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2003年10月，在为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而举办的“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上，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首倡“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在当时即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着力拓展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故宫院外学者也加入了故宫学的研究队伍，以融汇古今、结合中西的方式重新诠释故宫文化。这项工作契合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的精神——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在此背景下，记者近日就故宫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历程及国际影响等话题，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故宫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吴十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平进行了专访。
初识故宫学：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故宫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还不足20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只知有故宫，而不知有故宫学。您二位可否简要介绍一下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学科特点？
吴十洲：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明清宫廷史、故宫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院史。比如，近些年随着清宫剧的热播，许多人去了解帝王生平、清宫礼仪等知识，这都属于宫廷史的研究范畴。再者，故宫馆藏文物180余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68余万件（套），在全国博物馆系统的珍贵文物中占比超过40%。乾隆曾在《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书籍中对清宫旧藏进行编目记述，这些书籍为我们研究故宫文物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资料。因此，故宫学又是以故宫及其丰富的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此外，像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及至近年来“四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 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体系建设，都是故宫博物院院史重要的研究内容。
在我看来，排他性是故宫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色之一。这里的排他性是指在特定的知识体系下，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的潜在相关性能够被有效排除的性质。故宫学的研究始终围绕着皇帝、皇权、皇宫，自成一个学术范畴。再者，故宫的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因此故宫学强调整体性，即整合原有的、单个的有关故宫的学术研究，由此形成一个有共同信念与学术目的的崭新理论体系和科学共同体。这样故宫学的理论要素将不再被还原到另一种理论中去，而是形成一种新的有着清晰边界的理论要素。正如郑欣淼先生所说：“故宫学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
毫无疑问，郑欣淼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故宫学”概念，使故宫学研究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至此，故宫学的学术路径已转向对相关知识发展模式的构建。
刘平：我想从两个方面补充一下故宫学的学科特点。其一是跨学科性。就故宫的物质、文化层面而言，故宫学的研究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理学、工学等诸多领域，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深化故宫学研究的助推器。其二是国际性。20世纪上半叶，大量明清宫廷文物流散海外，这也在客观上为更多的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如何联络海外宫廷文物文献的收藏者、研究者，如何激发海外学者对于故宫学的关注，如何使故宫学从中国走向世界，都是故宫学发展需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故宫学包罗万象，它与我们熟知的考古学等学科有什么区别？
吴十洲：考古学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等手段，对古代的遗迹和遗物的整个系列、类型进行分析。考古学的主要作用是印证历史，比如一些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再比如，我们通过古瓷窑址的发现，可以印证历史文献所说的制瓷业情况，甚至还可以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勘误。相较于考古学，故宫学与文物学、古器物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其研究重点并不侧重器物的组合类型，而是文物本身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故宫院外学者，您二位是如何进入故宫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呢？
吴十洲：1986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我读到了吴瀛（1891—1959）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该书记述了故宫博物院1925—1930年初创时期的艰辛历程，引发了我对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的极大兴趣，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定为《故宫开院历史意义研究》。后来，我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增补了一些材料，于1998年出版了《紫禁城的黎明》（201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紫禁涅槃：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这本书的内容得到了故宫学首倡者郑欣淼先生的肯定。郑先生提出“故宫学”学术概念后，也将故宫博物院院史列为故宫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与郑先生的交流中，我对故宫学的认知也进一步加深。