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并不是关中三辅等农业基地，而是远离中央的江东之地。盖当时汉朝行黄老之道，主张无为而治，特别是在国家行政体制上，主张中央“无为”，给予地方充分的发展权力。到了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文帝刘恒更“除关，无用传”，即废除了汉高帝时的津关制度，解除了诸侯王国的人员、物资封锁，各国遂可轻装上阵，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吴王刘濞就是乘着这宽松政策的春风，一日日强大起来的。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刘仲这家伙，是个臭名昭著的逃跑王爷，当年刘邦封他做代王，要他去抵抗匈奴，结果这家伙一遇到匈奴铁骑就吓破了胆，竟丢下大军独自偷溜了回来。这事不仅让刘邦大为恼火而撤了他的王位，也让他素有大志的儿子刘濞深感丢脸，为了挽回父亲的名誉，刘濞自告奋勇跟随刘邦平定英布之乱，并拼死奋战，立下大功。此时荆王刘贾已被英布所杀，又无子孙可以袭封，刘邦于是将刘贾这块地盘交给刘濞管理，王江东三郡共五十三县。地盘仅次于刘邦长子齐王刘肥所封七十二城，是为诸侯中第二大国。
可是，任命刚下，刘邦就后悔了。
原来，刘邦和很多秦汉人一样，也拥有预知未来的看相本领。他回头仔细研究了一下刘濞的容貌，发现他面有反相，顿时大惊失色，但丹书铁券都送出去了，君无戏言，刘邦也反悔不得，无奈只好拍了拍刘濞的背，警告他道：“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可是汝邪？然天下刘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刘濞闻言大惊，赶紧磕头表示自己绝对不可能造反，誓死捍卫刘氏江山，当然他后来食言了。
说实话，我觉得史书中这段记载有点不靠谱。关键是司马迁把刘邦夸的太神了，不仅把反叛的人说中了，还把反叛的时间也说准了，真看得那么准的话，以他的性格，也绝对不会心存侥幸的。
当然，抛却夸张的成分，刘邦对刘濞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江东吴地，本就是刘邦死敌项羽的发家之处，这里老百姓对汉朝有没有感情且不说，但对项羽肯定拥有无比的同情与敬仰，再加上吴地自古民风彪悍，结结实实一个火药桶子，只要有人带头煽动，肯定会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风造反，到时候事情可就麻烦了。
刘邦猜的没错。果然，四十多年后，事情大条了，刘濞在六十多岁的高龄，竟忽然起兵造反，而且不止是他一个，半个天下的诸侯王突然变成火药桶，并居然被同时引燃，集体爆炸，史称“七国之乱”。
不过话说回来，火药桶这么快被引爆，点燃火信者却不能全算在刘濞头上。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刘启，至少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
事情的源起，在“七国之乱”前二十余年。那时，刘启还是个少年，年纪最多十三四岁（七国之乱发生时刘启34岁），性子比如今还要冲动百倍，活脱脱莽撞人一个。一次，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来长安朝拜，完事儿了就常常和刘启泡在一起玩儿，那时候少年们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平常的娱乐除了打猎，就是喝酒下棋，结果有一次，两人竟为一步棋争执起来，大家都是太子，在家都是宝宝，从来没有受过气，怎么会懂得谦让呢，于是开始对骂，然后开始推搡，最后竟动起手来。
结果，还是汉太子刘启更霸气，竟一把抄起石制棋盘，照着吴太子刘贤脑袋就是一下子。刘贤的脑袋可不是花岗岩，哪里经得起这样砸，结果当场脑浆迸射，扑地气绝。
图：汉代桌游，六博棋盘
冲动是魔鬼啊，一子之争，竟然引发了一场血案，不过刘启虽然粗暴狠毒，倒也算耿直，坏事他做就做了，并不打算抵赖狡辩，更不会随便找个替死鬼顶罪，他杀完人后，便丢了棋盘，径直跑去找皇帝老爹自首。刘恒虽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但毕竟护犊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屁话不过说说而已，真要判宝贝儿子一个过失杀人罪去吃牢饭，那是不可能的（注1）。于是刘启这个汉太子照做，刘贤这个吴太子白死，文帝只是派人把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送回吴国去，要刘濞埋了算数。
