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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张雄
实习记者|邱苑婷 发自北京
编辑|郑廷鑫
摄影|何脑斯
1999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新年联欢会，高虎身穿黑色皮夹克甩着长发，带上他组建的“三个臭皮匠”乐队登台演出。那大概是现今能找到的高虎演出的最早影像。在中国摇滚的策源地之一的迷笛学校，彼时学生们对新年联欢的想象力与全中国的高中生差别不大。那是一间大教室，一串彩色的气球和黑板上“新年狂欢！”4个大粉笔字显得一团和气（狂欢和感叹号大约表示他们更加兴奋）。在高虎上台摘下话筒并一脚踢翻话筒架后，破坏者的举动引发台下一阵阵高呼。这场新年狂欢开始展现它的与众不同。作为迷笛学校学生的观众，他们的喊声中带着一些基于同窗友情的善意起哄。几年后高虎成为一名职业摇滚歌手，在真正的舞台上他所遇到的观众是更为疯狂的人群。他们用一种带有血腥味的嗓音歇斯底里地喊着乐队的名字，他们比台上更为迫切地呼唤激烈的融合。这种癫狂让很多人上瘾，无论台上台下。但高虎后来在台上只是像兔子般和着拍子蹦来蹦去，以维持对观众必要的挑逗。他学会了节制。也许经验让他知道，给观众的热情再加上一把火，恐怕难免要灼伤自己。
不想做一个特别成熟的人
高虎有点像喜剧演员黄渤，但仅仅是长得像。身边人认为他有点严肃。大约10年前高虎过生日，乐队吉他手田然送他一本书，扉页赠言“笑一笑”。那是高虎状态最差的时候。不久前他在网上做过一个测试，显示心理年龄27岁。他说喜欢自己这个状态，“我一直不想做一个特别成熟的人”，他今年41岁，“我希望保有童心。”
我们的采访约在上午10点钟，高虎抱怨这个时间让他不得不一大早开着他的路虎跑了十几公里来到公司。他们新加盟的公司——摩登天空位于靠近北京东四环的一个文化产业园区的步行街内。乐队几位成员身着亮衫，从北京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就像一群爱好逃课的大学生郑重出现在期末考场般引人注目。
痛仰原名痛苦的信仰，乐队于1999年7月在北京成立，同年9月在北京everyday酒吧首演，此后一直活跃于北京各个现场酒吧。痛仰的现场表现力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乐评人张晓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实在没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只说一句，痛仰是目前最适合去拓展国内城市摇滚乐现场版图的乐队，即便是五线城市他们也可以去。他们是最适合去普及摇滚乐现场文化的。”
一份在2014年流传于网络的歌手演出报价单上，痛仰的出场费是14万。考虑到摇滚在演出市场的小众地位，这个价码足以称得上可观。1999年乐队刚成立时，高虎对未来的期许仅仅是“希望能维持生活”。“也不指望成为百万富翁，那也许根本就没戏。”在树村出租屋的昏暗灯光里，散着长发的高虎夹着半截烟头，用如今已退化掉的淮语口音向采访者阐述自己的理想。乐队名称“痛苦的信仰”的含义是：即便是苦痛，也无法阻止我们仰起的头颅。
这个名字慢慢被歌迷们简化为更有力量的“痛仰”，以方便他们如念经般在演出现场一遍遍高喊。
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我问现在的高虎是否还有痛苦。“现在的痛苦就是我本来可以睡个懒觉。但有人需要了解摇滚，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回答听起来不算是个玩笑，他们即将迎来年度最重要的任务。7月末，他们将乘坐定制的巡演大巴，在全国12个城市完成一个月的剧场巡演。
“很多人对摇滚乐有误解，”高虎说，“觉得是不好的东西。但恰恰是摇滚乐拯救了我们这些迷茫叛逆、处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轻人。精力无处发泄，对什么事情都不满，但摇滚乐像一个海绵一样，把我们这些东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灯塔一样。”
在遇到灯塔之前，高虎算个有限叛逆的小城青年。1974年，高虎生于新疆甘河子，那是个虎年。他对甘河子的记忆是“几个工厂的小镇，像游戏里的场景”。10岁时高虎随父母回到江苏淮阴（现淮安），因父母工作变动频频转学。“上小学的时候我一开始是三道杠，后来两道杠，再后来一道杠，然后留级，我是这么一个堕落的过程。”他对所有采访他的记者都讲了这句话，“我喜欢跟学校里边缘的人玩，因为他们有意思、有趣、不枯燥。”
初中毕业家里安排他去上技校，他并不情愿，但还是去了。上完技校去化工厂上班。混日子，吃完饭打打台球。有一天听到黑豹的一句歌词：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我觉得这8个字，太牛逼了！我想象中的社会就是这样。学校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当班干部，老师每天早上先叫我们几个同学打小报告，谁谁谁怎么样，从很小的时候就培养这种检举揭发的风气，我从小就反感这些东西。所以我喜欢和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一起玩，至少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这些经历以及后来在南方打工被骗的历史已经被高虎以一种心灵鸡汤的方式合理化。“它们都是很好的经历，是帮助我成长的。”他说自己过去很少跟亲戚朋友聊这些，但很多年之后，“可以释怀了。”
