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平民
当中国士兵全部投降之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人保护这座城市的平民。日本人很了解这一点，于是12月13日，日军蜂拥入城，迅速占领政府大楼、银行和仓库，并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许多人在逃跑时从背后遭到射杀。日军使用机关枪、左轮手枪和步枪，向聚集在中山北路和中路以及附近巷弄的伤兵、老妇和儿童开火。日军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屠杀中国平民：无论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和政府大楼，还是在城市广场上，他们到处杀人。一个个受害者尖叫着倒在日军铁蹄下，痛苦地呻吟着，这座沦陷之都的大街小巷处处血流成河，其中许多鲜血来自那些奄奄一息、无力逃跑的人。当日军在南京挨家挨户地搜寻中国士兵时，他们也有组织地屠杀了这座城市的居民。除此之外，他们还屠杀南京市郊和附近农村的中国人。无论在城墙外、在长江边（江水已被鲜血染红），还是在池塘或湖边、在山丘上，到处尸体成堆。20在南京附近的村庄，日军会因怀疑路人曾经当过兵，而向任何年轻男子开枪。日军还杀害那些不可能是中国士兵的人，如老人和妇女，只要他们对日军用日语发出的“这边走”或“那边走”的命令表示犹豫或不解，就会惨遭杀害。
在12月的最后10天里，日军的摩托部队开始在南京巡逻，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把守着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入口。日军挨家挨户地要求市民打开大门欢迎胜利之师。然而店主刚一顺从，日军立即向他们开火。日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有计划地洗劫了他们的商店，并将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付之一炬。
日本记者
这些暴行也使许多随军到南京的日本记者震惊不已。《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囚犯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顶上站成一排，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这一情景让他惊恐万分。
这位记者写道：“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到城墙外，鲜血四溅。这种阴森的气氛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四肢发抖。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反应，许多记者（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也对这种毫无节制的暴力行为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将自己强烈的感受付诸笔墨，公开出版。一位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写道：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小山。50100人在那里千苦力，将尸体拖下来抛入长江。尸体还滴着血，甚至有人还活着，四肢抽搐，并发出微弱的呻吟。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忙碌着，仿佛在演一出哑剧。黑暗中，人们几乎看不到长江对岸。但在幽暗的月光下，码头上竟然有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泥迹。天啊！那里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苦力们已经将所有尸体都投入长江，于是日本士兵让他们沿江站成一排。然后我听到了机关枪“碎砰砰”的响声。苦力们向后倒去，跌入长江，被汹涌的怒涛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据现场的一位日本军官估计，这次大约有2万人被杀。 日本随军记者小保行男曾经目睹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后排着队沿江站立的情景。他写道： 第一排先被砍头，第二排的人被迫将这些无头尸体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屠杀一直从早上持续到夜晚，但日军用这种方式只杀了2000人。第二天，他们就厌倦了这种杀人方式，于是便架起机关枪。其中两艇机关枪以文又火力向排成队的战停扫射。“研！研！研！件！”板机扣动了。战俘们纷纷跳入长江逃命，但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游到对岸。 日本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写道： 在举行“入城式”庆典之前，我看到长江上有50100具浮尸顺江而下。他们是在战斗中阵亡，还是投降后被杀？抑或他们是惨遭屠我的平民？
我记得南京城外曾有一个小池塘，它看上去就像一片血海一色彩绚丽、凄艳绝伦。如果我有彩色胶卷就好了……那将是一张多么震慑人心的照片啊！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评论道：“我曾在东京大地震时见过成堆的尸体，但那根本无法与南京的惨状相比。”
在南京，日军以杀戮为乐。请注意后面日军脸上的微笑
强暴妇女
接下来，日军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妇女。