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开始招收故宫学方向的研究生，我也开始负责故宫学教学的相关工作。因为工作和个人研究兴趣，我与故宫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平：2005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负责“传记·农民领袖”项目，在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研究中，我开始关注明代宫廷珍宝的去向问题。我们知道，故宫文物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当时我的研究已经和故宫学产生了交集。2014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三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对故宫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近年来，我也比较关注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一直围绕溥仪小朝廷开展研究，发表了《紫禁城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逊清小朝廷与故宫学的萌芽》等论文。在更早的时候，我一直在研究清代秘密社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是必备的文献基础。由于这些学术研究，我非常关注故宫学的发展。
故宫学的发端：从皇宫到博物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 二位老师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这一领域，尤其是开院前后的历史事件。那么逊清小朝廷和故宫学有着哪些关联呢？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又有何重要历史意义？
刘平：故宫学作为学术概念出现的时间不长，不过以故宫、故宫文物为对象的研究要远远早于这一名词的出现。在我看来，故宫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溥仪小朝廷时期。1912年溥仪退位时，由于《清室优待条件》这一文件，清朝皇室被允许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廷，直至1924年被驱逐出宫。在溥仪小朝廷存续期间，学界已开始对故宫及故宫文物开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民国初立，政府已经意识到设立博物馆、集中保护故宫文物的重要性。1914年2月4日，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外朝部分设置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故宫文物和溥仪小朝廷都是故宫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其二，在溥仪小朝廷时期，一些效忠小朝廷的学者，如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利用出入紫禁城的便利条件，着手对宫廷文物开展学术研究，其成果承先启后，故宫学的萌芽由此发生。同时罗振玉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了抢救性收集，这些档案是我们如今研究故宫学的重要基础。
吴十洲：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大革命造就大博物馆，就像法国大革命之于卢浮宫博物馆，俄国十月革命之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转变，也是中国社会由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缩影。
故宫博物院的开放促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理论的大发展。中国博物馆协会首任会长马衡先生说：“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
在我看来，马衡先生这一观点颇有道理。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中国还没有对国民文化生活产生影响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产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公众所接受，也充分彰显了博物馆“开放”意识与国民革命民主要求的一致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典礼盛况空前，可谓万人空巷。时隔近百年，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香港故宫”）的开放也是万众瞩目，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在您看来，香港故宫与北京故宫有着怎样的关联？香港故宫的开放可以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文化体验？
吴十洲：香港故宫从外到内都与北京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许多与北京故宫遥相呼应的元素，比如朱红色的大门和门钉，馆前广场上的虚拟金水河以及内部空间的中轴线概念等。这些建筑设计中的匠心都体现了其与北京故宫在文化上的一脉相承。
香港故宫的开馆可以给观众带来两方面的文化体验：了解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明历程，感受中国近现代艰辛曲折的社会变迁。王国维先生曾以三句宋词对应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其一便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启发我们在做学问之时，要找到一个高点，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故宫中收藏的文物，许多都是皇室旧藏，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的工艺水准和文化取向。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物视作一个高点，去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故宫的这些文物，能从过去由皇帝一人独自欣赏，到今天面向公众开放，也是一种社会变迁的体现。故宫博物院在筹备之时，即强调“绝对公开”的原则，这也是故宫博物院开院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而今香港故宫的开放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当年故宫开放之精神，作为一座现代化博物馆，它还充分地应用了数字化的展陈手段，这也是落实所说“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有益尝试。我相信，香港故宫的开放，可以让香港市民零距离欣赏珍贵文物，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增强香港繁荣昌盛的文化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香港故宫展厅锦上添花的不仅是数字化的展陈手段，还有故宫学的研究成果。香港故宫的第二展厅“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其展览内容正是参考吴老师您此前出版的《乾隆一日》（2021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乾隆十二时辰》）而布展的。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并谈谈香港故宫的设立对故宫学发展有何影响。
