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钱冠宇
前些年流行“民国范”的时候，关于林徽因的浪漫言情曾被不厌其烦地讲述和消费，她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暧昧故事被演绎得庸俗浮夸，几近地摊文学，超级畅销书《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就是其中的代表。林徽因成为民国“女神”的同时，大众形象也变得愈来愈失真。
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在以严肃态度默默搜集整理林徽因的生平著作，比如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学勇出版过一系列林徽因传记，澄清了坊间许多围绕林徽因的不实传闻。又如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曹汛先生的遗著《林徽音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用他擅长的史源学、年代学考证还原了林徽因的一生行迹，为后人追寻五光十色下真实的林徽因形象提供了一份可靠的材料。
《林徽音先生年谱》曹汛 著 文津出版社
“徽因”还是“徽音”？
曹汛教授追根溯源的精神，首先体现在这本年谱的书名和前半部分没有沿用此前大众习惯的“林徽因”之名，而是坚持使用她的本名“林徽音”出版。（本文为避免混乱，依然沿用“林徽因”之名）林徽因的本名由父亲所取，出自《诗经》中的诗句“大姒嗣徽音”。1935年初，林徽因“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多产无聊写家林微音名字相混，甘冒不孝的罪名，忍痛改名徽因”，“徽音担心名字的误混辱没自己的清名和优雅，不愿招来更多的纠葛，更讨厌那个人的无理纠缠，才不得不改名。徽音的名字是父亲所赐，她非常喜欢。”
从“徽音”更名为“徽因”，表面看是为区别于三流文人的被迫之举，实则透露出林徽因的性别主体意识。林徽因1904年出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代新女性的代表，她自身的生命经验充分介入了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回看她的一生，或许更有助于后人还原“女神”的神话。
林徽因出身名门，父亲林长民在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法制局局长、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等职。1920年，林长民仕途暂歇，带着17岁的女儿赴欧洲旅行考察，目的是让她“增长见识”“扩大眼光”。此趟海外旅行对少女林徽因影响至深，不仅结识了大她八岁的徐志摩，可能还让她确立了未来事业的方向：“在伦敦读书期间，据说女房东（一说房东女儿）是建筑师，受了她的影响，徽音决心将来学建筑。”
1924年梁启超与次女梁思庄和林徽音（其时尚未改名徽因）一起在北京游长城。作为建筑学家，林徽因对北京古建筑情有所钟，曾为其写下一系列专业性与文采兼美的文章，在《平郊建筑杂录》中还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
1923年底，20岁的林徽因为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设计封面图案，“近景绘一钟楼，中景为一平静湖面，远景为密林和初升的太阳，天空中一对白鸽在自由飞翔……钟楼建筑画的是正立面投影图，已具有建筑专业的绘图意味。”这证明林徽因在去美国专业学习之前，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建筑学素养。尽管后世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家的名气大过林徽因，但必须承认，丈夫最初还是在妻子的影响下才立志学习建筑的。
年谱还指出，一般认为林徽因是1931年在徐志摩的影响下开始发表作品的，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就在林徽因设计的这期《晨报》增刊上，她已用“尺棰”为笔名翻译发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散文诗《夜莺与玫瑰》，笔名取典自《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或许寓意了建筑与文学的追求各取一半。
1924年6月赴美之前，林徽因的才华就已在印度文豪泰戈尔的访华之旅中显露出来，她不仅是当时负责接待的文化名流中的唯一一名女性，而且在其中充当了关键角色。在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的活动上，林徽因主演诗剧《契成拉》，她还与徐志摩共同照顾泰戈尔在北京的行程，“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着戏剧性和使人兴奋的公众使命，她的‘一代才女’的声名，就是这时在社会上传扬开来。”
主持北平文化沙龙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学成归国，应邀到沈阳的东北大学组建建筑系，林徽因得以“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第一位女教授”。次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悬赏征求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最终中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梁氏夫妇一起受聘于朱启钤投资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返回北平工作，但林徽因很快就被确诊有严重的肺病，只能立即停止劳动，到香山上静养。林徽因养病期间，徐志摩、沈从文、凌叔华、罗隆基、张歆海等友人常去香山看望，激发她创作出一批杰出的文艺作品。