“妇女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日军驻南京第114师团的一名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妇女不论老幼，都逃脱不了被强暴的命运。我们从下关派出运煤车，到南京的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庄中抓回许多妇女。然后我们将每个妇女分配给15~20名日本士兵，任由他们奸淫凌辱。”仍然健在的日本老兵称，日军曾正式宣布强暴敌国妇女为非法行为。然而，强奸在日本的军事文化和迷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没有人认真执行这项规定。许多人相信强奸处女能够让他们在战斗中表现更神勇，有些士兵甚至随身佩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护身符具有使他们免于受伤的魔力。军队禁止强奸的政策只是起到了鼓励士兵在强奸妇女后将她们杀死的作用。在为拍摄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所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日本老兵东史郎直言不讳地谈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强奸并将受害者杀害的过程：
我们先是对她们说一些淫秽的话，像是“屁看看”，意思是“让妇女张开大腿看地们的私处”。那时，中国妇女不穿内裤，只穿外裤，然后用一根细绳系住，她们不用腰带。所以我们只要扯掉细绳，她们的臀部便暴露无遗，于是我们就“屁看看”。我们先将她们调戏一番，然后就会有人说“今天该我泡澡”之类的话，轮女干开始了。如果只是强奸她们的话，倒也没什么。当然我不该这样说。我们通常都会将地们刺死，因为死人不会告发我们。当谈到这个问题时，田所耕三同东史郎一样坦率。“强奸后，我们还要杀死她们。”他回忆说，“强奸后只要一放开她们，有些妇女就会拔腿而逃。于是我们就‘砰’的一枪从背后射击，将她们解决掉。”列仍然健在的老兵回忆说，许多日本士兵对此没有丝毫负罪感。“或许在强奸时，我们把她看作一个女人。”东史郎写道，“当杀掉她时，我们只是把她当作猪一般的动物而已。”不仅士兵如此，各级军官也都荒淫不羁。（甚至连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这样的高级将领，后来也被发现在南京对大约20名妇女犯有强奸罪。)一些军官不仅怂恿士兵在南京城里轮奸妇女，还告诫他们事后要将这些妇女处理掉，从而销毁罪证。“完事后要么给她们钱要么在偏僻处将她们杀掉。”一位军官曾这样提醒下属。 松井石根到来
1937年12月17日上午，松井石根来参加庆祝占领南京的阅兵式，日军在这座城市的杀戮和强奸才略有收敛。松井石根大病初愈，肺结核的折磨使他仍显得很虚弱。他先是乘坐海军的汽艇溯江而上，然后换乘轿车来到南京城东中山门的三孔拱门处。他在那里骑上一匹栗色骏马，调转马头朝向东京天皇宫殿的方向，对着日本国家广插公司领呼三声天皇万岁：“天堂之阶最伟大的元帅一万岁一万万岁！”之后他策马驰向一条大道，路上的死尸已经被仔细清理干净，成干上万的士兵夹道欢迎他。松井最后到达城北的大都会饭店，当晚日军在那里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
据记载，松井在宴会期间已经开始怀疑在南京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情，他当晚就召开参谋会议，并命令所有非军事所需的部队全部撒出南京。第二天，西方新闻媒体报道说，日军内部正在实施一个守口如瓶的大阴谋，以防松井石根知道南京暴行的全部真相。当松井石根了解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强奸、屠杀和劫掠的严重程度后，看得出来他极为沮丧。1937年12月18日，他对自己的一位文职助手说：“现在我了解到，我们已经不自知地给这座城市带来最深刻的痛苦与创伤。每当想到我的许多中国友人逃离南京时的悲愤和感伤之情，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我不禁感到灰心丧气。我觉得自己很孤独，而且永远都不可能对这次胜利感到欢欣鼓舞。”？那天上午，松井甚至在对媒体发表的声明中流露出一种遗感的情绪：“我本人对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深感遗憾，但如果中国不改变政策，皇军仍然必须继续留驻。现在是冬天，这个季节给了中国领导人反思的时间。我本人对100万无辜民众不胜同情。”当天晚些时候，这位日军指挥官在为此次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主持慰灵祭时，松井就日军在南京实施的疯狂暴行斥责了在场的300名军官、师团指挥官和其他相关人员。日本记者松本写道：“以前从末有过一位上级军官对下属进行过如此严厉的训诚。日军对松井的行为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在场的军官中有一位皇室的亲王。”12月19日是周日，松井搬到南京城外朝香宫的司令部，第二天便登上一艘驱逐舰返回上海。然而，或许是受绝望情绪驱使，松井回上海就做出了更惊人的举动：他对《纽约时报》吐露了自己的担忧，甚至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日本军队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无法纪的军队”。当月，他还给朝香宫亲王的参谋长发过一条不客气的信息，他写道：“有传言说不法行为仍在特续，正因为朝香宫亲王是我们的指挥官，日军才应该更严格地遵守军纪和道义。对任何违法乱纪者都应严惩不贷。”
1938年1月1日，松井仍因日本士兵在南京的恶劣行径而郁郁寡欢。在一次祝酒时，他向一位日本外交官吐露了自己的苦闷：“我的部下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令人极度懊恼。”然而强暴和屠杀仍在继续，对此松井石根似乎无力阻止。如果数年之后松井在法庭上的供述可信的话，他对南京的这次短暂访问甚至使他在其同僚面前伤心落泪。“慰灵祭仪式结束之后，我立即召集高级军官训话，甚至在他们面前流下了愤怒的泪水。”1948年被处以绞刑之前，松井对他的佛教杆悔法师说，“当时朝香官亲王和柳川中将都在。我斥责他们说，由于日本士兵的暴行，我们的一切战斗成果都化为泡影。可是你能想象吗？这件事之后，那些实施暴行的士兵竟然啊笑我。”
慰安妇