吴十洲：《乾隆一日》这本书源于我在重华宫里看到的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初八日的一幅贴落。借着这个机缘，我随机选择了这一天，作为窥视乾隆朝，甚至“康乾盛世”的一个标本。乾隆皇帝当天与群臣联诗、批阅奏章、把玩古董等，通过梳理他的这些活动，见微知著，我们可以了解乾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香港是国际化水平很高的城市，国家“十四五”规划也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所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海内外学者以香港故宫为窗口了解故宫和故宫学。香港故宫的设立不仅可以彰显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还可以增强故宫学的国际影响力。
故宫在中国 故宫学在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是故宫学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那么，海外学者是如何评价故宫学的？他们又如何参与故宫学的研究？
刘平：据我所知，由于故宫的博物馆属性、在地属性以及故宫学学科概念问世不久等原因，目前海外汉学界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评价，但这并不妨碍故宫学走向世界，引起海外学者关注，吸引他们参与故宫学研究。其中，我们要充分注意已有的平台与路径。
近年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多有合作，双方如何走出去、引进来，推动故宫学走向世界应该是以后合作的一个方向。此外，国际上对于故宫文物的研究，尚未出现有分量的成果，但不乏从事中国书画、陶瓷等器物研究的学者。近年故宫博物院多次与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国家博物馆开展交流，多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在海外举办文物展览，已经引起海外学界的关注。这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国际交流很难开展，不过故宫博物院已于前几年上线了数字文物库，数字化手段可以拉近海外学者与故宫的距离。
明清宫廷史研究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例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的《君主与大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1991）、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最后的皇帝：清代宫廷社会史》（1998）、菲利普·弗瑞（Phillippe Foret）的《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2000）、欧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满族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2001）、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的《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2008）等著作从很多侧面描绘了紫禁城与皇家园林的风景。所以，我们也要关注欧美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新清史”的研究动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故宫学与敦煌学都是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地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那么，敦煌学之于故宫学有何借鉴意义？
吴十洲：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都具有深不见底和横无际涯的特点，其内涵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泛，从已发布的研究成果看，许多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以及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的重大课题。
无论是故宫学、敦煌学还是其他学科，其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构建。何谓“科学共同体”？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的说法，科学共同体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联结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敦煌学研究发展迅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培养梯队。早在1998年，敦煌研究院就与兰州大学合作，设立了敦煌学博士点。这对故宫学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开始招收“故宫学”方向的研究生。以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为例，开设故宫学10年来，共招收78位硕士研究生，其中已毕业并授予学位的有71人，即将入学者7人。从2022年开始，我们还将招收故宫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目前，已有不少毕业生进入故宫博物院或者从事与故宫学研究相关的工作，这些人才的加入为故宫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此外，为培养高校师资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12年起连续多年开办高校教师讲习班，邀请高校一线教师前往故宫实地访问学习，这对故宫学科学共同体的构建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刘平：故宫学和敦煌学所依据的文献基础在20世纪初就已被学界所发掘，即内阁大库档案和莫高窟藏经洞文书，加上殷墟甲骨文和居延汉简，即人们熟知的“近代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这四大发现分别与故宫学、敦煌学、甲骨学和简帛学关系密切。但在由四大发现推动的综合性学科的形成中，故宫学是最晚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
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首次提出“敦煌学”。1930年，陈寅恪（1890—1969）先生为陈垣（1880—1971）先生所编《敦煌劫余录》作序，概括了“敦煌学”的内涵，同时，英文中也出现Tunhuangology一词。历经20世纪的发展，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命名比较早，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学科发育比较成熟，探讨故宫学的形成与发展，敦煌学是很好的参照系。