1931年10月，林徽因从香山回到北平城中，迁居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不久后，哲学家金岳霖也搬迁至此，与梁氏夫妇比邻而居。金岳霖习惯每周六在家中邀请朋友参加茶会沙龙，这些朋友大多有着北大、清华和海外名校的教育背景，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群知识精英。起初是林徽因经常到金家去参加周六聚会，后来由于林徽因的个人魅力，茶会沙龙就慢慢地向林家客厅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太太客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社科的“空间转向”助长了文学空间研究的时兴，林徽因1930年代在北平主持的“太太客厅”因此成为许多评论家关注的对象。其实“太太客厅”一词来自冰心的影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来具有讽刺意味，年谱对“太太客厅”着墨不多。
关于林徽因在自家沙龙上的抢眼表现，她的终身挚友“闺蜜”费慰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有一段常被引述的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太太客厅”中除了费慰梅之外，几乎全是男性知识分子，这或许也是费慰梅把林徽因的听众归为“爱慕者”的原因。
目前已有多位现代文学研究者注意到20世纪伦敦文化沙龙“布鲁姆斯伯里”（The Bloomsbury Group）与“太太客厅”之间的关联性，前者的核心人物正是著名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布鲁姆斯伯里”强调女性的主体地位，而非像西方传统沙龙女主人那样，主要是为激发男性的创作灵感而存在。林徽因尽管具备传统沙龙女主人应该拥有的一切条件（美貌外表、高贵身世、文艺修养），但她没有仅仅充当花瓶，反而在一群男性精英中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执着于激烈论辩和自我表达，这给当时的沙龙参与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7年林徽因（左）与女儿梁再冰游颐和园。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
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林徽因的一生横跨文学和建筑学两个领域，正所谓“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小诗》）。由于通俗作家的渲染以及那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破圈”流行，在后世的一般印象里，林徽因作为文学家的身份似乎比建筑师更知名。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文献的披露和介绍，林徽因作为一名卓越建筑师的形象也逐渐广为人知，比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的纪念文集《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中央电视台2010年推出的八集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都着重讲述了她在建筑学上的精深造诣和成就。
曹汛教授身为建筑学人、梁思成的弟子，把师母林徽因放在建筑领域内评价自然是题中之义，年谱中也特别指出，“徽音在营造学社先任参校，后任校理，既是营造学社唯一女社员，又是唯一担任实际工作的女职员。此后多次参加营造学社组织的中国古代建筑实地调查工作，与梁思成合写调查报告多篇，还帮助思成干了许多‘力气活’，把帮助丈夫事业成功放在第一位，人们称赞她是‘无名英雄’……徽音出身名门，又是千金闺秀，还是多病羸弱之身，却能和男人工匠一样登高履险，爬梁上房，她的要强和毅力惊人，今世仅有。”
这段评价大体准确，唯一需要商榷的一句就是“把帮助丈夫事业成功放在第一位”。若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林徽因绝非一位满足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而是期望以主体身份介入男性主宰的公共领域的现代女性代表，她一生都挣扎于实现“才女”价值和在家庭事务中沉沦的矛盾之间，这种身份焦虑时常流露在她写给友人的书信中：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1932年1月1日致胡适信）
“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哀，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1936年5月7日致费慰梅信）
林徽因早年立志投身建筑事业需要极大勇气，建筑师和建筑行业很长时间里都是男性垄断。她最初想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但因建筑系不招女性而只好选择先进美术系，再选修建筑课程这样的迂回战术。在林徽因后来的建筑设计实践中，她不断将自己的女性经验和主体意识融入作品，成功证明了自己作为女建筑师的地位。
1935年，梁氏夫妇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建成，该建筑是中国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设计采用不对称的布局，造型简洁，比例匀称。徽因心细，考虑女生手小，楼梯扶手比一般细小，体贴入微，备受称赞。”
抗战爆发前，梁氏夫妇在华北地区对存世古建筑进行了抢救性考察，其中的高光时刻就是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唐代佛光寺。林徽因在东大殿北次间大梁上辨认出了“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意味着这座千年佛殿很有可能就是一位名叫宁公遇的女性出资重修的，欣喜之余，她还与宁公遇的塑像留下了一张著名合影。
七七事变后，梁氏夫妇在抗战大后方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辛，林徽因也因操劳过度旧病复发，从此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长期卧床不起。1949年后，林徽因完全告别文学创作，主要贡献是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55年，林徽因去世，墓碑由梁思成设计，上面只刻有一行字“建筑师林徽因墓”。（作者：钱冠宇 责编：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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