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强暴案件导致了一个极为荒诞的后果，那就是日本政府面对西方国家铺天盖地的抗议和反对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日本最高统帅部并不阻止或惩罚施暴的士兵，而是谋划建立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妓系统，将魔爪伸向亚洲千千万万的妇女。日本中央大学著名历史教授吉见义明说：“由于在上海和南京的战争中发生了大规模强暴案件，日本害怕来自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批评，于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在战争期间修建慰安所。”
该计划的实施方式简单直接，日军通过诱拐、购买或绑架的方式将8万~20万名妇女（她们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但也有许多妇女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纳入地下军妓系统，希望借此减少日本士兵随意强奸当地妇女的案件（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并犒赏在前线长期作战的士兵，还可以通过使用避孕套控制性病的传播。当然，后来全世界了解了这一计划后，日本政府却拒绝承担责任。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坚称经营这些战时军队妓院的是私营企业而非政府。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本防卫厅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题为“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份文件盖有日本最高统帅部领导人的私人印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在中国占领区内强暴妇女。
1938年，第一家官方慰安所在南京附近开张。用“慰安”二字修饰这些妇女或是她们居住的“房屋”都显得滑稽可笑。“慰安”二字唤起的是人们脑海中对温柔乡的幻想，美丽的艺妓悠闲地弹着琵琶，或一边为男人洗澡一边为他们做着指压按摩。而在现实中，这些慰安所的肮脏程度超出了大多数文明人的想象。不计其数的慰安妇（日本人称她们为“公共厕所”)在得知自己的命运后自杀身亡，还有些人要么死于疾病，要么被日军杀死。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妇女则终生蒙受耻辱，无颜见人，承受着不孕或疾病缠身的痛苦。由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自崇尚妇女贞节的文化背景，因此战后鲜有幸存者提及自己的经历，担心会面对更多的羞辱和嘲弄，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略有改观。亚洲的儒家文化把妇女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并且根深蒂固地认为，任何有如此耻辱经历的妇女如果不自杀，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侮辱。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少数妇女勇敢地打破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经济赔偿。
南京暴行背后的动机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了—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日军的心理状态。在那些手持步枪和刺刀的年轻士兵心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实施如此残酷的暴行？
许多学者为此绞尽脑汁，仍然难得其解。西奥多·库克在与妻子治子·塔亚·库克合著的《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Japan at Wa:An Oral History)一书中坦承，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残暴程度令他困惑不已。他发现日本内战史中没有过如此邪恶的事件；相反，对城市人口进行有计划的毁灭和屠杀似乎是蒙古历史而非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他说，试图检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理状态的难度堪比探索“黑洞”。
许多人发现，很难将日本人在南京的野蛮行径与其广受赞誉的精致礼仪和优雅举止联系在一起。但有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两种行为看似毫不相关，其实是密切相连的。他们指出，日本古代武士阶层具有令人生畏的社会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如果佃农没能恭谨有礼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武士就有权砍掉他的人头。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文化时说：“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所谓的礼貌回答是指给出一个令提问者感到满意的答案。彬彬有礼竟然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是不是有点儿令人吃惊呢？”
