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始进行特务人员登记，几天的时间就有四五千名原国民党各级高官向政府自首，听候发落。由于杨登瀛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长，故被公安局逮捕，准备处以重刑。
就在判刑前，杨登瀛说：“我当年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周总理和陈赓都能替我作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恩来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永远不要忘了那些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其中就有杨登瀛。
那么杨登瀛究竟是谁呢？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何能令周恩来在临终之际还记挂着他？
杨登瀛
“双面特工”杨登瀛，营救罗亦农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在广东，小时候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国，后来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也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
1924年，杨登瀛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前后，杨登瀛认识了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剑虹，他们因为是同乡，且是国民党而成为莫逆之交。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轰动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因不满他的行为而被抓紧监狱，后来在国民党元老政要蔡元培的保释下出狱。
1928年2月，蒋介石开始建立特务机构，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党务调查科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陈立夫担任主任。
党务调查科刚刚成立，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此时担任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杨登瀛，于是将他推荐给陈立夫。但杨登瀛对此时的国民党十分失望，因此对好友的推荐有些犹豫不决。就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另一位好友，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的陈养山帮了他大忙。
周恩来
陈养山在得知杨登瀛想帮共产党做事后，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件事。而这也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他对陈养山说：“杨登瀛此人如果用得好的话，可以为党组织带来不少便利。”
于是陈养山对杨登瀛说：“我建议你还是去党务调查科工作吧，如此一来便能在国民党内部侦探，将他们的行动和情报都汇报给我党。”
1927年年底的一天，陈赓和杨登瀛在上海一家咖啡馆见面。陈赓让杨登瀛到国民党特工内部潜伏下来，并想办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伺机为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
为了获得国民党的信任，杨登瀛费力处好和杨剑虹、陈立夫和张道藩的关系。比如说在张道藩遇到政敌而愁眉不展的时候，杨登瀛想办法为他除掉敌人，这也令张道藩对他感激不尽。后来张道藩一路官升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而在他的关照下，杨登瀛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
杨登瀛身为特工人员，如果不做出一点工作的话，也很难得到上级的信任。于是为了帮助他，陈赓经常将一些进步书刊以及党的宣言等没有机密情报的东西交给他，让他拿去交差。除此之外，陈赓还会布置一些空会场，让杨登瀛带人去破获。
陈赓
如此一来，杨登瀛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越来越稳定，不管是蒋介石还是中统其他长官，都对他十分信任。后来，当陈赓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
杨登瀛还曾多次帮助我党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令中共避免了多次损失。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约邓小平谈工作，结束后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邓小平先走一步。邓小平离开后，下意识向不远处的暗哨看了一眼，谁曾想却看到扮成鞋匠的暗哨偷偷向他做了个危险的手势。
邓小平当即转身看去，结果看到英国巡捕房的侦探已经走进他刚走出的大门，罗亦农无法脱身，被抓走。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等人十分着急，随后大家经过商量后断定一定是组织内出现了叛徒。
为了营救罗亦农，也为了避免革命进一步遭到破坏，周恩来和陈赓等人决定找出叛徒。那么该由谁出面呢？就在这个时候陈赓想到了杨登瀛，因为杨登瀛和英国巡捕房的兰普逊关系很好。
杨登瀛接到这一任务后，当即展开行动，他经过思考后认为自己还有个调查科组员的身份，利用这一身份调查既光明正大，也不会被人怀疑。于是杨登瀛连忙给陈立夫和张道藩发去电报，向他们汇报这一情况。陈立夫得到罗亦农被抓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认为罗亦农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很高，这次总算是抓到了一条“大鱼”。
陈立夫
陈立夫当即命令杨登瀛向英国巡捕房提出请求，商量引渡罗亦农的事情。紧接着，杨登瀛来到巡捕房，找到兰普逊，要求引渡罗亦农。当兰普逊得知这是国民党上层要求的时候，没有过多阻拦，只是提出：“想要引渡他可以，不过要加钱，一方面是我和兄弟们的辛苦费，另一方面则是告密者要钱，还需要提供两本去德国的护照。”
杨登瀛本想缓缓从兰普逊那里套取叛徒的信息，没想到他主动交代，于是便说：“这简单，但你也知道办护照需要本人的消息，不知道告密者叫……”兰普逊没有一丝犹豫地说：“霍家新和贺治华。”
杨登瀛吓了一跳，因为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而贺治华曾是朱德的妻子，这可是个大发现，不过他没有将惊讶显在脸上。除此之外，杨登瀛还从兰普逊的口中得知贺治华之所以要这么多钱，是因为她手里还握有一张300多人的共产党员名单。
为了避免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必须要尽快铲除叛徒，将名单拿回来。杨登瀛回家后，当即将这一情况告诉给陈赓：
“出卖罗亦农同志的是他的秘书霍家新和妻子贺治华，我还从兰普逊口中得知他们手里有一份300多人的共产党名单。我和英国巡捕房商量后，决定在19日将罗亦农移交给国民党，你们要在此之前商量好对策，将罗亦农救出来！”
