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1987年，河南大学召开《当代苏联文学》教材初稿讨论会。会间，冉国选带领他们的研究生刘洪涛找我，说要研究研究“苏进研”，让我提供名单和照片。刘洪涛毕业后到贵州民族学院工作，他得到谭绍凯的帮助，编印了《窗砚华年——北师大苏联文学进研班学友回顾录》的小册子，于1992年8月印出。他为此油印本写的前言《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北师大学者群》发表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上。戈宝权先生还为它写了序。后来，刘洪涛当了博士，留在北师大任教，成为教授、博导、文学院副院长。2010年6月，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议，出席的苏进研老同学有8人，大家商量在苏进研创办55周年的时候，出本纪念文集，我建议应该由北师大办这件事。于是，谭绍凯给刘洪涛写信，洪涛回信说自己虽然刚从副院长位子上卸任，但还是愿意挑此担子的。于是，我向他提供了苏进研人员的名单，由北师大文学院加盖公章给大家发了通知。这个文集应该有个序言。最合适写它的是导师柯尔尊、班主任彭慧、李江，或者是讲过课的戈宝权等前辈，但是，他们都已作古。再者，就是洪涛。可是洪涛让我和绍凯写，我想他大概可以写写主编的话吧。最后，我拗不过绍凯，只得硬着头皮干了。不过，我写的不是序言，而是前言，只想记述一下有关苏进研的一些情况；书的序，还是应该另由他人来写，如戈宝权先生给《窗砚华年》写的序，依然可以用在此处；洪涛那篇研究文章充实一下也可以作序言。至于我这个前言的内容，难免有所缺漏，尤其是对于大家的成就，我知道得不可能全面，疏失难免，请见谅。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各地建立俄语院系等以全面学习苏联。各大学中文系都开设苏联文学课，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于是，除了少量派往苏联留学外，有条件的学校就开办进修教师班或研究生班以应急。这样，北京大学俄语系举办了卡普斯金专家的研究班，北京俄语学院举办了库拉科娃女专家的研究班。这两个班，人数不过十几二十来个。它解决了俄语系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中文系的问题。尤其在“肃反”和“反胡风”之后，一些教师被停课，教苏联文学的老师奇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九十余人的“苏进研”便应运而生了。
1956年初，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了“苏联文学进修班”（简称“苏进”），请苏联专家娜杰日达·伊凡耶夫娜·格拉西莫娃（Надежда Ивановна Герасимова）任教。学校委任中文系苏联文学教研室主任彭慧教授为班主任，从全国各高等学校招收了40多名学员。当时的要求是：来进修的应该是讲过苏联文学课的讲师以上的教师，没有讲过苏联文学的助教等都得经过考试，方能入学。来北师大进修的学员有中文系的教师，也有俄语系的教师，其中有教授、副教授，有不少讲师，大多为年轻助教，还有一些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故而这个班学员的资历与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如东北师范大学苏联文学教研室主任李江副教授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革命、老作家，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炳襂教授是三四十年代美国留学归国的，山东大学讲师韩长经写过《学习鲁迅》等两本研究鲁迅的书，华东师范大学孟永祈讲师从英文翻译出版过《苏联文学的基本特征》一书，吉林大学俄语系讲师李树森翻译出版过《两兄弟》等两本苏联小说，李旭是出版过诗集的著名朝鲜族诗人，浙江师院的文心慧当学生时就在《文艺报》上发表过文章。而有些助教是提前毕业来的，还没教过一节课。从年龄上说，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有一倍还多。在这样的班里学习，就要靠自己努力扬长补短了。
1956年暑假过后，北师大中文系又来了42位当年各地应届毕业的中文系本科生，组成“苏联文学研究班”（简称“苏研”）。原来这个研究班是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招考的，请的是维克多·鲍里索维奇·柯尔尊（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Корзун）教授。但是，长春市解决不了柯尔尊儿女的上学问题，而且研究班的班主任李江正在北师大进修。柯尔尊也很愿意来北京工作。于是，已经报到了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统统开到北京师范大学来了。这时有一些进修教师退出，回了原单位，也有一些新来进修班的。1957年又有一些进修员退出，前后读过进修班的共有52人，而研究班人数一直固定到毕业。
