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肾移位，两个先天性心脏病，三个早产。”陈浩掰着指头列举他所在代孕公司去年100多例代孕所生孩子中的“失败品”。在这之前，他们还遇到过肛门闭锁、少了一个肾的孩子。
这些孩子的诞生，意味着“交易失败”。客户几乎不会接受孩子，也不会支付尾款，孩子则会被代孕机构作其他安排。
代孕在国内并不被允许，需求和利益促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地下产业。代孕产业链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组成，他们或为追求利益、或有真实需求、或为自私的目的。而孩子则是被制造出来的“商品”，可选择性别、单胎或多胎，如有缺陷，则可能被抛弃。
2020年8月底，澎湃新闻暗访广州、深圳等地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供卵者（业内称“卵妹”）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
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这些中介机构“包成功”的承诺背后，则存在“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乱象和伦理、法律风险。
“包成功、包性别”背后的巨大利益
8月25日上午，广东深圳市龙华区星河WORLD二期D栋911室。
薛尉滑动手机屏，翻看着各个微信工作群及私信他的人。消息太多，显示消息未读的红色小圆圈从上到下挂满了屏幕。
私信他的基本是咨询代孕的客户。“工作群”内则有薛尉、后勤工作人员、代孕妈妈等，如果顺利，每一个“工作群”背后都将诞生一个代孕婴儿。
代孕公司与客户签订协议后，会搭建工作群，客户、代孕公司后勤人员、医生等人，负责点对点解决问题。
涉足代孕市场12年，薛尉创建的“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自称主要为国内有代孕需求的客户对接海外生殖医院，提供代孕服务；2008年创立至今，累计为8000多户家庭服务，成功诞下超1万名健康婴儿。
“子嗣传承”建立了月子会所，里面安放有十余名代孕婴儿。
细谈后，薛尉坦承，大部分号称海外代孕的中介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公司营业范围也都是“虚”的，几乎都在国内开展代孕。今年因为疫情，原本有海外业务的，更是转战国内市场。
“可包性别，可包成功。”薛尉提供的协议有58万元和88万元两种套餐，均承诺客户2年内可抱到一名健康男婴。前者便宜30万元，不包成功，意味着代孕一次不成功，重启流程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代孕因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运用而生，很多时候被直接比做“借腹生子”。
其中一家代孕公司提供的代孕流程图
业内人士介绍，代孕可细分为三种：一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受精后进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妈妈的子宫孕育；二是仅精子来自需求方，卵子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妈妈孕育；三是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子进行异质人工授精后，由代孕妈妈孕育。
常见的为第二种，客户提供健康精子，代孕公司为其觅得卵源，培育胚胎后植入选定的代孕妈妈体内，从而达到“借腹生子”的目的。
国内代孕基本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指在体外受精技术的基础上，对配子或胚胎进行遗传学分析，检测其是否有遗传缺陷，选择未见异常的胚胎植入子宫的技术。其技术上的“基因筛查、性别选择”被代孕公司拿来做噱头，客户可选择婴儿性别、单胎或双胎。
“价高了。”在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的保利克洛维·中景大厦B座，代孕公司“优孕行”广州分公司总经理蔡德亮在听完“子嗣传承”的套餐报价后直言。
他向记者提供的“咨询委托服务协议”显示，如果选择“包成功”套餐，费用70.8万元，保证三年内抱到一个婴儿。“优孕行”负责联系第三方供卵机构，并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第三方供卵候选人，寻找到生理条件适合的代孕妈妈后，进行胚胎移植。
70.8万元的套餐在不同阶段分期支付，协议签订当天支付7.8万元，开启流程。随后在挑选卵妹、开启促排卵周期、开启代孕妈妈选择环节、HCG验孕成功、验孕确认胎心、代孕妈妈怀孕4个月、新生儿出生当天等阶段分期支付其余套餐费。