我随口问高虎当时在南方打工挣多少钱一个月。没想到这个问题有点惹到他：“你们就关心钱。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聊？跟你们聊这些有什么意义，聊来聊去聊到钱，聊到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也有很世俗的东西，但我的世俗、我的嗨点跟你们不在一起，知道吗？”
这种毫无征兆的攻击性让人想起那个从三道杠到一道杠的高虎，也许面对师长的质疑时他也会如此反击。我感觉我坐在他对面，在他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世俗的、无知的、只关心钱的大众群体的化身。但痛仰并不回避谈钱，几个月前他们还在微博上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最贵的乐队”。
痛仰被认为是国内继崔健、黑豹之后第三代摇滚乐队代表。北京树村，中国摇滚乐曾经的圣地，是痛仰的起点，也是歌迷们认为痛仰还真正存在愤怒的时期。按照高虎的讲述，那是他心无旁骛投入音乐的时光，每月生活费三四百块，村子里聚集着好几百号来自各地背着乐器的年轻人。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在音乐、书和电影的讨论里悠闲度日，没钱时便去酒吧或者地下通道卖唱。高虎说，这种流浪的表演方式给了他一种自信，此后遇到任何舞台都不会怯场，“还有什么舞台比地下通道更恶劣的，是吧。”
但这是现在的总结，199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25岁的高虎对镜头懊恼地说：“去他妈地下通道卖唱，唱了一个多小时一分钱没挣着。可能我的形象不太像他妈的流浪的。还带着文身，留着长发，打着耳环。别人看着都害怕。”
痛仰乐队
为什么不尝试更智慧的方式呢？
认为摇滚受到偏见或许是高虎多年来最大的偏见。“很多老百姓觉得摇滚乐是个很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会排斥摇滚乐呢，甚至惧怕，为什么呢，难道摇滚乐真的让人太有想法了吗？我不愿意做一个流水线的人生。”在各种过往的访谈里你都看到他在强调这点。这番听起来像针对偏见的纠正更像是寻求认可的呼喊，他觉得自己被疏离。它让人想起那个从三道杠到一道杠的高虎的不屑和争辩。“我以前可能希望别人主动接纳我，给我一个拥抱。”
几年前高虎就认为帮助大众了解摇滚的本质是“当务之急”，但他以及痛仰对“摇滚”的定义却越来越模糊。他说自己最早做音乐追求“最新的”、“跟世界同步的”，忽略了音乐表层下的东西。在歌迷指责他们不再愤怒时，他辩称过往生活的总结在最需要表达的时候表达过便够了，他不想让愤怒像商标一样贴在身上，“我需要表达最新的我。”
“新音乐产业观察”自媒体创办人陈贤江在《从痛仰看“穷摇一代”的致富路》中写道：21世纪前5年，可能是中国摇滚乐最艰难的5年。20世纪末，嚎叫、摩登天空、新蜂等年轻独立厂牌先后成立，为年轻乐队创造了更多签约的机会。但经过1997-1999年的小高潮之后，中国摇滚乐的市场并没有爆发，也没有再现1994的辉煌。
愿爱无忧
而所谓签约歌手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北京原创乐队在酒吧的演出价格极为低廉，一支原创乐队一晚上的出场费大约是100-200元，碰上生意不好的时候，出场费大约40-50元，（每人10元左右）连来回的路费都不够。即使出专辑，也不见得会有所好转。以‘舌头’为例，一张专辑摩登天空用5万块钱即可全部买断，录音费大约2万，剩下3万元6名乐手平分，每人才5000元钱，有些人连两年的债都还不清！”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在2000年的文章《中国摇滚——大众和个人的想象》中透露。
2005-2010年间，国内演出音乐节和livehouse的兴起挽救了诸多乐队。乐手们和音乐公司都意识到，现场演出或许是惟一出路。巡演成为一股流行风潮。2006年，高虎认为应该主动寻找机会，他给痛仰安排了一场游历五十多个城市的全国巡演。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劝他们别去，颠沛流离之下矛盾容易激化，很多乐队在巡演完就都解散了。但高虎认为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当年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他们从北京798出发，一辆金杯车被塞得无处下脚，他们如战士般开始了这场苦行军。
