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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海燕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7期，原文标题《受伤害者的隐秘联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从我开始意识到我不可能是唯一受过性侵的人之后，我仿佛拥有了某种特殊视角，渐渐发现光我的身边，就有5个被严重性侵过的孩子，几乎可以构成一个样本齐全的受害者生态群了。那些我以为跟我一样毫无异状的朋友中，在童年时代受过伤害的比比皆是。他们只是和我一样，永不忘记却又永远沉默而已。
口述/叶梓 记者/王海燕
性侵的发生和终结我被雷劈了，读初中以前，我一直都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我指的是性侵，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词。我大概知道强奸的含义，但即使在心里面对自己，我也无法使用这么尖锐的词语。“被雷劈了”是我认知里为数不多的词，可以用来指代这件事，两者的相同点很多，比如同样置人死地，同样概率微小，同样带着某种重大的道德指示。
其实我的记忆比较温吞和模糊，只记得大概是7岁的时候，小学二年级，季节已经比较模糊了，也许是夏天，似乎持续到秋天，但到底持续多长，其实真的不记得了，记忆不是以逻辑形式留下的，而是清晰的场景画面。
其中一个人是我表哥。我成长在重庆东北部的农村，爸爸的兄弟姊妹总共6个人，成家后最远的两家人距离也不超过1公里，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农村大家庭，我是大家庭里唯一的小女孩，有一大串堂表兄，他们总是争着领我出去玩。
其中一个比我大4岁左右的表哥对我尤其好，我妈在我长大后跟我形容，是“家里有好吃的，就会过来把我扛去他家”的那种好法。但她这辈子应该都不会知道，后来这个表哥把我扛到了他家二楼的床上。他当时已经上初中了，在镇上寄读，周末才回家，而我还是个懵懂的白痴，谨遵大人的教诲，要听哥哥的话。
并不止一次，我后来回想，这件事应该可以随时停止的，如果我喊停的话。但真实情况是，我还蛮听话地遵照他指示，裤子是我自己脱掉的，这件事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很诡异了，但我的身体的确没有受到伤害。
我醒悟得有些迟，事实上，同样在那段时间，我家的邻居，一个20多岁的待业男青年，频频用“巨款”也把我带上了床，“巨款”大概就是5角、1元。那时候我并不缺零花钱，我妈是那种怀孕时去县城上过胎教课，别具一格的农村妈妈，即使她后来出门打工了，在寄回的钱里，也有专门给我的零花钱，完全够我在同龄小朋友里摆谱了，她一直警惕我和弟弟“见小钱眼开”。
但那个邻居的邀请里带有一种微妙的激赏。比如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他家里，那个小女孩也希望得到一个“机会”，他几乎用一种鄙夷的态度说：“你？”然后就把那个小女孩轰走了。那个小女孩的花裙子不如我的漂亮，平时总是拖着鼻涕，邋里邋遢的，即使在小朋友当中，也是不受待见的，看着她“悻悻地”走了，我感到某种似乎进入成人世界的虚荣。
事情很快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有的时候，他家里还有其他人，他也带我过去，去他家满是柴草、破棉絮和蜘蛛网的半地下室里。那间地下室一边靠公路，一边靠着田地，平时住着一个会到处晃荡的精神病人。从这间地下室开始，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但我似乎依然没有尝试过喊停止。我大概一直都知道这件事不好，但还是任由它发展了。也许那时候我会害怕他生气吧，我从小就被夸奖成是乖巧听话的模范孩子。
事情后来停止得比较偶然。那一次，是因为我姑姑就在地下室外锄地，我听见她高兴地和人打招呼，她的锄头扣进干燥的泥土里，发出有节奏的“擦擦”声。那个声音我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清楚，仿佛就在我耳朵边上。这让我突然非常不舒服且恐慌，我第一次激烈地反抗了，当然被揍了一顿，没有揍脸，揍了肚子和胳膊，还被掐了脖子，我怕姑姑听到，疼得牙齿都快咬掉了也没有吱一声。一场嘴巴被封住的对抗。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了比较剧烈的身体伤害，但真正要命的是，我还得在那个猪窝不如的地方整理衣服和头发，然后笑着走出去。我从小就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小孩，这种屈辱完全突破了我的底线，让我几乎在突然之间天灵开了窍，顿悟般地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件极其重大的坏事，比我曾经掉进粪坑差点淹死、考试拿不到第一名、跟我妈赌气假装喝农药，远更重大得多。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次从地下室出来回家时，我奶奶在门口洗衣服，比我小两岁的弟弟看到我后立刻告状，“姐姐最近总是跟那个××一起玩，不带我”。我带着巨大的惊吓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被我奶奶以同样的眼神瞪了一眼。我不知道奶奶是看出了什么端倪，还是只是稀疏平常地警告我一下，我没法向她确认，她也什么都没问。那个眼神成了一个意义辽阔而无声的终结。
我再也没跟那个人和我表哥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
沉默是许多孩子唯一懂得的“性教育”，却无法让他们避免再被伤害