贺治华（圈圈那个）
中央特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策划营救方案，准备在押解罗亦农的时候进行劫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关键时刻，陈立夫竟然为了罗亦农专门赶到上海。
由于罗亦农坚决不肯说出任何对我党不利的消息，陈立夫避免夜长梦多，命令立即处死罗亦农。当杨登瀛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罗亦农已经牺牲了……
罗亦农牺牲后，中央特科决定尽快惩治叛徒。1928年4月26日，《新闻报》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上午7点多，一支迎亲队伍来到法租界蒲石路178号，一群人冲进房内，将房内的一对夫妻杀死……”这对夫妻就是霍家新和贺治华。
不过贺治华没有死，而是瞎了一只眼，本来地下党员还要去医院杀掉贺治华的，但碍于国民党特务看守的太严，再加上我党已夺回名单，便放弃了。
血案发生后，贺治华便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有人说她回到老家四川，也有人说她于192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了……
彭湃牺牲，杨登瀛铲除叛徒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彭湃、杨殷、邢士贞等人于第二天下午在他家开会，并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回来参加。
彭湃
8月24日下午，会议准时在白鑫家中召开。然而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来，抓捕彭湃等人。周恩来本来应该参加此次会议的，但临时有事没来，得以幸免。中共中央得知彭湃被抓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周恩来更是指示陈赓想办法打听到彭湃等人被关押的地方，方便营救。
陈赓连忙找到杨登瀛，指示他迅速查明事情真相。杨登瀛经过一番打听后得知，原来是白鑫变节投敌。白鑫曾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后来加入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白鑫被调到上海中央军委，担任彭湃的秘书。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白鑫如此早参加革命，那么他为何会突然背叛我党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早在一个月前，白鑫就通过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而他叛变的理由竟然是：他的一个亲属因为背叛革命而被彭湃枪毙，因此白鑫怀恨在心。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人和惩办叛徒的措施。会议结束后，陈赓找到杨登瀛让他想办法营救彭湃，杨登瀛说：“你也知道彭湃是知名人士，不是轻易能救出来的，我建议在彭湃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押往司令部的途中想办法营救。”陈赓将杨登瀛的想法汇报给中央特科，大家纷纷同意。
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他们会尽全力营救他。由于彭湃是著名的“农民运动大王”，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因此下令尽快杀掉彭湃。
紧接着，杨登瀛向陈赓汇报：“8月28日早上，彭湃等人从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下令：“中央特科凡是会开枪的都出动，埋伏在囚车毗邻隆化的枫林桥畔，准备劫车营救。”
8月28日早上，周恩来亲自出马，准备劫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准备不妥当，错过了最佳营救时间，营救没能成功。8月30日，彭湃、杨殷等人在龙华遇难。
周恩来、陈赓得知彭湃等人遇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当即决定势要逮捕叛徒，将其严惩。但无奈国民党将白鑫保护的太好，我党根本没有机会下手，陈赓只好找到杨登瀛，请他帮忙。
这天，杨登瀛来到严加把守的“范公馆”，说是要来看望逮捕彭湃的“大功臣”。对白鑫来说，像杨登瀛这种大人物他是想巴结都来不及，于是对杨极力讨好。杨登瀛假装和白鑫相见恨晚，两人聊得格外投机。在白鑫的邀请下，杨登瀛成为范公馆的常客。
尽管有范公馆的保护，但白鑫还是担心在上海呆久了会出事，于是他极力向蒋介石请求，允许自己去意大利躲避风头。蒋介石知道我党锄奸人员的手段，便同意白鑫的要求。杨登瀛为了获得白鑫的信任，自然也很赞同他去国外躲避。
紧接着，杨登瀛将白鑫要去意大利的消息报告给陈赓。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指示：“坚决除掉叛徒，决不能让白鑫逃往国外！”
经过慎重安排，国民党为白鑫买了一张11月12日早上的船票。为了防止万无一失，国民党派人于11月11日晚上11点护送白鑫去上海吴淞口码头，只要上了船就能安全逃往意大利。
这个计划十分周密，如果按照这一计划实施的话，中央特科的锄奸计划很有可能会落空，那么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杨登瀛出来了，他装作担忧地说：
“这个计划确实很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危险。深更半夜在家门口停一辆车太显眼了，这样会不会反而因此共党锄奸大队的注意？要知道自从彭湃等人牺牲后，中共就发誓要严惩叛徒，说不定他们早就注意到白先生的踪影了，我觉得还是将汽车停到弄堂口比较安全。”
也许是杨登瀛提出的建议确实有道理，也许是布置计划的人不好让杨登瀛丢面子，于是便采用了他的计划。11月11日晚上，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实地侦察了一边，在得知白鑫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出逃后，这才放心离去。
11点，街上一片漆黑，只有范公馆灯火通明。就在这个时候，范公馆的大门悄然开了一条缝，先是出来一个人左右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才朝后招了招手，随后又有几个黑影走出大门。
就在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走出大门的时候，只听一声：“白鑫哪里逃！”喊声刚落，下一秒就响起“砰砰”两声枪响，白鑫和两名特务当场被击毙。
这起谋杀案震惊中外，也被称为是20世纪的“东方第一谋杀案”。这起谋杀案令上海市民大快人心，也令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这几年，杨登瀛在陈赓的直接指挥下，工作进展的十分顺利。但就在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随即叛变。幸好这一消息被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及时汇报给周恩来，才避免我党受到更大损失。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开始了中央各机关的大搬迁。