但如果代孕妈妈所怀为双胞胎甚至多胞胎，需额外支付10万元，用于代孕妈妈补偿、医疗保健等费用；若早产，保育费用也需要客户承担；若实施剖腹产手术，客户需额外支付3万元，用于支付手术、治疗费用、代孕妈妈补偿。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从事代孕中介生意的公司所提供套餐基本均宣称可“包成功，包性别”，同时也有“不包成功”的套餐可供选择，几种套餐价格从50余万元到百万元出头不等。
“不包成功”的套餐每重启一个试管周期，需要支付10至20万元左右的费用，“包成功”的客户可以不限次促排、取卵、取精、移植，直至代孕妈妈顺利怀孕并生下婴儿。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后，也对地下代孕产业产生影响。
多家代孕公司表示，疫情出现后，原先一些指望在海外做代孕的潜在客户和代孕公司纷纷转向国内，从4月业务订单增幅明显。以“子嗣传承”为例，工作人员称，从4月份到现在，4个月的订单超400例，占到去年全年的近70%，每个月还有大量意向单在谈。
与此同时，行业内竞争也在加剧，不惜大幅度降价抢客户挖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圈内人都已习以为常。为了给客户留下更好的服务印象，“专车接送”到公司考察已成普遍现象。
随之“水涨船高”的还有捐卵补偿金和支付给代孕妈妈的佣金。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代孕妈妈的佣金总价整体涨了一两万元，随着代孕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增，很多代孕公司改变单纯依赖专门的中介去“获客”的思路，公司派专人招募代孕妈妈，组建自己的“资源池”。
背后是高额的利润驱使。
薛尉透露，去年他们公司营业额破亿，但利润不方便透露。陈浩则坦承，七八十万元的订单，他们能获得二三十万元的利润，有时候甚至比这还高。
同性群体代孕市场
“我们家小哥哥都会玩抖音了，好像已经发过好几个抖音了，全程是自己完成的。”爸爸群中，男同性恋“李先生”分享着自家宝宝的“新技能”。
孩子与他并无血缘关系，是另一半“季先生”找到专门从事代孕的中介公司所生。
“季先生”称，两人一直想要个孩子，与其共同成长，也让父母享受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作为同性恋，他们觉得“亏欠了父母”。
不能生，却又想要孩子。除了因无法生育或失独产生的需求，部分同性恋者也通过代孕实现抱孩子的愿望，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更是出现专门从事同性恋群体代孕的中介公司。
今年4月底，一家在广州专门为同性恋群体做代孕的公司——“彩虹宝贝”被举报，当地卫健委随后介入调查。
“彩虹宝贝”代孕公司一位助理称，公司营业资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事发4个月后的8月27日上午，在广州市天河区隆德大厦B座2802室，自称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的陈浩向记者介绍公司运作代孕的流程。助理“老贰”解释称，此前因举报被查处的办公地址不再使用，罚了30万元，换个地方重操旧业，“这东西你禁止不了”。
陈浩介绍，2015年“彩虹宝贝”成立至今，他们已经为400多例客户“借腹生子”。客户中90%左右是男同性恋，3%至5%为女同性恋。
套餐总价75万元，交付定金5万元，到婴儿健康交接时交完最后一笔尾款20万元。“如果代妈为剖宫产、双胎则需要另加补偿。”陈浩说。
“从胚胎转移到代妈体内当天开始计算，两年内可以交付健康的婴儿。”助理“老贰”向记者出示的客户协议上写道。
让有了孩子的同性恋“爸爸”在微信群内互相探讨，答疑解惑，在陈浩看来是最好的广告。“彩虹宝贝”在国内运营有多个此类微信群，客户也几乎都来自客户间的介绍。
“老贰”邀请记者加入的“上海爸爸群”、“亲家来了”两个微信群聊中，群成员均为在“彩虹宝贝”代孕成功的男同性恋者。
记者加入的男同性恋群体代孕群。群中成员都是代孕生子的“爸爸”。
“我们家的开始学走路了，有时候摔得真是心疼”，“多让孩子爬，站着围栏走”，他们彼此分享着自家孩子的日常，交流孩子每个阶段会遇到的问题。
“彩虹宝贝”的男同性恋客户中，目前有多个孩子正在代孕中，8月29日上午，其中有两位客户的孩子从医院转出，准备交接。
同为男同性恋，山东潍坊的马欢作为家中独子，考虑到传宗接代，两年前通过代孕，有了自己的儿子。
2017年，马欢在网上看见有人在乌克兰代孕被骗，坚定了他在国内代孕的决心。整个代孕过程他花了近70万元，其中买卵花了7万元，与代孕机构签合同交了60万元，杂七杂八的体检花了一两万元。
除了已经实施代孕的同性恋群体，还有一部分“潜在顾客”正在观望。
24岁的女同性恋者李瑶和现在的伴侣相识后经常讨论未来要孩子的话题，“可能因为自己是学设计的，我认为孩子就像自己的一件作品”。
