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辅佐周王执政的大臣卿事寮的长官太保、太师和太史寮的长官太史，都是公爵，尊称为“公”。西周中期以后，太保不见有执政的，执政的主要是卿事寮的长官太师，因而亦称卿事或卿士。《诗经·大雅·常武》描写周宣王派遣六师出征徐国，首先册命南仲皇父于其祖庙。既说“王命卿士”，又说受命者是“大师皇父”，可见卿士即是太师，就是当时总管军政大权的执政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继。”尹氏即太史。太师和太史被看作周朝的支柱，掌握着国家的权柄，无疑是辅助君王的执政大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朝廷大臣，同时列举七人，也以“皇父卿士”为首位，地位在“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之上。
西周担任太师之职、称为卿士的执政大臣，同时往往有两人。成王时，太公望和周公旦同时为太师。厉王的卿士有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幽王的卿士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都认为是“二卿士也”。直到春秋时代，周朝还沿用这种制度，经常设有左右二卿士执政，详见顾栋高《春秋王迹拾遗表》（《春秋大事表》卷二〇）。
日本学者白川静《西周史略》，认为“廷礼的右者由执政者担任，似乎已成为当时原则”；而且“同系统者的任命有由其最高长官右者的惯例”，司土、司马、司工“都作为册命廷礼的右者，相当于六卿的王官”；还依据卫盉等认为“夷王时执政者可能以五名为准”[12]。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我们依据上面综合研究的结果，认为西周王朝的主要执政者是“公”一级的太师和太史，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太师手中，因为他既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又是朝廷大臣的首脑。册命礼中称为“公”的“右”者主要是太师。册命礼中作为“右”者的司马、司土（或作司徒）、司工以及太宰、公族，都是“卿”一级的朝廷大臣，其官爵地位都在太师和太史之下。司马、司土和司工，大多由畿内诸侯进入朝廷担任，多数称伯，即是伯爵。金文中称“某伯”的，有的是伯爵，也有是伯仲之伯，是字的简称，很难分辨，但是这些朝廷大臣在册命礼中作“右”者而称“伯”的，肯定是爵称。当时公和卿的官职是可以由天子调换的，公与伯的爵位是随着官职升降的。但是属于军职和史职的官员，尽管官职有升降，往往担任官职的性质是不变的，是世袭的。大臣也有失失高官的，即所谓“官失其守”。“官失其守”的子孙常常以祖先的高官为氏。宣王时程伯休父的后裔称司马氏，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召公的后裔称太保氏，也该在这个族不做太保以后的一段时期。
金文中记载土地转让，往往有朝廷大臣参与其事。五年卫盉记载裘卫为了换取田地，报告伯邑父、荣伯、定伯、0405-01伯、单伯，由这五位大臣命令当地的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办理。五祀卫鼎记载卫为了换得邦君厉的田，报告井（邢）伯、伯邑父、定伯、0405-01伯、伯俗父，这五位“正”就讯问厉，经厉同意，又使厉立誓，然后命令当地的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踏查田地并“付田”。从这两次换取田地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一定范围以内的土地转让，要经过朝廷的五位大臣的审查认可，有的还要办理立誓的手续，然后才能由五位大臣命令当地的三有司等官吏办理。五祀卫鼎称五位大臣为“正”，就是长官之意。从他们最后要命令当地三有司办理的情况来看，五位大臣中必定有朝廷的三有司在内。上一节已经谈到，十二年师永盂记载天子赏赐田地，先由益公传达赏赐命令，再由益公传达由井伯、荣伯、尹氏、师俗氏、遣中等五位大臣参与，然后由益公命令当地司徒等官“付田”。说明五位大臣之上还有高一级称“公”的执政官存在。
司土、司马、司工等“三有司”，确是西周朝廷的重要大臣，仅次于称“公”的太师或卿士。《尚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三有司仅次于邦冢君和御事。《尚书·梓材》记王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把三有司列在“师师”之下，“师师”当即指太师、太史等执政大臣。春秋时代有些大的诸侯国还沿用这种官制，例如宋国六卿，以右师、左师为正卿，其次是司马、司徒、司城（即司空）、司寇；又如郑国大臣，以当国、为政为正卿，其次是司马、司空、司徒。鲁国到春秋后期，由于三桓专政，由季孙氏为司徒，是冢卿；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是介卿。