还有些专家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暴行归咎于日本文化本身。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and the Sword)中写道，由于日本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不具有普世性，而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一旦到了国外，这些规范很容易就被置于脑后了。还有些专家指责日本宗教的非基督教性质，声称基督教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认为世间万物其实都是依照上帝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而日本的神道教则认为，只有天皇及其后裔才是依照神的想象创造的。通过援引诸如此类的差异，这些专家得出结论：某些文化不论发展到多么精细复杂的阶段，其核心要义仍旧停留在部落时代，个人对部落内部成员承担着各种道德义务，而在处理与部落外部成员的关系时则奉行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
这种假设具有某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它暗示了两种观点：第一，从宗教本质上讲，日本天生就比西方文化缺乏人道精神，因此必须用不同的标准评判日本人（我发现这种观点既不负责任，又带有西方人的优越感)；第二，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基督教一犹大教文化背景的人犯下南京大屠杀这类暴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尽管德国是虔诚的基督教国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却使德国人变得丧心病狂，甚至将那些被他们视为敌人的民族妖魔化，从而犯下了诸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回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在战争期间实施残忍的暴行显然并非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独有的现象。文明的外衣似乎过于脆弱，人类很客易将它弃之不顾，在战争的压力下尤其如此。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日复一日的野蛮兽行呢？日本战犯与其纳粹同党的命运截然不同：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已死在监狱或刑场，即使侥幸存活者也是作为逃犯，惴惴不安地了却残生；许多日本战犯不但依然健在，并且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因此，他们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不必担心国际法庭的制裁，向作家或记者透露自己在“二战”期间施暴时的所思所感的人。
以下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中日战争本身并非使日本士兵变得冷酷无情的唯一原因，残杀中国士兵及非战斗人员的任务同样使他们成为残暴的恶魔。事实上，日本军方组织了各种游戏和练习泯灭日本士兵的人性，促使他们杀害那些并未攻击自己的人。
例如，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日军要求士兵参加杀人比赛，而日本媒体则像对待体育赛事一样热切报道此类事件。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比赛刊登于1937年12月7日的《日本广知报》，这篇名为“两少尉百人斩难分高下”的报道写道：
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同属驻扎在句容县的片桐部队，两人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看谁能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之前最先以单刀杀死100个中国人。目前，比赛已顺利到达最后阶段，两人几乎势均力敌。截至周日(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两人“得分”为：向井少尉杀死89人，野田少尉杀死78人。
一周以后，该报报道说，由于两人都不知道是谁最先杀死100个中国人，于是他们把目标提高到杀死150人。《日本广知报》报道：“向井的刀刃在比赛过程中略有损伤，他解释说这是在将一个中国士兵连头盔带身躯劈成两半时造成的。他称这个比赛很‘有趣'。”
此类暴行并非仅仅发生在南京地区。事实上，这只是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训练其士兵胆量的一个典型案例，下面是一位名叫田岛的日本士兵提供的证词，他叙述的事件绝非罕见。
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杀过人呢，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些杀人练习。你们一定不要把中国人当人看，而是要把他们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勇敢点儿！现在，自愿参加杀人练习的站到前面来。”
没有人动。少尉发怒了。
“你们这群胆小鬼！”他吼道，“你们没人配得上日本士兵的称呼。真的没人自愿吗？那我可要点名了。”接着他开始喊我们的名字，“大谷一吉川一上野一田岛！”（天啊！也叫到我了！）我用颤抖的双手举起上了刺刀的枪，然后在少尉近乎歇斯底里的咒骂和指挥下，慢慢走向坑边那个被吓坏了的中国人一那个坑是此前他自己挖的。我在心里乞气求他的原谅，然后，我在少尉的咒骂声中闭上眼睛，挥刀砍向那个已经被吓呆的中国人。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进坑里去了。“凶手！罪犯！”我在心里骂自己。
对新兵来说，恐惧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在一部日本士兵的战时回乙录中，描述了一群日本新兵在目睹老兵将一群中国人折磨致死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他们的指挥官预料到了这种反应，并在其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新兵都是这样，但很快他们自己也会做同洋的事情。”
