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
我们知道，经过“三家分晋”后，在战国时期，晋国早已不存在了。那么，在这里，梁惠王口里的“晋国”又是指什么呢？
杨伯峻先生在《孟子译注》里说，这里的“晋国”指的就是魏国（魏国迁都大梁后，也称梁国，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他举了刘宝楠《愈愚录》卷四为例：“《孟子》，梁惠王自称‘晋国’，魏人周霄亦自称‘晋国’。此晋国即指魏国也。”
此外，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铭文》有“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的句子，可见当时楚国也称魏国为“晋国”。
孟子对梁惠王提出了“省刑罚，薄税敛”的建议，认为这样就可以“王天下”了。可是，统治者会这样做吗？怕是很难。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便是有君王真的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富民强兵吗？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孟子说“仁者无敌”，可残暴战胜仁善，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在历史上还少吗？
1.6
孟子见梁襄王，出来后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就是说远远看着他，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令人畏惧的威严。
一个领导者是不是需要令人畏惧的威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孟子敢于批评君王，哪怕是在背后，充分体现了一个儒者的风骨，不像后世的儒家，只知道一味的尊君。
孟子说“不嗜杀人”的君王就可以统一天下。可惜的是，古代的统治者位高权重，万千民众的生死完全操于一人之手，在没有制约的极权之下，视人命如草芥自然是常态，所以，“不嗜杀人”的君王很难出现，只能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正所谓“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明代沈明臣《铙歌十章·凯歌》）。
即便退一步来说，真的出现了孟子所希望的“不嗜杀人”的君王，就一定可以统一天下吗？我们都知道，怕也未必。这是孟子的悲哀，是儒者的悲哀，更是百姓的悲哀！
孟子说“不嗜杀人”的君王可以统一天下，梁襄王追问了一句“‘孰能与之”。在这里，“与”是跟随的意思，《国语·齐语》里有“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的句子，韦昭注释说：“与，从也。”杨伯峻先生在《孟子译注》里引用这一条，认为这里的“与”也是同样的意思。
孟子举“七八月的禾苗”为例，说明老百姓盼望“仁君”，就像大旱天的禾苗盼望雨水一样。杨伯峻先生认为，这里的“七八月”用的是周历，周历建子，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所以这里的“七八月”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
1.7
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其实孔子并不是从没有说过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论语》里就多次提到过齐桓公），只是在孟子看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的行为，属于“霸道”，是和孟子的“王道”思想不相符的，所以他说孔子不说。
孟子说“保民而王”，“保民”就是安民的意思。怎么样就算是安民了，在孟子看来，其实很简单，“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也是那个时代老百姓的普遍需求，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抚养妻儿，好年成可以吃饱饭，坏年成不致于饿死，如是而已。可这当时，就是这样的最基本生存条件，也根本得不到满足，所以孟子才以此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孔子推己及人思想的继续。孔子侧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做一个“仁”人，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侧重于推行“仁政”治理国家，所以强调统治者把仁爱之心推广到百姓身上，所以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从提高个人修养开始，逐步拓展到“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正像孟子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所说的那样：“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
孟子还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与此类似的，他在《滕文公上》里也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就是固定的产业收入，“恒心”，赵岐注解说：“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杨伯峻先生翻译为“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这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在现实中，有“恒产”者就一定会有“恒心”吗，恐怕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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