上述两个班合并在一起（称“苏进研”），由两位苏联专家讲课。一年半后，格拉西莫娃于1957年夏回苏联，最后一学年只有柯尔尊一人教学。均由潘桂珍和把铁梅两位口译教师在课堂上翻译，对我们大多数中文系出身的师生帮助极大。至于党团组织、学习小组、文娱体育等各种活动以及课后的辅导课，两个班是分开的。进修教师学两年半，教师待遇，戴红校徽；研究生学两年，学生待遇，戴白校徽。研究生计学历，1979年工资调整时升两级，而进修教师只算经历，得到调整的，也只升一级。
课堂讲授的分工是：第一学期由格拉西莫娃讲授俄罗斯民间文学和古代到十八世纪文学。第二、三学期，格拉西莫娃讲十二月党人文学、普希金，以及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她的课讲得活泼生动，很有感染力。第二学期起,柯尔尊讲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文学两年。他的讲课逻辑慎密而严谨有深度，注重教学方法：1、先发下讲义，要求我们自学（有些是俄文的和汉语的两种）；2、让我们书面提出问题交班干部，再整理上交；3、简易的问题请讲过苏联文学课的进修教师解答，而专家讲课，主要是答疑。这样，让我们学得更有针对性、更深入，同时也锻炼了一些进修教师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为补充文学史课程之不足，柯尔尊还主动开设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研究》，又鉴于大家今后的深造，还开设了《苏联文学理论基础》（这一讲义后改名《文艺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文艺学研究方法引论》、《高等学校文学教学法》三门课。听柯尔尊讲课的不仅是苏进研两班的，还有其他专业的，以至有的回校后改教“苏联文学”和“外国文学”课。
柯尔尊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特别强调“实践课”（类似当时苏联大学的习明纳尔），由教师启发引导，学生发表见解，最后由教师作出全面总结。进修班的实践课由柯尔尊本人执鞭，研究班的实践课，由专家从进修班挑选出八个进修教师主持。他还计划培养这八个人为副博士，只因我们国家不得搞“资产阶级法权”而作罢。实践方式还有自由讨论、论文答辩等等。课外，苏进研举办了墙报，经常发表大家的论文和创作，这也有助于提高大家的动手能力。
除了专家上课之外，中文系还给安排了其他课程和讲座，以利加强基础或扩展知识面。一是请校外专家作报告：如请了文学研究所的戈宝权先生讲《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等等；二是请俄语系老师给进研班开设俄语课：有初级的，从字母学起，高级的选讲俄文原文的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看望儿子”，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等等；三是参加北师大中文系举办的一些学术活动，如系主任黄药眠主持的美学讲座，黄药眠不但自己讲，还请了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定期来北师大作讲演。再者，组织大家去“中苏友好协会”听中国专家张铁弦和苏联作家索科洛夫等人的讲座。还有，中文系特地开了两辆大客车拉去北京大学参加他们俄语系的学术报告会，并旁听了两天卡普斯金、李余振等中外专家所作的学术报告。那时，由北师大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穆木天主持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海涅的学术活动，也让进修教师参加。至于自愿去听中文系的“欧美文学”课的也不少。那个时期，北师大常常举办各种学术性的和文化方面的活动，如延请周扬、林默涵、曲波、杨成武等名家来校讲演，以及由许广平陪同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元旦会见活动等等，都欢迎我们去参加，让我们得益匪浅，且得以亲睹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勇敢》的女作家凯瑟琳斯卡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等著名人物，使我们深受鼓舞。