为更好了解代孕，李瑶经常会浏览有关代孕的信息以及同为“LGBT”(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朋友的代孕成功经历。考虑到国内代孕不合法，她计划去国外代孕，购买精子后和自己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最后找代孕妈妈帮忙生下孩子。
“订单量都是逐年上升。”陈浩透露，公司之所以专门做针对同性群体的代孕，就是看中了潜在的市场需求。
据第一财经报道，尽管学界和调研机构没有就总人口中的同性恋比例达成一致，但5%左右可能是比例的下限。照此计算，中国的同性恋人数可达7000万，半数为女性。
而中国最大“同志”社交软件、主要用户是男同性恋的“Blued”所发布的《2015Blued大数据白皮书》显示，有40%的男同性恋考虑未来到海外接受代孕服务。
给孩子上户：“假结婚”、打点医院关系
通过代孕生的孩子如何上户口？澎湃新闻暗访中，几家代孕公司明确表示，可以与医院合作，“蒙混过关”生下孩子，根据客户需求协助上户。
根据几家代孕公司的介绍，代孕婴儿上户问题，通常有几种主要解决方案。
一种是代孕妈妈即将分娩前，代孕公司首先安排客户和另一名女子假结婚。安排代孕妈妈前往私立或公立医院分娩，但是登记、建档的信息却是和客户假结婚的女子。打点关系后，院方不去核查登记信息是否和分娩女子一致，最终出具登记有与客户假结婚女子信息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户后，客户再与女子离婚。
几家代孕公司称，客户可以自己找人假结婚，公司也可以帮忙找，但需要支付1万元左右的补偿金。“女方年龄不能太大，年龄小的对方又不愿意做。”薛尉称。
而更为直接的，用假身份证登记产妇信息，获取《出生医学证明》。
数份裁判文书显示，有代孕妈妈分娩后使用假身份证等方式，用他人信息登记产妇信息、更换《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生母名字，从而将孩子户口登记到需求方名下。一例刑事判决中，三名医生明知新生儿的母亲信息失实，仍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并收受贿赂。
此外，代孕公司也会根据婴儿上户的特殊情况“钻空子”。
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介绍，作为婴儿父亲的客户，与孩子做一个司法亲子鉴定，再到户籍所在地谎称“没结婚，但孩子母亲跑了”，可实现随父一方上户。这种情况在男同性恋客户中受到欢迎。
为了方便给代孕婴儿上户，有的代孕机构会与医院打点好“关系”，专门合作。
薛尉称，公立医院操作起来有风险，代孕公司大多都会选择与私立医院合作。如他们公司在深圳主要与“深圳仁合医院、深圳同仁妇产医院”合作，前者分娩数量占到其公司深圳订单的百分之七八十；在广州与“广州女子医院”合作，在东莞与“东莞玛丽亚妇产医院、东莞维多利亚妇儿医院”合作。
为验证“关系可靠”，在“深圳仁合医院”的产科病区，薛尉带记者见到了8月18日入院，刚在此分娩的一位龚姓代孕妈妈。其身旁躺着的一名6斤重男婴，为深圳一名客户所要孩子。
当记者询问产科一位值班医生，建档信息是否也为龚女士时，对方笑了笑，没有说话。
在“优孕行”，蔡德亮则向记者提供多份代孕妈妈在“珠海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分娩的诊疗单据，称公司多在该医院完成最后一步的分娩，打点关系后医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婴儿上户操作步骤与前述方法一致。“合作协议肯定都是私下签的，不能看。”
陈浩则介绍，“彩虹宝贝”主要和广州两家民营医院“广州女子医院、广州玛莱妇产医院”以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三家公立医院合作。
他解释，私立医院可以“浑水摸鱼”，给孩子分娩，但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凡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病例，就不敢接。如孕妈早产、大出血、高血压等紧急情况，医术上公立医院更值得信赖，“有关系”，医院就会优先安排手术。
婴儿在公立医院出生后，医院不敢“碰红线”，违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这时候就需要“套”一个出生医学证明。
他举例，一些如婚外情出生的孩子，父母双方不敢给婴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这时候，就有专门的中介收走这个证明，卖给代孕公司，公司用客户所提供的女子信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补上缺口。
与上述三家代孕公司不同，代孕公司“精因宝贝”直言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公立医院分娩并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精因宝贝”所展示，违规分娩后为婴儿办理的多份出生医学证明。所登记的婴儿母亲来自河南、湖南等地。
