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靖华
在江淮大地，以及受明代初期移民运动影响的两湖、中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明代初期的移民家族及其后裔，都简单化的将祖先的来源和某个地名联系在一起，有时候，明明祖先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他们迁移的时间不在明代初期，人们依然会称自己的祖先来自“瓦屑坝”，来自“大槐树”，来自“枣林庄”，来自“苏州阊门”，来自“珠玑巷”，等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此前，一些研究者，对这些地名流传过程有过研究，也做过一些解释，一些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和知识分子在协助民间编修族谱时，以自己的想象和意志对民间记忆进行雕塑有关（赵世瑜），还有一些人，在分析了大量“瓦屑坝”族谱后，也认为“瓦屑坝”等地名之所以得以广泛的流传，是由于知识分子在族群记忆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曹树基）。这种就文本来谈文本的研究，使得目前学术界产生了一个共识：知识分子的传播是“瓦屑坝”记忆的关键，他们的工作导致了民间形成了十分统一的社会认识。
然而这种说法不能说明，或者说完全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的原因。虽然在中国各地，明清知识分子在族谱的编辑过程中，都确实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和贡献不能等同于他们的工作有足够的力量去雕塑强大的民间记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简单化说法，其实否定了知识分子在族群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做的真实性贡献（比如长临河地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经为了求证祖先的真实来源做了激烈的争执，见《湖与山——明初以来巢湖北岸的聚落与空间》），另一方面，更错误的理解了作为后发性的文本本身和先发性的社会记忆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无论是“瓦屑坝”，或是“大槐树”，“枣林庄”等等，和他们描述的事件相同，它们大概率都是形成于明代初期移民时代的社会现象。是大移民运动之后，整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后突然形成的社会记忆。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记忆性的，不如说是一种社会重组后形成的特殊印记。
之所以说是“社会重组”，是由于朱元璋所推进的全国范围内的大移民运动，固然有发展生产的考虑，但正如苏北等地将大移民称之为“洪武赶散”所表明的，其本质是以“赶”的形式，即强制行为，将原有的社会人群拆散，使之在异乡成为彼此不能联合的陌生人的过程。在安徽中部，几乎所有的家族都保留着祖先在移民地被拆散的记忆，杨店乡的“五岔路”，据说是武氏先祖六人在此分手的地方，合肥的“圆锣王”村，据说是始祖几人为了便于以后相认，将铜锣打碎后每人持有一份所得名（类似名称的，还有“打锅牛”等），山口凌村的族谱，则记载始祖“凌载一”和兄弟将一块鳌鱼板打断分别保留。在长临河南部地区，还发现明代初期安插的移民村落，按照江西、皖南、江西、皖南的秩序依次排开。所以大移民后产生的“社会重组”的基础，是朱元璋在吸取元末社会动乱经验基础上，为了避免底层人们重新联合而采取的社会破坏。
这种社会破坏和朱元璋试图建立的理想化的社会图景一样，最终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虽然最初阶段，移民地在强有力的社会破坏之下，确实出现了大量的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但另一方面，却必然会产生了另一个现象：由于人类天然的社会性本能，这些陌生人，在共同的土地上，出于内心深处加强彼此联系的考虑，必然会将某个彼此都共有的特征，作为社会重新组织的“神经信号”，在一个范围内迅速传播。毕竟，人类组成社会的天性是无法压制的，强力压制只会适得其反。试想在洪武三年以后的江淮大地，当陌生人吴兴一、梅寿二、刘罗蔡等人挤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带着同样的离别痛苦，彼此之间在生产生活中慢慢熟悉之后，他们共同的“移民者”身份必然会成为社会重组的第一动力。在这时，共同的迁移地，共同的迁移故事，将成为一个地区的“陌生人”成为“熟悉人”的最重要的也最简单的桥梁，同时也成为一个地区传播速度最快的社会暗语。最初，这个社会暗语可能不稳定，也可能有好几个（比如“解手”等），但随着某种社会环境的诱导，一种暗语加强而并成功的代替其它的，就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暗语和记忆。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瓦屑坝”等社会暗语，也不妨可以看作是类似元末流传甚广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包含着某种强烈反抗意识的社会符号。似乎没有证据表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暗语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们与其所带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却在国内流传甚广。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压迫下，反抗显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但反抗的意识却总会通过某种方式流传开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瓦屑坝”本身，就是对明代初期社会控制的反抗和不满。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明代初期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越紧张，人民所感受的别离感越强，那么这个符号持续的时间就越长，产生的印记就越深刻。总之，在社会自我联合的内力和明初社会控制的外力共同作用下。“瓦屑坝”等历史地理符号，像胎记一样成了移民社会重建的烙印。“瓦屑坝”等符号和记忆，是明初移民社会的象征（无论是明清还是近现代），它的产生和流传，是朱元璋对基层社会进行高压统治所收获的一种特定的反馈。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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