漫长的沉默和大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孩一样，读初中以前，我一直笃定地认为，只有我遇到过这么糟糕的事情。真的太糟糕了，不是吗？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大概有一两次，我听见奶奶和邻居谈起一些奇闻怪事，比如某个女孩子在油菜田里被糟蹋了，她们用的就是“糟蹋”这样的词语，就像庄稼苗子被野兽啃掉了，只能重新种一茬那样的糟蹋。她们当然认为野兽坏，庄稼苗子没什么错，但总归，这样的庄稼苗子废掉了。真是遗憾。
她们都是那种善良淳朴、廉耻分明的农村妇女，所以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窸窸窣窣的偷摸感，然后在我靠近的时候戛然而止，生硬地扯点“今天早上吃的啥啊”之类的话题敷衍了事。但其实她们一点都不会撒谎，她们不知道，和所有的小孩一样，我完全能够领会她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即使她们绝少谈起，即使她们欲言又止，我也看得懂她们脸上转瞬即逝的表情，我沿着她们表情的纹路，清晰地看到三个字——“天塌了”。
所以刚上初中，一些小男生给我写情书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少女的虚荣和羞怯，而是巨大的绝望，感觉自己配不上他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还没长残（开玩笑的啦），人缘不错，成绩几乎永远第一名，但我就是觉得那个巨大的秘密正在腐蚀我，我已经烂掉了。我听到“贱”这个字会默默地呆坐在椅子上。
然后到了初中三年级，有一天，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突然从自习室里把我拖出去，抱着我痛哭起来。那时候我们班上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但这个朋友不是，她爸爸是乡镇干部，她住在家里，如果晚自习放学太晚，她就不回家，而是去她家旁边她爸爸办公楼的宿舍里睡觉，她的一些男生朋友也经常在那栋楼里出没。她告诉我：“本来挺好的一个哥们，平时也一起玩，那天玩得太晚了，结果他把灯一拉，就出事了。”
我当时非常惊愕，她是那种很凶的女孩，穿很酷的运动套装，头发和男生们一样长，也和男生们一起玩，随时都敢扇人巴掌，简直有种中华田园少年黑帮老大的气质，因为看起来不服管教，家长和老师们都对她头疼不已。从表面上看，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女生，但她居然被强奸了，并且同样不知所措，同样崩溃到痛哭流涕，同样觉得自己完蛋了。我突然意识到，她根本不是什么少年黑帮老大，她依然只是个小女孩。
并且当时她还有非常切近的忧虑，她害怕自己怀孕了。我们都没有怀孕的系统知识，只模糊地知道怀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俩当然都吓坏了，除了在惊恐中痛哭和等待，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任何解决办法，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但我们互相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以寻求帮助。幸运的是，她没有怀孕，秘密没有被暴露。我们俩依然是好朋友，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
但秘密被隐藏并不等于消失。读高中后，这个秘密在我心里不断发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给我听了一首吴虹飞的非主流歌曲，描述了一个女孩子被强奸后自杀的故事，我听完立刻崩溃了。症状就是不说话，连续几天里一句话都不说。
我当时是科代表，去教室办公室领作业本的时候都不喊“报告”，但老师们并没有发现异常，只有我的同学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我怎么了，拼命逗我说话。其实我平时是一个非常闹腾的女生，被形容为“笑起来楼都要塌了”，但那几天我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好像一开口，秘密就会自动喷口而出，我要像缠上胶带那样封上嘴巴。
后来我看挪威作家尼尔斯·弗雷德里克·达尔写的一本小说《去朋友家的路上》，描述了一个小男孩被性侵后，形容自己的嘴巴如同被封住了。于是我发现，原来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都懂得要绝对沉默这个真理。
但独自承担一个还在不断发酵的秘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秘密写进了日记，结果还是惹来了麻烦。当时我有一个从小学就非常好的朋友，在县城另外一所高中上学，周末来看我，我不在宿舍，她就在我的座位上顺手翻出我的日记本，然后顺手打开看了看，等我回到宿舍之后，她已经离开了。
我看着被动过的日记本，立刻疯了，逃课在宿舍里痛哭流涕，逼着另外一个好朋友半夜把当事人拎到我面前，跟我道歉，发誓她什么也没看到。其实我后来发现，即使她看到了那则日记，除了知道我遇到了某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以外，连5个W这样的基本信息都得不到。因为觉得实在太羞耻了，我根本没法使用正常的词汇把这件事情描述清楚，只是一堆啰里啰唆的抒情而已。所以我怀疑她其实到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我又不可能去跟她确认和解释，对吧？
这一次因为情绪过于反常，也惊动了我常年不在身边的父母，他们似乎隐隐觉察到了什么，在电话里拼命逼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被谁欺负了，我当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界，但最后还是守住了防线，什么也没说。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这是一场战争，守住秘密，自损八百，守不住，双方各损八千。
但从那过后，我的确意识到，我需要倾诉，秘密本身也是灼烧人心的一部分。
