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最常念叨的就是，什么东西又涨价了！就连化肥也一个劲地往上涨，买了化肥，还抵不过收获的谷子；不买化肥吧，谷子又收不上来。好在老村人还有编苇席的手艺。一到农闲，便象以前那样，扣顶草帽，握上短刀，到溪边将芦苇割回家，然后经过一系繁杂的工序编成苇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买苇席的二道贩子统一收购运到城里去卖。
但即便是爸爸妈妈这样长年累月地劳累，却还时常交不起我和弟弟越来越昂贵的学费。爸爸妈妈编苇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段时间，依靠卖苇席的钱，生活虽然艰难，倒也可以勉强维持。
可忽然有一天，买苇席的二道贩子再也不来了。并传回话来说，苇席本来不值几个钱，现在油价又一个劲往上涨，城里还要查超载车，运费一下子窜上去一大截，亏本的买卖谁愿意做？
我们家本来就穷，供我和弟弟读书己是捉襟见肘，要是我考上大学，连学费都交不起呢。我所以那段时间，我成绩越好，爸爸妈妈就越是担心。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在山西做矿工的二叔正好回家，二叔这几年一直在做矿工，去年也在新村里盖了平房。他说有一家私人煤矿正在大量招工，我们村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做事。
爸爸这次不再犹豫，跟着二叔及相邻村的十几个人去了山西大同。
原以为爸爸外出挖煤，可以改变我家的贫穷的状况，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爸爸的外出，竟是我们家不幸的开始！后来发生的事，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爸爸出事的那年夏天，我十九岁，刚刚参加完高考。此时，距离我爸爸外出挖煤，还不到两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迎来了一个潮湿阴霾的早晨，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每到这样的天气，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直到天晴才能起床。
按理，妈妈早该去医院看病了，但现在医院把病人当作敛财的工具，医药费实在是贵得离谱，在农村，一般人都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所以妈妈一直是硬挺着，穷人的命，原本就是不值钱的。何况如果我今年考上大学，家里还要负担那如天价一般的学费，就更加不敢去医院了。
十二岁的弟弟海鸥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我收拾完了碗筷对躺在床上的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
妈妈担心地说：“海燕，你不会落榜吧，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平时成绩那么好，这次发挥也不错，我感觉肯定能考上。”
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
我娇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迷信？”
话音刚落，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跑出去一看，门外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一个乡邮递员。邻居们看到我，全都欢天喜地地说：“海燕，你考上大学了。”
尽管早有预感，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名时，更是激动万分。
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也很高兴。但邻居们走后，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我意识到什么，心里一沉：“妈，学费这么贵，我们家有这么多钱吗？”
妈妈暗中算了算：“这些年，我和你爸一直给你攒着的，不过去掉你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五千呢。”
我急了：“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那怎么办啊？”
妈妈叹了一口气：“等一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他今年在煤矿都干了半年多了，挣的钱应该不止五千。”
我愁眉苦脸地说：“煤矿是一年一结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听说只要有事回家，煤矿就提前给结工资。”
我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我拿着写好的信，正要到镇上邮递，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苦无的哭声。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哭的人也越来越多，好象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我大吃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焦急地说：“快去看看，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皮总是跳呢。”
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海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扑到妈妈怀里哇哇大哭：“爸爸，爸爸，他，他可能死了！”
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妈妈一脸死灰地盯着弟弟，几次张开嘴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颤抖着声音问海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爸爸、爸爸他人在哪里？”
海鸥边哭边说：“听说山西煤矿瓦斯爆炸，爸爸、二叔、还有我们村和邻村的很多很多人，全都被埋在地下了。”
听到这里，妈妈呆了半晌，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我的人哪。”便下意识地想下床，因为双腿僵直，她一头栽在地上，再抬头时，额头己流出鲜血。我和海鸥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双双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槐树坪和我们家一样，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但村里村外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井下的人几乎无生还可能的。
无论是老村还是新村，现在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名副其实的“空巢”。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结婚后，女人便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老人，男人则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
和爸爸同一口井里挖煤的，全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其中以我们槐树坪最多。
当天下午又要消息传来，我们村并不是所有在那个口井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于是我和妈妈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哭的人少了，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自觉地从家里出来，焦虑地站到了村口。我和海鸥也挽扶着妈妈走出家门，我们忧伤地望着唯一一条通外村外的路，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
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但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忽然，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但没有人回家，因为有消息说，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是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象很轻，又好象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这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象有千斤重。