该公司的“庄总”透露，“精因宝贝”的联合创始人“于总”从卫生系统出来，有资源与公立医院合作，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黄浦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
他向记者展示了代孕妈妈在前述三家医院检查、住院分娩的诊疗资料，称“做了很久，都不会追查”。
地下代孕乱象
记者调查中，对于代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几家代孕公司负责人并不愿多提及，只是称“没有绝对的安全”。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代孕这一行本身就是一个“地下产业”，代孕公司很难做到100%的真实和透明。其中最多存在的是对客户的“欺诈”，主要为“换卵”和“隐瞒婴儿患疾”两方面。
“寻找合适卵妹过程中，60%的公司会做更换卵妹的事情。”陈浩称，客户面试相中供卵者后，代孕公司会将价钱高的更换为价低的，等到孩子已经怀上甚至分娩，客户也不可能不要，“毕竟是他的儿子，只不过母亲不一样”。
“换卵”中，代孕公司为了让客户放心，会事先给客户已经相中的供卵者拍摄打针和取卵的视频，通知客户要取卵时将该视频发给他，但实际进“实验室”的可能是其他女孩。
这一“偷天换日”的操作被叫作“代面试”，就像替代考试一样，代孕公司向面试女孩支付2千到2万元不等的“面试费用”。
“你可以事先剪一段卵妹毛发，等婴儿稍微成型后抽血检测，是否为同一卵源。”“庄总”提供了一种防止换卵的验证方式。
此外，之前代孕市场还存在实验室混乱管理，导致代孕所生婴儿非亲生的荒唐现象。一些代孕公司为了取得信任，在协议上往往写道，客户有权利在婴儿8周后通过代妈外周血或抽取羊水、绒毛等方式确定怀孕中的胎儿是否亲生。
“隐瞒婴儿患疾”也是代孕市场中存在的乱象。
有代孕公司中介人员称，一些代孕公司在婴儿孕育过程中发现存在健康问题，为避免损失，会向客户隐瞒病情，或者提供一张完全健康的报告。客户得到孩子几周或者几个月后，一些疾病便会显现，但此时代孕公司不会认账。
出现纠纷后，代孕公司和客户之间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会因违反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被认定为无效， 客户只能吃“哑巴亏”。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5月由湖南资兴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中，一对夫妇支付74万余元在一家名为“孕生国际”的代孕公司抱得婴儿后发现孩子听力弱，故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已支付费用。
代孕公司负责人则辩称，孩子在领走时健康，否则不会被带走，并出具了《领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所签《代孕协议》明显出于牟利之目的，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故该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最终驳回了前述夫妇的诉请。
另外一方面，即使经过基因筛查，代孕公司主观上没有隐瞒婴儿患疾，代孕仍可能诞生“不健康婴儿”。
“子嗣传承”出具的协议书提到“胚胎遗传病的筛查和诊断，并非能100%确保所孕育的新生胎儿就会维持正常健康”。
陈浩则透露，去年他们公司做了差不多100例代孕，生下的孩子中有一个肾移位，两个先天性心脏病，早产的有三例。在这之前，他们还遇到过肛门闭锁、少了一个肾的孩子。
客户未如愿以偿抱到健康孩子，交易失败后孩子如何安排，陈浩三缄其口，不愿多说。
做了这么多案例，一起脑瘫儿案例让陈浩记忆深刻。
一名客户代孕生下的孩子有7斤重，生下来后孩子不会哭，后来才发现医院在分娩时出现了医疗事故：孩子出生时被脐带死死缠住，打了结，代妈又不愿意选择剖腹产。护士一直往出拉，孩子大脑出现了缺氧，导致脑瘫。
客人起初不愿意要孩子，“彩虹宝贝”把钱全部退给他，对方起初不收，后来“边哭边带走了孩子”。
也有客户临时反悔不要孩子。
厦门一位男同性恋客户交了钱，但孩子即将出生时，客户因为和“另一半”分手，反悔不愿再要孩子，直接消失。没办法，陈浩他们最终将孩子送给他人。
“反悔要早点说，我们都会早点在肚子里弄掉孩子。”陈浩如此说。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马欢、李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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