人群里的相似者那时候我也偶尔上网，但并没有想到过在网上倾诉，我不相信陌生人能够带来安慰，更不信任网络的隐秘性。直到那时，我依然认为童年被性侵是一件发生概率极其微小的事情，所有人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那次情绪崩溃没过两天，我就告诉我最好的两位朋友了，我绝对信任她们，我第一次尝试完整地向别人描述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但就像日记所体现的，新的问题来了，虽然当时我已经高三，语文考试常常全班第一，却根本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描述一场性质恶劣的性侵。除了色情意味浓重的粗俗俚语以外，我没有任何有关私密部位和“性”相关的词汇量，只记得托尔斯泰的《复活》里用过“诱奸”这个词，似乎比较恰当，但我总不能真的这么说吧。
后来，她们告诉我，我当时说得断断续续、七弯八拐，简直像在说梦话。所以实际情况是，我以为说清楚了，她们同样连时间、地点、人物这样的基本信息都没搞清楚，只是连蒙带猜地知道我可能遭遇了什么事。但我非常感谢她们，她们听得云里雾里，却一个字也没有逼问我，她们只是一个人沉默地抱着我哭，另外一个则告诉我，她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女孩子被高年级的男生欺负了，全班都知道了，从此活在所有人异样的眼光里。我想：“天哪，所有人，如果是我，我大概会去自杀。”但她说那个女孩子没有，我觉得好多了。
这件事还给了我一个重大的启示，那就是，我并不是被雷劈了，雷劈的命中率不会这么高，我的身边一定还有其他人遇到过这种事情，她们只是像我一样从来不说。后来经过谨慎地试探，我在身边的朋友中又发现两个女生。
她们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那种朴素的高中女生，微胖，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沉默寡言，性格孤僻，有一种纤细的文人式敏感。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被自己的表哥猥亵过。她是在上大学后某一次QQ聊天时告诉我的，当时我们好像是在讨论一本小说，我先说，她后说。
另外一个则相反，是个非常活泼的姑娘，漂亮，高中就会去烫头发了，学习一度也很好，非常热情，是班上民主选举出来的团委书记。但也许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她小的时候被亲戚猥亵过，高中后又被同年级的女生带出去，当着那个女生的面，遭到社会青年的轮奸。我们是在某次喝醉后互相坦白的，还是我先说，她后说。但这一次我被震惊得更多，因为她遇到的事情实在太糟糕了，而我们学校还是全县最好的高中。
我不知道她们分别都是怎么度过自己漫长的独守秘密的生涯的，但我可以确定，除了我们互相简略的倾吐以外，她们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时候我还默认，一个秘密一定能够交换到另一个秘密，如果对方也有的话。但过了很久，久到我们可以以一种学术的口吻谈论儿童性侵话题时，那个曾经一言不发抱着我哭的朋友告诉我，她被自己的亲哥哥性侵数年。结束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被她表弟撞见了，在亲戚聚会时懵懂地嚷了出来，嚷了一半就被喝止了。后来，这件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她不知道她的父母后来是否制止过她哥哥，但全家人都没有再谈起过这件事。我则终于明白了她对她哥哥奇怪态度的根源。她比我的嘴更紧，也许是她的痛苦更剧烈，就像我没有向那个有类似经历的初中朋友倾诉一样，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等级序列。
倒是后来，上大学后，我和那个漂亮的高中女同学，还有一帮同班男同学喝酒，我已经倒下了，看起来大概是人事不省的样子，但其实我的意识还挺清楚。我听见她对一个喜欢了我很久的男同学说：“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姑娘，真的。”然后又强调了很多遍。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语气让我一个激灵地醒悟到，她说的“很好”，完整的意思是，“她真的依然是一个清白的姑娘”。
哦，清白，这是悬在每一个幼年被性侵过的孩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被猥亵的男朋友后来从我交男朋友开始，出于一种奇怪的洁癖心理，我都会在关系开始不久后就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非常有趣。
其中一个男朋友是高中同学，也是一个小混混，我告诉他后，他也许是觉得必须要表明一下态度吧，所以他挺认真地问我，要喊兄弟一起去把那个人揍一顿吗？我犹豫了一下说，再说吧。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干脆砍死算了。当然，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我们非常快就分手了。
不过砍死的想法是真的，大概是上大学前后的一段时间，我非常认真地设想如果弄死那两个人怎么样，为此还重读了一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复仇其实只是比较微小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极其信任的朋友以外，还有两个烂人也知道这件事，我简直如坐针毡。
上大学后有几次我回到老家，还碰到过那个邻居，我们当然没说话，我看到他一如既往地立刻避开了，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但我总感觉能从他的眼光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猎取感，我觉得屈辱、恶心和恐惧。