司寇在西周初期也是重要的朝廷大臣。武王时，苏忿生“以温为司寇”；成王时，康叔又以卫侯而兼司寇。他们的封国都在原来殷的王畿以内，兼任司寇，该是着重用来对付殷遗民的。周公作《康诰》教训康叔，有长篇大论，主张“保民”而“慎罚”，采用“殷罚”的合理部分，就是因为康叔兼为司寇之职。周公作《立政》，最后教训苏公（即苏忿生）作司寇要慎罚。说明司寇在西周初期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西周中期以后金文册命礼中，未见有司寇作“右”者，也未见有人被册命为专职司寇的。庚季鼎（或释为南季鼎）记载伯俗父为右者，册命庚季“用左右俗父，司0407-01”。俗父即伯俗父，亦即师0394-04鼎的师俗父，可知“司0407-01”当为一种军职。若释为“司寇”，从字形来看，不确。扬簋记载册命扬“作司工”而兼任一系列职务，司寇亦是其兼职的一种。郭沫若说：“以司空而兼司寇，足证司寇之职本不重要，古有三事大夫，仅司徒、司马、司空而不及司寇也。”[13]可能西周中期以后，殷遗民已被制服，司寇就失去了重要性。据牧簋，另有司士作为刑狱之官，册命时由公族为“右”者，属于公族管辖，并非卿一级的大臣。
根据以上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西周朝廷大臣确有公、卿两级。公一级的，早期有太保、太师、太史；后期有太师、太史，太师可能同时有两人。卿一级的，早期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到中期以后，司寇的职位降低，只有五位大臣。散氏盘记载，由于0261-03国攻击散国，割让田地给散国，在交接田地的时候，0261-03国派出有司十五人，大体上都是和割让田地有关的官吏；而散国派出的有司，是代表国家来接受的大臣，计有司土、司马、司工、宰各一人，散人小子三人，襄的有司三人。所谓“散人小子”就是散的贵族子弟。在这里，散国所派出代表国家的大臣，就是司土、司马、司工、宰以及贵族子弟，和周朝“卿”一级大臣司徒、司马、司工、太宰、公族相比，正好相当。散是周的畿内诸侯，它采用的官制，正是周朝的体系。
许慎《五经异义》引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北堂书钞》卷五〇引）。这是汉代经学的古文家的说法，在古文经上是有依据的。《周礼·地官·序官》保氏下，贾公彦疏引《郑志》：“赵商问：按成王《周官》‘立大师、大傅、大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号，自有师保之名。”《周官》是真《古文尚书》中的一篇，赵商所引十一个字，是其佚文，后来为晋人所造伪《古文尚书》所袭用。《周礼·地官·序官》说：“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郑注：“老，尊也。王置六卿，则公有三人也。”《周礼》一书就是以六卿为纲的，六卿是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样按天地四时分设六卿，与阴阳五行说相符合，显然出于战国时代学者的巧为安排，补充了许多理想化的成分，经过了系统化的编制。但是应该看到，它确是以不少真实史料作为其素材的，因而我们不能全盘加以否定。
《周礼》所说的六卿，和我们综合可靠文献和金文所得到的结论相比，可以说骨干大体相同。司徒、司马、司工、司寇是相同的，太宰也即冢宰，只是公族和宗伯有些出入，但是基本性质是相同的，同样是掌管宗族内部以及君王的事务的。由此可见，当《周礼》一书编辑之际，确有不少真实的史料为其素材，并非全出“向壁虚造”。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把它作为西周史料来引用，因为它已经过儒家的改造，加入了大量理想化和系统化的成分，成为一部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即以太宰一职为例，西周时，不过是王的家务官，主管王的财用。《礼记·王制》所说“冢宰制国用”，是不错的。《周礼》以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居于六卿的首位，由他总摄六卿，其余五卿，只主管一典，统治一个方面。这种以冢宰为首的六卿组织，不但不符合西周的制度，即使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也未尝出现，该是出于战国时代儒家按理想所作的系统安排。这种由儒家加工改造编辑的痕迹，我们从《周礼》一书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所说太宰的职务范围很广，总管全国政治，“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但是天官冢宰所统属的许多职官，都是管理宫内饮食、医疗、保藏以及服侍君王和王后的事务官，可以从中看到冢宰原是君王的家务官性质，还很明显。正因为《周礼》在所述许多中下级官吏中还保存有真实的史料，在我们依据可靠文献和金文探讨西周官制以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时候，还可以用作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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