当然，新任军官也要经历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一个叫富永少壮的退役军官清楚地记得自己从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杀人机器的过程。当富永从广岛被派到第39师团第232联队时，他还是一名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当他被介绍给自己的部下时，富永惊呆了，他回忆道：“他们目光邪恶，那不是人的眼睛，而是虎豹的眼睛。”52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接受了密集的训练，以增强他们对战争的忍耐力。在这一训练中，一名教官曾经指着拘留地那些瘦弱憔悴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他们就是磨炼你们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他们如何砍头、如何将活生生的俘虏刺死。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了训练场。24名俘虏被蒙着眼睛，反绑双手蹲在那里。旁边已经挖好一个大坑—10米长、3米宽、3米多深。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事先为他们安排好的座位上。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名杂役兵将一名俘虏拖到坑边；当俘虏反抗时，便遭到拳打脚踢。日本士兵最终将俘虏拖到坑边，并强迫他跪在那里。田中转向我们，并依次审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边说边拔出军刀，从木桶中舀了一勺水，泼洒在刀刃的两面。接着，他“嗖嗖”几声将水甩掉，举起军刀，刀刃在空中显现出一道长长的孤形。田中站到那个俘虏背后，双腿分开，稳住身形，随着他“呦”的一声高喊，俘虏的脑袋便飞出一米多远。两股血泉从俘虏的身体中喷射而出，飞溅入坑。
这情景太可怕了，简直令人室息。
但是，富永少壮也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随着他的杀人技术日益老练，他也不再觉得自己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各种邪恶的暴行已是平淡无奇的“家常便饭”。回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他们原本是无数家庭中的好儿子、好父亲、好兄长，如今却被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我们把人类变成了杀人的魔鬼。3个月之内，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许多日本士兵承认，杀人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老兵东史郎曾经亲眼目睹一系列南京暴行，他在给我的信中对其战友的行为做出了真实的评价。在东京府福知山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中，他接受的教育强调“对天皇的忠诚重于泰山，而我们个人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说，一个士兵在战争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是裹尸还乡：为天皇而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被敌人活捉则是最大的耻辱。东史郎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既然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无足轻重，那么敌人的生命必然更无价值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次采访中，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们诚实地讲述了他们完全丧失同情心和犯罪感的经历，甚至在凌虐无助的平民时也是如此。永富角户坦率地讲述了他在南京陷落时的感受：
我记得当时坐着卡车，沿着一条被清理过的道路行驶，路两侧是成千上万被屠杀者的尸堆。当我们将车停下，从车后将一群中国俘虏拖下车时，许多野狗正在啃食那些尚未腐烂的尸体。这时一位日本军官建议测试一下我的勇气。他拔刀出鞘，在上面吐了口唾沫，然后猛然挥刀，向一个蜷缩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男孩的脖子砍去。眨眼间，男孩的头被砍掉，滚落到人群中，他身体向前倾倒，从脖子中喷射出两道血泉。该军官建议我将这颗人头带回家当纪念品。我记得当我从他手中接过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着。
经过近60年的反省，永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在日本成为一名医生，并在自己的候诊室里修建了一个仟悔神龛。病人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审及供认自己所犯全部罪行的录像带。这位态度和蔼、举止绅士的医生与过去那个残暴的日本士兵判若两人，人们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狂。
“几乎没有人知道，日本士兵曾经将婴儿挑在刺刀尖上，然后将他们活生生地扔到滚烫的开水锅里。”永富说。“从12岁的少女到80岁的老妇都是日本士兵轮奸的对象，当她们无法满足士兵的性要求时，就会被残忍地杀害。我曾经砍过人头，将人饿死、烧死甚至活埋，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至少200人。真是太恐怖了，我竟然变成畜生，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当时真是个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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