如前所述，故宫学于2003年正式提出，而敦煌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故宫学。学科名词出现的先后次序是衡量学科之间自觉性程度的标尺，即使是从英文拼写情况来看，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敦煌学已有一个国际公认的英文拼写，即Tunhuangology，而故宫学则有Gugongology、National Palace Museum Studies和Studies of the Imperial Palace等不同拼写形式，说明前者已是国际性学科，而后者的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故宫与敦煌远隔数千里，所处地理环境有着极大差异，前者位于华北平原北端，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后者则僻处戈壁荒野。在清末民初，故宫和敦煌都遭遇到严重而持续的文物流失之痛。故宫流失文物主要以字画古玩为主，而敦煌流失文物主要以经卷文书为主。
1900年，道士王圆箓（1849—1931）意外发现藏经洞宝藏，时值“国变”纷扰，中国学者对这一发现茫然不知，而国外探险家闻风而动，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华尔纳（Landon Warne，1881—1955）、橘瑞超（1890—1968）等人接踵而至，获得大批文书文物，捆载而归。虽然这是一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却把“敦煌种子”撒向了国外。故宫流失文物的去向当然也包括海外（包括众人熟知的被劫掠的圆明园兽首），但其建筑与文物、文献主体仍然留存于故宫与相关皇家园林。改革开放前，中国与海外隔绝数十年，海外学者无所凭依，后来故宫学之提出，只能先行一枝独秀。要做到满园春色，还有待时日。
如何使故宫学成为世界性显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欣淼先生曾说：“清宫旧藏的文物、文献，流散在世界各主要博物馆、图书馆，还有档案馆，无疑比敦煌、吐鲁番更多。因此，故宫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应该说比敦煌学和吐鲁番学具有更充分、更典型的条件。”刘教授您也谈到，改革开放至今，海外学者来华研究之便利性已经大大提升。有了客观条件，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和展开了。那么在您看来，如何才能使故宫学真正成为世界性显学？
刘平：在我看来，要推动故宫学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放宽视野，规划范围。当今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及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与中西交通等方面。那么，故宫学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故宫”一隅，除了故宫以及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明清陵寝（包括明孝陵、凤阳明皇陵）等直接相关的“故宫”内涵外，还应该重视大运河与漕运、粤海关与十三行（外国贡品、珍宝之来路）、李自成余部行踪（明宫珍宝去向）等与故宫直接间接相关的物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今提倡故宫学的学者，主要着眼于故宫建筑、文物文献、故宫博物院这几个大类，很少提倡与故宫有关的“人”的研究——作为政治中枢，作为皇家人物处理朝政、生活、死亡之地，故宫无时无地不与人相关，重视相关人、事、物的关联性研究，可以使得故宫学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多彩。
其二，加强国际合作，引领学术潮流。欧洲汉学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比较成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二战之后独领风骚，日本的明清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在整个20世纪别开生面，良好的基础为这些国家迅速接受、研究中国文物文献，推动新兴学科的出现、壮大提供了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认真学习，消化吸收，使得敦煌学研究实力后来居上，这也是“加强国际合作”所结出的果实。故宫学研究内容以在地文物文献为主，研究力量以京津等地相关学者为主，但是，西方相关学科的理论视野、研究方法，欧美各大博物馆的保护、展览、研究技术，都可以拿来借鉴，有助于推动故宫学的国际化。荣新江在对敦煌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时指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故宫学的发展，同样需要“世界主义的精神”与“宽广的国际视野”。
就目前来看，故宫学的国际化程度不仅不能与敦煌学比肩，而且也和明清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着不小差距。我自己和许多从事明清史、近代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有过较多接触，如孔飞力（Philip Kuhn）、韩书瑞（Susan Naquin）、穆黛安（Dian Murray）、王大为（David Ownby）等，他们都非常注重明清档案史料的运用，并且关注故宫这一富有历史触摸感的场所。韩书瑞在撰写《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的过程中，就用相当大的篇幅叙述紫禁城内的皇家寺庙和宗教行为。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外国学者的身上，人们同样可以看到早期敦煌学者积极探寻史料的精神，而我们的故宫学研究主力是故宫博物院的学者，他们更多的是关注文物、建筑层面。
至于紧盯学术前沿，引领学术潮流，在这一层面，我要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界做研究，电脑、网络已经普及；近十多年来，数据库时代来临，治学方法大为改观。研究方法的升级换代，早已不是传统的“依赖卡片做研究”所能比拟的，而且，高科技检测（包括量子力学的应用）、概念史、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以一文一物为对象的研究，也改变了局限于书斋之内的研究。职此之由，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故宫学研究要注重“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就有了目标旨归，那就是紧盯学术前沿，吸收消化，改良深化。
我在前面提到“故宫学”名称的英译问题，我希望，随着故宫学的不断完善，Gugongology这一凝练的拼写，应该与Tunhuangology（敦煌学）、Egyptology（埃及学）、Assyriology（亚述学）一样，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统一英文拼写形式，这本身就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季羡林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同样，郑欣淼先生提出“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也必将有力推动故宫学立足中国，走向世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班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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