精神在今天是弥足珍贵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对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思潮下，孔子的地位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西方对于孔子的推崇，恐怕不像有些人臆测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媚俗之举，更不应是所谓“麻痹中国人的伎俩”。西方之所以推崇孔子，除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一因素外，应当还有对西方社会种种问题的洞察等原因。也许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西方的有识之士对像梁漱溟先生上世纪前期就提出的西方一味向前看的不太乐观的现实和前景的担忧（如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种种危机、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英国美国的国内骚乱等）。孔子思想扎根现实社会、洞悉人类本性、强调人格修养、提倡中和人生社会理想等，正可为西方提供解决人生和社会的参考。
儒家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为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所追求，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重视内省和践行的道德人格养成途径，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理想人格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中人们最推崇和向往的人格模式。它集中体现了该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标准，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儒家的理想人格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型理想人格，仁与礼是其根深蒂固的主题。“仁”是人格主体的自觉，“礼”是外在的社会制约；理想的道德人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
孔子的理想人格模式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封建社会的理想人格大都是以他的模式为范本进行演化的，并形成了厚重的传统人格文化积淀。这种人格文化的积淀，对于今天现实人格的发展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有深远意义，对于孔子的人格构建的许多理念，今天仍旧要予以借鉴，对于一些和时代脱节的东西，必须果断的予以抛弃，肯定孔子人格学说的主体思想，深化孔子的理想人格，改进孔子的人格学说，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正确看待孔子的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