“很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孕育着一股暗流，就像一座活火山，在流动，这就是给人希望的东西。”高虎说，路上环境的恶劣超出了他的想象。“我当时想的是，打通摇滚乐的一条驼峰航线，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在这条巡演路上去生活。巡演完发现，你也可以演，但太累了，那是死磕了。其实我挺反对死磕的，太盲目。为什么不尝试一些更智慧的方式呢？”3个多月后，他们回到北京。乐队没有解散，但高虎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浮躁和失望。他觉得自己出了问题，却找不到病灶。
不插电
摇滚里的白居易
第二年他独自去了新疆，那是他10岁离开后再没回去过的地方。在英吉沙，高虎和两个当地的朋友在水库看了一宿的星星。他们把带荧光浮子的鱼钩放进水里。没鱼咬钩，便弹吉他喝酒唱歌。他曾以为到了空阔的地方就可以随心所欲，但他唱不出来。“心里有东西把自己给锁住了。”他说，也许是城市生活的封闭，不能影响他人的环境压抑了他的声音。“我原以为我在北京带来的浮躁的东西，到了那些地方全都可以放下，但其实不能完全做到。”
他觉得自己内心还是封闭着，却无药可解。他搭了辆油罐车去西藏，颠簸了3天4夜。途中只有无尽的山、无尽的夜，走一二百公里才能见到一辆车，他还遇到了永生难忘的沙暴。“虽然辛苦，但我在北京时的浮躁、喧嚣已经没有了，心已经沉淀下来了。又走尼泊尔到云南，我开始明白喊不喊得出来其实不重要，唱歌不是音量的问题。”
一路上他认识了很多人，他们真诚、友好，却并不了解高虎和他的摇滚音乐。呆在树村时他觉得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应该在听摇滚吧，他觉得自己真是个井底之蛙。
2008年的大年夜，高虎一个人待在北京的房子里，窗外是轰鸣而遥远的烟花。他抱着吉他、翻着几十本几年来记录的素材，开始创作《盛开》专辑。
乐评界大致将巡演和新疆之行视为痛仰风格转变的分水岭。在2008年发布的《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里，痛仰变得轻盈而抒情。过去专辑封面上自刎的哪吒也已双手合十。此时的高虎对媒体说：“做音乐就像诗人中的白居易，作品要让老婆婆都能听。我之前的唱片家里人都不听，我内心里一直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说我做得不错，我希望更多摇滚圈之外的人能接受摇滚音乐。”
你的热血哪去了？
让更多的人接受摇滚，这个问题似乎已被高虎置换为让更多人接受痛仰。在演出时愤怒发问“你的热血哪去了”的高虎，也面对着被歌迷反问同样问题的局面。“你们的硬摇滚，究竟是怎么阳痿的？”乐评人邱大立写道。
高虎说他很了解歌迷对他的批评，在演出现场也遇到过当面责问。他以“摇滚定义权在我而不在你”的逻辑为自己辩护。“如果你一想到摇滚就都是那样按部就班的那多无聊。也许等哪天我真的老了，我会去做爵士呢。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不就是摇滚吗？”
这是个问题
高虎说自己曾经是问题少年和问题青年，他不想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中年，“我不会介意别人去说你们音乐风格一下变了，我觉得它有力量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要做的，而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以前那样痛仰的摇滚乐。”
陈贤江坦言自己很不喜欢痛仰的最新专辑《愿爱无忧》，“说得极端一点，他们现在做的东西其实就是流行音乐。”他说，“生活状态的改变引起了创作心态的改变，这样讲可能更真实，他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会写出这样的歌，很有可能也更符合市场，这些东西都能说得通。”
但他认为痛仰转型的逻辑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是不成立的。“我觉得一个乐队是需要对自己的风格或类型有明确定位或坚持的，它不应随着生活经历就可以随意改变。滚石、AC/DC这样的老乐队，他们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但为什么他们还在坚持60年代那些非常摇滚的东西？我觉得它其实并不牵扯到什么摇滚精神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是一个创作专业度的问题：我就是坚持某一种音乐风格，以我的能力把它做到最好，让喜欢这种风格的听众能经常听到我的歌、看到我的表演。而不是说我一开始是做重型的，然后因为我的生活状态变了，我就开始做民谣，我个人不太认可这种逻辑。”
批评声音的另一面，是痛仰现场的继续火爆。2011年痛仰回到江苏淮安的演出现场，歌迷们跟着高虎一遍遍高喊早期作品《复制者》中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恐怕无人能说清他们在遭受何种压迫，以及他们正如何反抗。人们晃着脑袋蹦成一团，一张莫名痛哭的脸在镜头里格外醒目。《再见杰克》的前奏响起，观众像接到指令的机器般立即将蹦跳节奏调快一倍。哭泣的脸随人群一起高举rock手势，惨白的灯光下人们闭起眼睛，面容痛苦而安详。这首写于2008年的歌似乎更能道出全场心声：让我欢乐一点/让我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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