文化娱乐活动在苏进研是十分活跃的。格拉西莫娃的丈夫是苏联专家组长，通过他，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借来了好些我们国内从没见过的苏联影片供我们观看：有《聪明误》、《普希金的少年时代》、《草原上的吉普赛人》、（《茨冈》）……配合上课，教学更为生动形象了。进研班同学自己的文艺表演也相当精彩，如“纪念普希金诞生”的晚会上，黄菊朗诵的“塔吉娅娜给奥涅金的信”、 谭绍凯演唱的《我曾经爱过你》，还有，李自昆等女生小合唱的《夜莺》、《小路》等等，都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还曾去观看社会上的演出，如中央歌剧院的《奥涅金》、青年艺术剧院的《万尼亚舅舅》等，以及参观苏联展览馆展出的俄罗斯的名家列宾、卡拉姆斯柯耶、希席金、别洛夫等的绘画，和学校请进来的梅兰芳、马连良、裘盛荣演唱的京剧，并在宿舍里播放交响音乐《1812序曲》等，都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艺术修养。体育运动是很多同学的爱好。早晨和黄昏，操场上总有进研班的人在锻炼。冬天，溜冰场上总能见到我们矫健的身影。进研班的联合篮球队由周乐群、杜宗义等组成生力军，在全校的比赛中获得过亚军。学校举办的中国象棋比赛，也有马家骏得了亚军。
北京是旅游胜地，我们全班曾陪同格拉西莫娃去颐和园探春，陪同柯尔尊去香山秋游；班上还组织游览八达岭长城和官厅水库；当然，还有故宫、北海、什刹海、天坛、西山八大处、妙峰山等地也都留下过我们年轻的足迹。总之，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而意趣盎然。
1956年，党的八大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大地鼓舞了苏进研的每一个同学，大家都勤奋学习，呈现出一派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局面。没想到1957年“反右斗争”来了，一些思想活跃的同学被批为“反党”，并且将陶道恕、康林、宋邦武、戴诚四人划成“右派分子”，使得他们在本该作出辉煌成绩的黄金年华中，长期地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也有一些同学的档案中被塞进了“中右”的“材料”，缘于此，他们后来在“文革”中遭受到非人的折磨。这种种也没能割断我们同窗情谊的纽带，反让我们作出了反思（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个别团的干部，以后还向他当初带头批判过的同窗专程登门鞠躬道歉）。“反右”后期，中文系把大家拉到贫下中农那里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等等；1958年大跃进：双反、交心、拔“白旗”、插“红旗”、写大字报、去紫竹园“除四害”打麻雀、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掏粪刨地、建造校图书馆等等，虽然影响了一些学业，但偶被耽误的柯尔尊的讲课和我们集体的编书，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1957年底，苏进研编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与苏维埃文学参考资料》；1958年，编辑了一套《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后来，其中的《古代至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参考资料》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几大册；进研班结业前，我们与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联手编写了全国发行的《俄罗斯与苏联文学讲义》，向培养我们的北师大和柯尔尊导师作出了汇报。
各奔东西的1958年暑假到了，进修者结业回到原校，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各高校，一般都从事俄苏文学的教学，也有些因工作需要等其它原因或改行或回老专业。60年代初，在中宣部、文化部周扬的领导下，出版过一套全国文科大学通用教材，苏进研的周乐群参加《欧洲文学史》的编写，金留春被任命为《外国文学作品选》的编委，万平近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邓世还参加《艺术概论》的编写。中苏关系决裂后，俄苏文学不再单独设课，不少人兼任欧美文学或东方文学的教学，有的被调离。
还有不少人在“文革”后为自己原有的专业做出过突出的成绩：如廖立的《岑参评传》、《岑嘉州诗笺注》，去越南讲过学的万平近的《林语堂评传》、《新文学比较研究》，陶道恕的《杜甫诗歌鉴赏集》，田清源的《汉字音形义解析》，汪靖洋的《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董源的《文艺过程原理》、《同学——新儒林外史》等几本小说，黄志平的《丘逢甲评传》，胡克刚的《南工春秋》，李根洲的《英国文学选读》（英文版），郑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许国经的古文字研究，郭应阳的翻译理论研究，陈复兴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邓世还的戏剧理论研究和伍光健研究，毕养赛对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和对马一浮的研究，都是很有水平的。