海鸥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那人在哪里呢？”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己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时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二叔，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54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怀义、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怀义，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上大学才能升官，升官才能发财。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大学名额、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可农民进城打工是不享受社保的，他们是候鸟，为城市出了力，城市却不给他们任何保障。他们的背后，是更多的身躯，或佝偻或匍匐，有呼吸，却没有生机。在这个面对死亡都要分出城市和农村、富裕和贫穷、博士和文盲的残酷社会里，打工者的生活实在是朝不保夕的。
所以，妈妈和我都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不去上大学意谓着什么！运气好的嫁一个好男人生儿育女劳碌一生；运气不好的，嫁一个脾气坏又不顾家的男人，那就要过一生悲惨的日子了。
但爸爸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妈妈身体又不好，海鸥还年幼，我知道做为长女，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上大学，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
就算贷到了款，我走后，妈妈和海鸥以后靠什么生活？何况海鸥也还在读书呢。除非现在天上能掉下一大堆钞票，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海鸥来到爸爸的坟前。我毫不犹豫地将那张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烬，流着泪对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供海鸥念最好的大学。”
海鸥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齐怀义那个坏蛋！”
这正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我紧紧握住海鸥的手，坚定地说：“爸爸，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找到齐怀义，为你报仇！”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海鸥开学了，区区的五百块钱再去掉弟弟的学费及各种费用，便了了无几了。按我们家的现状，妈妈身体不好，海鸥年幼，我应该呆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但呆在家里只好连农活都没得做。
早在三年前，我们村就只剩下每人两分的口粮田了。多年以前包产到户所分得的大部分土地又被政府重新收了回去。收回的土地一部分以高价卖给村民盖房子，另一部分则以极低的租金租给村干部或村干部的亲戚朋友搞养殖及种大棚疏菜。虽然获利颇丰，但我们杨家是几辈子的农民，一直在村里受人欺负的，这种好事是断断轮不上的。
村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办完丧事后，很快又回去了。他们得知我不去读书后，都表示可以带我走。但我几经思考，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不想走得太远，只想在县城找一份工作，这样家里有了事也好照应。得知我的想法后，村里嫁到县城的一位本家大姑找到我家，她说她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可以到那边和她学习理发技术，出师后也可以自己开店。
妈妈当即拒绝：“我不同意海燕去学理发，整天把男人的头抱在怀里，象什么样子！”
虽然我也对理发抱有成见，但现实不容我乐观，所以我安慰妈妈道：“可我想去呢。理发总归是一门手艺啊。书上常说呢，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手。”
大姑听了我的话，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说她要急事要马上赶回县城，并给我一个地址，说我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当天晚饭时，妈妈一直在抹眼泪，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有海鸥高兴地说：“姐姐你学了理发，以后我剃头就不要钱了。“
听了这话，我一直在眼圈里打转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海鸥还小，他还不知道世事的艰辛。可在他还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时候，他就没了爸爸。
正在这里，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海燕在家吗？”
我向外一看，惊喜地说：“丽娟？怎么会是你？”
丽娟姓张，家住邻村，是我初高中时的好朋友。本来她的成绩很好，谁知在初三时和一个叫陈刚的男同学谈起了恋爱。陈刚初中毕业后便去东莞打工了，丽娟虽然读了高中，但因为一直和陈刚保持着通信关系，成绩并不好。
看到我，丽娟拉着我的手一下子哭了：“海燕，我差点就没脸见你了。”
我赶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了？”
丽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村那个嫁在县城的女人，她是个骗子，前段时间她说带我去学理发，我去的第二天她就逼我卖身。要不是正赶上我爸死了家里人去县城找我，我一辈子就毁在她手上了。”
听了她的话，我和妈妈面面相觑。我们村嫁在县城并且理发店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白天在我家的那个大姑。
我现在才知道，丽娟的爸爸也是这次煤矿遇难的三十八人之一。六年的同学情谊，相同的遭遇更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丽娟说，县城工作很难找，国营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其余的那些小厂进去也是出苦力的，并且工资低到只有一两百。在县城，农村女孩子一般只能做饭店服务员、理发店洗头妹等等工作。工资虽然比卖苦力的高一些，但要受人欺负。这些路全被堵死了，那么我们只有外出打工了。
我们家族没有什么亲人在工厂打工，但丽娟家却是门户很大的。丽娟开始说想到江浙一带找她表姐堂妹，听说那里虽然工资比较低，一般是三班倒，不太累，不过外地人非常受排挤。后来，丽娟又斯斯艾艾地说想到广东东莞去，虽然那边很辛苦，但工资很高。更重要的是，己经在东莞三年的陈刚现在己是一家大型港资制衣厂的烫工班班长了，月工资最高可拿到两千，几次来信都叫她去。
虽然我家在农村，但因为一直有爸爸妈妈哈护，穷人家出娇子，我也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听丽娟这样一说，便赶紧表明想去江浙。丽娟有些无奈：“我妈也要我去江浙，她怕我吃不了广东那边的苦。去江浙也好，那里有我们许多四川老乡，不怕受人欺负。”
我忽然心中一动：“江浙有许多四川人？那你知道那里有没有湖南人呢？”
丽娟肯定地说：“没有，有也是极少极少的。表姐说那里大多是江浙一带本地人，然后就是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了。湖南人几乎都去广东打工了，陈刚说他班里有一多半是湖南人，那些湖南人经常合伙欺负他。”
我坚决地说：“那我要去东莞！”
丽娟惊讶地问：“为什么？你刚才还说去江浙呢。”
我一字一顿地说：“害死我们爸爸的齐怀义就是湖南人，我要找到他，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为爸爸他们报仇！”
丽娟的神情忽然肃穆起来：“好，海燕，我们去东莞！”
在我们决定去东莞时，村里去广东的人都己经回去了，没有人给我们带路。但妈妈们担心我和丽娟两个女孩，又是第一次出门，怕路上出事。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月，在确信广东那边不会再有人回家后，我和丽娟决定动身。
动身之前，按照陈刚的要求，我和丽娟还特地花20元办理了一本《未婚证》。拿到那个绿色的小本本，我心里很不舒服。未婚就未婚，要证做什么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