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竞争法视野下的平台自我优待"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阿里美团反垄断罚款?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阿里美团反垄断罚款
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竞争法视野下的平台自我优待"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翟巍着重介绍了大型数字平台“双轮垄断”对竞争生态带来的影响。
翟巍认为，需要警惕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双轮垄断”风险。平台在初始市场中具有垄断地位，并利用初始市场的垄断地位逐步形成网络效应、杠杆效应，并将垄断地位扩展至第二轮、第三轮市场中以获取市场支配力。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属性不同。根据经济法理论架构，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国家管理主体、被管理市场主体和社会中间层主体（如中介治理组织）。根据属性划分，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为市场主体，但从平台权限出发，超大型数字平台具有传统经济法中的中介治理组织色彩。
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市场份额大、市场支配地位稳固，控制了底部生态平台，平台旗下产品也参与竞争，所以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既是负责平台治理的裁判者，又是参与平台内部竞争的竞争者。如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优待旗下产品，就是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需要相关法律予以规制。
翟巍指出，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杀手并购”、“封禁”、“二选一”等行为，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服务于统一经营策略的；即尽最大可能维护和强化自身垄断地位，遏制竞争对手发展。因此，对于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要用更宏观的视野全面评判，不能局限于某一市场、某一行为。
翟巍认为，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双轮垄断”的基本特征相互交叉。具体表现为：
第一，针对竞争对手产品和平台旗下产品实施差别待遇。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虽然有强大的平台治理权限，但其本身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和“理性人”，所以完全可能滥用轴心型相关市场的初始垄断地位，在其他行业领域拓展垄断性，最终在辐射型的相关市场当中固化与强化自身的市场支配力。
第二，经由整合和应用竞争相关性数据路径遏制竞争。大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武器，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养料，数据资源已成为核心的市场要素和商业资源之一。超大型平台企业能够借助高强度、大规模、高黏度的用户数量，利用经由整合的与竞争相关联的数据资源排除、遏制竞争。这种行为引起了世界主要反垄断监管机关的警觉，
第三，弱化、排斥数据或服务之间互操作性以及遏制数据的可移植性。互联互通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属性，如果没有作为市场要素的数据的自由流转、交易、融合，互联网平台经济很难实现行稳至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作为庞大的数据资源掌控者，为了追求巨量数据资源所附带的垄断利益，不断弱化或排斥自身数据服务、竞争对手数据服务之间的互操作性，并遏制所掌控数据的可移植性，容易导致数据和服务供给的孤岛效应，引发分割数据、服务市场与阻滞竞争机制的后果。
第四，超大型数字平台自身构成宏观数字化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特征，甚至可以不受市场及竞争对手影响，自我不断强化，使市场竞争机制逐渐弱化，乃至形骸化。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利用平台渠道与数据统合的市场支配力，在轴心型与辐射型相关市场显著排除竞争。
其次，翟巍从立法路径角度出发，对“双轮垄断”规制提出建议：第一，全景式规制。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实施垄断行为时，往往以多元类型行为服务于统一目标，所以对于垄断行为的判定、调查、定性要进行全景式调查。第二，穿透式规制。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包括利用数据、自行制定的平台治理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有很强的隐蔽性，公权力机关需要进行穿透式的监管。第三，前置性规制。由于隐蔽性垄断行为，产生确凿的市场危害时已经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所以应当进行前置性监管。依据德国反垄断执法机制数字化改革经验，在数字市场这一快速变化的市场中，竞争监管机构必须迅速有效地纠正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域内外监管机关以往采用的被动式、外在式监管很难应对由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实施的全局性、专业性、隐秘性的垄断行为，所以反垄断监管机关应当获得相应的法律授权，进行前置性监管，并更加迅捷地采取临时性或常态性监管措施，并采取科学的监管手段。
最后，翟巍强调，反垄断监管并非对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打击，而是保护其合法行为，校正其垄断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等科技监管模式，借助先进技术与经济学理论，发现、提取、固定“双轮垄断”格局之下垄断行为的痕迹、线索、证据。同时，为确保此类企业能合规发展，反垄断监管机关可以通过设置正面、存疑、负面清单的方式为平台企业设定实操化、明晰化的行为合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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