1966年开始了 “文革”浩劫，我们不少人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走资派”，以及各种名目的“牛鬼蛇神”，被批斗、抄家、监禁、毒打、逼供、甚至被迫自杀……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被赶去长途“拉练”和“战备疏散”或被放逐到农村山野去接受“再教育”，甚至还有人被“贬”出学校六、七年，改行为干重体力的工人。总之，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之受残害、岁月之被蹉跎，无一幸免。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到了，大家回到教学岗位上。我们的专业焕发了青春，苏进研又活跃起来了。不少人或组织、参加各地的学术会议和科研活动，编书、发表论文，成果累累；或招收研究生，为培养新一代的专业人才而全力贡献自己；周乐群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并任副主编，盛作斌主编《云南高教研究》等等。我们中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讲师（李根洲），有的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马家骏、雷成德），还有的是全国学术团体的牵头人，如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谢挺飞、马家骏、陶德臻、易漱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谢挺飞，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马家骏、李树森，中国东方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陶德臻等。担任各省外国文学学会正会长的有：辽宁的谢挺飞、陕西的马家骏、新疆的夏定冠、江西的刘国屛、湖南的易漱泉；担任副会长的有陕西的雷成德、贵州的谭绍凯、湖北的周乐群、吉林的李树森、山东的李永庄。以及，陈元恺担任浙江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魏汪而、赵永贻担任全国师范院校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加入文艺团体的成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万平近、雷成德、马家骏、陶德臻，省作家协会会员谢挺飞、温祖荫、谭绍凯、刘国屏、胡日佳、周乐群、夏定冠、郑谦；参加省市翻译家协会的有雷成德、金留春（中国翻译协会授予她“资深翻译家”称号）。北师大还先后给一些同学颁发了“荣誉校友证书”，如马家骏、雷成德、谭绍凯。还有，成为学校领导的有云南大学的盛作斌、杭州师范学院的毕养赛；当过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的马莹伯，后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副总编；当过省党代会代表的有万平近，当过省人大代表的有陈元恺、毕养赛、雷成德，当过省市政协委员的有雷裕中、李永庄。至于担任研究所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更大有人在。
下面，就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在治学方面所贡献的累累成果作一概述。
翻译方面有：雷成德译的《托尔斯泰日记》和苏联学者研究托尔斯泰三大名著创作过程的著作的卷帙浩繁的翻译，金留春译的《茹科夫斯基诗选》、《屠格涅夫诗选》、莱蒙托夫的剧本，唐其慈译的《马尔林斯基小说选》。
学术著作方面，个人专著有：马莹伯的《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李树森的《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韩长经的《鲁迅与俄罗斯文学》、陈元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冉国选的《俄国戏剧简史》、刘国屏的《岁月留痕》、谭绍凯的《欣慰集》、马家骏的《诗歌探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等、周乐群的《俄苏文学史话》、谢挺飞的《外国文学题解》、张鸿榛的《冈察洛夫》（北京版）、康林的《普希金》与《<复活>导读》、金留春的《冈察洛夫》（辽宁版）与《金留春文集》、张宪周的《屠格涅夫的著作》等；温祖荫更是写作等身，他的著作如《世界名家创作论》以及诗文游记等多达四十部。