4月28日早上，杨登瀛再次来到外滩，陈赓早已在此等候。两人沿着僻静的小道边走边谈，陈赓严肃地说：“顾顺章被捕了……”杨登瀛十分震惊，他连忙说：“顾先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身份暴露了吗？要不要我想想办法？”
陈赓苦笑着说：“都没用了，他已经叛变了。”杨登瀛吓得冷汗直流，他说：“这该怎么办？”
陈赓看向天空，然后叹了一口气说：“上海不能久留了，我们在这里的机关大多都转移了，我也要离开了。临走前我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你也找个理由赶紧走吧。”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层层解开，里面是两根金条和几只金戒指：“这些金子给你，你拿去应应急……”
杨登瀛接过金条看了看，随后又将他还给陈赓，并说：“王先生（陈赓在上海化名王庸），你我相识一场，我也算是三生有幸了。我不是共产党，但你却能在这个时候想着我，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谢你。你们如今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这钱我不能要，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杨登瀛看向远方，轻声说：“我哪也不去，我就呆在这里，我不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你不想离开上海也行，但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告发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什么也不要说！等革命成功后，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杨登瀛也有些哽咽，他说：“不管今后你们能不能成功，今天有你这句话，哪怕是以后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个朋友！”杨登瀛和陈赓分离后，便独自回到家中，没想到还没过一会，就有一大批特务来到他家里，将其逮捕。杨登瀛被关在监狱里大半年，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没有抓住杨登瀛的把柄，再加上有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张道藩的暗中活动，成功将杨登瀛放了出来。此时周恩来、陈赓等人早已离开上海，杨登瀛也和我党失去了联系。
1934年，国民党再次启用杨登瀛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他已经完全脱离了特工系统，开始平淡的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杨登瀛留在南京生活。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杨登瀛正在街头靠摆纸烟摊为生。1950年10月，建国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运动“镇反”，也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展开。
1951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是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担任过职务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有四五千人原国民党各级高官到南京政府自首。
杨登瀛认为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所以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他因为曾当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长，而被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后来经过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
在判刑前，杨登瀛连忙说：“我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事，周总理和陈赓同志都能为我作证的！”
不久后，时任南京法院院长的鞠华，两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去电报，希望能证明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11月24日，陈赓给鞠华发去电报：“关于杨登瀛的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他确实从1927年起和我党产生联系，并为我党提供情况。在此期间他对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得以保全性命，但仍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居住在南京，生活没有着落。
1952年11月，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在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当即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写去一封信，说：“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还救出不少我党同志。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他作些救济，或者用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门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在北京，他见到了早年受到他保护的陈赓、陈养山、李克农等人。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这几年的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他的生活，还在协和医院为他安装了一副假牙，赠送了呢料衣服、皮鞋等物品。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逝世，享年76岁。临终前，他再三对家人说：“我不是特务，我也不是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身份的……”
1976年1月，周恩来的身体越来越差，在弥留之际，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头。
据悉，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这其中就有杨登瀛，他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能忘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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