扯远了，且说刘濞看到儿子活蹦乱跳的去长安，却躺着回来，心内不由杜鹃啼血，百转千回。老年丧子，世间最痛苦的事儿莫过于此，而且刘贤头也变形了，尸体也臭了，简直惨不忍睹。刘濞悲极生怒，怒极生恨，便怨气冲天的说道：“高帝当年既称天下刘姓为一家，吾儿死长安便葬长安，何必来葬！”把送葬的队伍给赶了回去。从此推脱年老体病，再不踏入长安半步，发誓不至黄泉，永不朝见汉帝（注2）。哪怕刘恒数次逮捕吴国使者，刘濞仍然不肯服软。
刘濞不守藩礼，情绪挺大，刘恒却是个好脾气，他安然接收了吴太子的尸体，将其厚葬在了长安皇家陵墓，接着又按照古人尊敬长老的规制，派人送了刘濞些倚几、鸠杖等祝寿物品（注3），允许他免于朝见，从今往后就在吴地好好养老，千万别气坏了身子，老哥的健康就是小弟最大的愿望，咱们始终是幸福快乐的一家人（注4）。
刘恒以柔克刚，刘濞也找不出茬闹事，再说他毕竟是经过战火之人，知道举兵反叛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也不知要死多少人。所以他决定等待。刘恒不是说他老吗？那他倒要比比看，他和刘恒究竟谁活的更长。
果然，刘恒先一步死了。那这样可就怪不得刘濞了，在刘濞眼里，汉朝政府也并不他吴国更强，因为天下最大的铜矿与最富饶的东海都在吴国境内，所以凭借着铸币、冶金、造船、盐业、渔获五大经济支柱产业，吴国率先富了起来，并超越小康，从一帮发展中郡国之间晋升成了一个发达诸侯国。
据史书记载，吴国国用之富饶，以至可以不用向百姓收税，所以每年都有大批因破产而脱籍逃亡的百姓用脚投票涌向江东之地（注5），使得吴国国力大增。除此之外，就连朝廷惯常的徭役，吴王也都出钱代为百姓支应（注6），摆明了就是要收买人心，让中央难看。结果，吴国百姓人人都拿他当圣君拥戴，而对中央毫无感情。逢年过节，吴王刘濞还要去礼敬和慰问知识分子，资助他们的生活，发发大红包；另外刘濞还长期收容汉朝各郡的逃民与奸徒，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与优厚福利。可以说在我国吴地的发展历史上，刘濞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江苏扬州有座大王庙，据说始建于汉，重修于清乾隆年间，里面供奉了两位吴王：夫差和刘濞。其楹联曰：“曾以恩威遗德泽，不因成败论英雄”，横批：“恩被干吴”。两千多年来，扬州地区都尊刘濞为财神，尊刘濞大王庙为财神庙，这就是吴地人民最朴素的情感，他们才不管谁当皇帝，谁给他们好日子他们就感激谁。
图：扬州大王庙，供奉着两位财神吴王，夫差与刘濞
总之，对于汉景帝来说，吴王刘濞绝对是个危险人物：第一，自己当初杀了刘濞的儿子，刘濞绝对有造反的动机；其二：刘濞是当今天下辈分最高也最年长的诸侯王，他拥有造反的威望；第三，刘濞也有造反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存在不仅威胁了中央的经济（吴国富庶无比，百姓不用交税，政府缺钱了只要自己“开印钞机”采铜铸造即可，这简直是在用整个天下的财富倒贴吴国，真是让刘启羡慕嫉妒恨哪）；也破坏了汉朝的政治秩序（刘濞跟清朝的吴三桂一样，大肆贿赂各国诸侯与朝廷大臣，极尽所能争取政治支持）；还扰乱了汉朝的户籍与刑法秩序（各郡穷苦民众都用脚投票，逃到了吴国这个高福利的流着奶和蜜的天堂，而这些逃民受吴王厚恩，皆不惜为其而死）。
恰好当时著名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晁错最受刘启宠幸（注7），宠幸到了快穿一条裤子的程度。晁错乃体逢上意，连上三十多道奏疏，建议削藩，尤其要削吴地的藩，并大呼这些诸侯王们“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祸小，不削祸大！”总之，削他！
应该说晁错这提议，还是很有道理的。但后世有些史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同姓诸侯王问题肯定要解决的，但削藩之策太过激进强硬，易将双方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之地步，有点乱捅马蜂窝惹祸上身的意思；故应采用文帝时贾谊提出的那相对稳健且温和的“剖分王国策”，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大的诸侯国分成几个小国，分给诸侯王的儿子们，然后渐次打击各个击破，如此温柔一刀，不容易引发矛盾，而削藩属于虎口夺食，诸侯们岂肯束手待毙？事实上，当时朝中大臣们也大多不支持削藩之策（注8），只是晁错圣眷极隆，大多敢怒不敢言罢了。