更为显著的是，苏进研共同编写了大量著作与教材。如纯由苏进研同学著作的书有雷成德、金留春、胡日佳主编的《托尔斯泰作品研究》，马家骏主编的《高尔基创作研究》。除一、二人外，主要为苏进研成员写的书有易漱泉、雷成德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由苏进研主编而有其他人参加的有陶德臻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东方文学简史》、《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词典》，陶德臻、马家骏、傅希春主编的《世界文学史》（三卷）和《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五卷，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刘国屛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导读》（二卷），雷成德、陈奇祥主编的《苏联文学史》，马家骏、冉国选、谭绍凯主编的《当代苏联文学》（二卷），冉国选主编的《二十世纪国外戏剧概观》，徐祖武主编的《契诃夫研究》，谭绍凯主编的《外国文学新编》，陈应祥、傅希春主编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作品选》，杜宗义主编的《外国文学通用教程》，赵永贻主编的《外国文学》，缪文华、李永庄主编的《外国文学简论》以及最近问世的谭绍凯、胡日佳等主编的巨大“工程”《托尔斯泰览要》（1100千字）。有苏进研成员参编合著的教材更是多多，如《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史》（四卷本）、《外国文学五十五讲》、《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外国浪漫主义文学三十讲》、《现当代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四十讲》、《东方文学五十讲》、《世界文学名著选评》（多卷本）、《普希金创作评论集》、《屠格涅夫研究》、《托尔斯泰论集》等等。其中，不少著作获得了各种奖励。
苏进研的导师柯尔尊师承他的老师季莫费耶夫（其《文学原理》、《苏联文学史》在中国影响很大）、安德列耶夫（其无稿讲课的教学艺术在当时苏联有名）的学术与教学，进而在中国培养了苏进研近百人。而苏进研成员培养的硕士生、进修生、国内访问学者，他们经过努力和深造，不少人已是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或者科研单位的研究员、副研究员，有的已是著名学者、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还有的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及有关省外国文学学会领导机构的成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石衡谭、叶舒宪，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王向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于洪笙，首都师范大学的杨静敏、雷从晶，天津师大的甘丽娟，上海大学的陈晓兰，辽宁大学的刘铁、冷旭光，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马军，四平师院的戚小莺，山东大学的姜桂栩，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仵从巨，滨州学院的李广超，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的徐曙霱，临沂师院的史玉宝，南京师范大学的汪介之，苏州大学的方汉文，徐州师范大学的蒋岱，上海师范大学的朱宪生，福州大学的苏文菁，集美大学的蹇昌槐、朱宝荣，厦门大学的王诺，江西师范大学的傅修延，九江学院的朱耀良，安徽师范大学的范传新，巢湖学院的鲁有周，南阳师院的李姿珍，华中师大的李俄宪、乔国强，三峡大学的巴文华，湘南学院的罗光汉，吉首大学的杨瑞仁，广西师范大学的罗海燕、吴锡民，百色学院的梁丽娟，四川大学的刘亚丁，西南民族大学的杨新慧，绵阳师院的李学术，贵州师范大学的武和平、杨先明，云南大学的谭君强，陕西师范大学的韦建国、马晓翙，宝鸡文理学院的龙怀珠，青海师范大学的袁海燕等等。他们出版了不少著作，培养了更多的学士、硕士、博士，有的还担任了校长、院长、系主任、室主任，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高等学校的外国文学（包括俄苏文学）、比较文学的科研和教学作出贡献。
纵观苏进研的成就，有些因素值得琢磨：
在教育大发展时期，举办人数众多的研究班或进修班，集中培养一批大学某一学科的教师，这个办法是有效的、可行的。