我还有一个男朋友试图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但后来我们也很快分手了，所以再次不了了之。但最令我意外的情况是在北京交往过的一个男朋友，和这个男生交往得也很短暂，他是个程序员，爱好摄影和马拉松，经常做义工，性格也很开朗，读大学的时候搭车旅行还被采访过，总之，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积极、工作优秀的社会主义新青年。
因为这件事确实给我造成了一些处理亲密关系上的困扰，所以秉承我一贯的原则，觉得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说清楚吧，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听完我简短的说明后，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也坦白吧。
接着他告诉我他读初中的时候被自己的亲姐姐多次猥亵，多次趁他睡觉时拉开过他的裤子拉链，用手玩弄他的生殖器。每一次他都假装睡着，但其实他每一次都清清楚楚，他躺在那里，恶心得想吐，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这件事。
我不知道这是否给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但他的确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震惊不亚于初中时，好朋友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因为他是男生，并且来自另外一个相对发达的北方省份，而不是我那民风清奇的西南老家。
于是，我哭笑不得地发现，光我身边就可以形成一个样本丰富的受害者生态群了。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认真地审视，在我和我周围这些沉默的朋友里，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共同点，我们曾经有的是留守儿童，有的是父母亲自教养；有的在偏僻农村长大，也有的一直身处大城市；父母有农民和打工者，还有公务员和成功商人；有的家里鸡飞狗跳，但也有的家里幸福和睦；有的人调皮捣蛋，但也有的听话温顺；有美得闪闪发光的，但也有相貌平平的。
如果一定要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身边都有荷尔蒙旺盛蠢蠢欲动的青春期少男少女，都有癖好奇特的成年人，他们的手伸向我们时，我们要么懵懂无知，要么无力反抗。我们的父母师长虽然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暗示我们，如果被伤害，我们就成了被丢弃的破布娃娃，但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要小心什么人，要小心哪些行为，要如何喊停。我们被伤害完全不是被雷劈中了，而是带着巨大的必然性。
我今年26岁了，在外人眼里非常顺风顺水，一路都是好学生，一路顺利升学，一路顺利地从重庆老家来到北京，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如果从表象上看，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受害特征的女生，甚至还谈过几次正常的恋爱。我的那些朋友们也是，有当老师的，有在电视台做编导的，有做翻译的，有做普通白领的。
我已经足够幸运，知道自己不孤单，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总不能定期开个互助会讨论会什么的吧。我真正获得谈论性侵这件事的能力，几乎是在工作好几年后才具有的。我在大学时就从理论上毫不动摇地确证了，在对等的爱的前提下，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性侵儿童是一种确凿无疑的违法行为甚至刑事犯罪，受害者无辜，污名化者可鄙，身体贞操观不值一驳。
但现实远更复杂，真正的自我意识重建是远更艰难和漫长的事情。我们无法真的像谈论被狗咬了一样谈论被性侵。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条给被性侵者的建议，建议者告诫被性侵者，永远不要对任何人，尤其是熟人说起这件事。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但如果幕布不被撕开，这种保护注定也是脆弱的。
有时候我想，如果对性侵的谈论禁忌是一场社会学实验，那真是太成功了。围观者扭曲的性道德和沉默完美地耦合，筑起了一道困住受害者的围墙。假如人群中有一半孩子曾被性侵过，那另外一半人一定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那些被伤害过的一半人中的每一个，则会以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被困住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机会看到，浓雾之中，咫尺之内，遍地都有小孩被困在围墙里了。
有一件事，我倒觉得可以提一下，那就是在我能够正常谈论性侵这件事以后，我从内心里真正原谅我的表哥了，他曾经也只是不谙世事的青春期男生，没有人教导他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更加年幼的我，他不一定真的想过要伤害我。我不会接受他的道歉，但我的确原谅他了，我希望他早就忘了这件事。至于那个邻居，在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是挺想砍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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