这样的进研班，应该有高水平的教师来统领教学。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理论、知识的教学是必要的，但是实践更能培养能力，能力才是创造性地运用专业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必备功夫。
发挥团队精神和集体力量，创造出新的成绩。苏进研的同学不时互相交流经验和成果，哪里有学术会议，就互相通气，相邀参加；谁个计划要编书了，总会约请老同学参加写稿。几十年来，我们的友谊加深了，在相互切磋中我们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但凡召开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界会议，总有我们进研班的同学与会，而且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加上北师大中、外文系的教师和外国文学专业毕业的进修生与研究生、本科毕业后教外国文学专业的，以及我们进研班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培养的学生，人数不少，力量可观，所以被谑称为“师大帮”。
苏进研之所以取得一点成绩，是同母校北师大的关怀分不开的。如，给一些校友荣誉称号以资鼓励；校友会经常给我们发寄《校友通讯》和《校友工作简讯》，使我们感到温暖；在北师大成立一百周年时也不忘请我们返校共庆盛典。而我们中如魏汪而等人为回报母校捐款献爱心；缪文华给大家照相留下珍贵的纪念且备全相册、碟片，邮寄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与母校以及同窗之间的令人感动的感情纽带。这些，都让我们倍感珍惜、慰藉。
外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对我们的支持与提携也使我们得益匪浅。除了两个班的班主任彭慧、李江之外，帮助过我们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冯至、戈宝权、叶水夫、陈冰夷，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绳武，南开大学的朱维之，上海的翻译家盛草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包文棣（辛未艾），上海师范大学的朱雯，山东大学的吴富恒，南京大学的张威廉、赵瑞蕻，南京师范大学的许汝祉，中山大学的戴镏龄，暨南大学的黄轶球，河北大学的雷石榆，河北师范大学的吴伟仁，四川大学的石璞、李梦熊等。
我们的同辈同行，关注我们苏进研的，跟我们合作编书的，如北师大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杨敏如、刘宁、匡兴、谭得伶、潘桂珍、陈惇、何乃英等，都与我们可说是亦师亦友。彭慧教授的上一班研究生，与我们师出同门，他们有王思敏（北京联合大学）、刘雅文（中央警官大学）、梅希泉（上海师范大学）、刘航舵（辽宁大学）、蒋家雄（西南大学）等。至于与我们合作的同行朋友们更是多多，他们之中有：北京大学的彭克巽、岳凤麟、李明滨、张玉书、孙凤城，中国人民大学的徐京安、黄晋凯，南开大学的崔宝衡、任子峰，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智量、朱逸森、陈挺，上海师范大学的王秋荣、秦得儒、杨国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黄成来，上海教育学院的谢竹友，天津师范大学的何文林、徐桂亭，河北师范大学的陈慧，山西大学的戴屛吉，山西师范大学的张钦尧，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广博，辽宁大学的张朝柯、马国兴，辽宁师范大学的冯连附、陈周芳，东北师范大学的李忠玉、都本海，延边大学的郑判龙，山东师范大学的刘念兹、徐克勤、高万隆，曲阜师范大学的童茂莱，徐州师范大学的王惟甦、刘彪，扬州大学的周而琨，苏州大学的何孔鲁，浙江大学的任明耀、华宇清、丁子春、傅司功，杭州师范学院的万莹华，安徽师范大学的赵令德、孙慧芬，南昌大学的黎皓智，河南大学的牛庸懋、张忠义、卢永茂、严铮，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忠祥、宋寅展、彭端智，湖南师范大学的王远泽，湘潭大学的曹让庭、张铁夫，广西师范大学的贺祥麟，华南师范大学的符玲美、蒙景光，暨南大学的罗治华，四川大学的龚翰雄、戴震，四川师范大学的郭祝崧、范文瑚、邓双琴，四川民族学院的曾庆富，四川外国语学院的林亚光，达州师院的王慧才，西南大学的沈来清、曾宛凤、杨思聪，重庆师范大学的刘登东、吴邦文，贵州师范大学的鲁翠岚，贵州民族学院的邓世隆，云南大学的杜东枝，西北大学的石昭贤、薛迪之、曹汾、杨昌龙，宁夏大学的俞灏东等等。
现在，苏进研的成员都离休、退休了，有三分之一多的人去世了。在世的有九十高龄的，最小的也七十六岁了。但他们培养的后辈，在教坛、文坛上发挥着才能。薪火代代相传，事业蒸蒸日上，愿已过世的安息，愿在世的健康，愿年轻人创造出超过前人的更多、更好的成绩。
2010年底于上海
金留春润色
[注]《窗砚华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