应该说当朝大臣们与后世史家们的看法，也还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除了吴国，其他诸侯国似乎并不需要那么着急去对付。其实就算吴国，也不必急着解决，毕竟吴王刘濞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等他死了，就再没有能够发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了。
道理其实很清楚，可汉景帝为何非要一意孤行，全面削藩，搞得天下大乱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汉景帝实在太能生了，他继位时便已有九个儿子（后面又生了五个，总共十四个），除了一个要继承帝位，则至少还需要再封八个诸侯王（实际最后得封十三个），但此时汉朝直属的土地也只剩十五郡，根本不够分给儿子们，如今之计，也只有削夺这些疏远诸侯王的土地，才能解决僧多粥少、封地不足的问题。
所以说，汉景帝削蕃，表面上是为解决藩镇对中央的威胁，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自己儿子。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搞掉所有旁系的帝国继承权挑战者，彻底解决掉当年文帝的皇位合法性问题。用自己认为更可靠的十三子来重构帝国屏藩。
所以，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景帝陆续把这些叛王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十三个儿子，史称“景十三王”（也是刘汉宗室的主力，刘备与刘秀的祖先都属于景十三王）。这十三个王，可比汉景帝的堂兄弟们奇葩多了，一个个骄奢淫逸、淫乱放荡、滥杀无辜、乃至无耻乱伦，而且时常违抗中央政令，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按照晁错的标准削多少个郡都不为过（注9），然而汉景帝和汉武帝却都对他们予以放纵，汉景帝是因为护犊子，汉武帝则是因为他真正找到了根治诸侯王问题的方法——那就是主父偃的“推恩令”！“推恩令”是“剖分王国策”的进阶版，也是一个“削藩策”高明万倍的天才策略。
主父偃认为，削蕃固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刻薄寡恩，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名声太坏，所以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大力鼓吹仁孝，实施“推恩”，即诸侯王除了让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儿子也可以获得侯爵的封号分得一个县（注10），而这侯县归郡守管而不归诸侯王管。这就是用儒家思想包装过的阴谋之术，表面上看朝廷是在广施恩泽，宣扬孝道，实际上却削弱了各诸侯国的力量，让他们有苦说不出，还不费一兵一卒，可谓深合孙子“不战而屈人兵”之道。
只可惜，汉景帝只有晁错，没有主父偃，他面对自己一大堆如饥似渴的儿子，只得下定决心削藩，现在就削，马上就削。此时北方之匈奴因产生了不明原因之内乱，故暂时已无大患，这正是他快刀斩乱麻的最好时机。削藩，势在必行，一定确定已经肯定，现在立刻以及马上！
于是，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春，楚王刘戊（景帝远方堂弟，刘邦之弟刘交孙）因去年在薄太后丧期竟敢在守丧的庐棚内淫乱，因而被削去东海郡和薛郡（今苏北、鲁南）。楚国本来就只辖有东海、薛、彭城三郡三十六县，这么一来，等于削去三分之二，这不只是削肉简直是扒皮拆骨了。此外，胶西王刘卬（亦景帝堂兄）则因私自卖爵被削掉六个县，而整个胶西总共才十二个县；还有赵王刘遂（景帝堂兄），则竟然因为两年多前的一个罪过，被秋后算账削去了常山郡，至于到底是啥罪过史书上没写，反正是想削就削，难道还怕找不出理由来吗？
然而，刘启的这三个堂兄弟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自己的地盘，没反抗，没抵触，甚至连句怨言都没有。个别胆小的还主动上书请罪，做出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平静，太平静了，平静的有一点可怕。
山雨欲来风满楼，暗潮汹涌之中，刘启并没有察觉到，各大诸侯国已私下结成“复仇者联盟”，只等他们的伯父刘濞一声令下，他们就同时起兵，反入长安，把刘启拖下宝座暴打一顿。
而刘启削了诸侯王们三刀，发现没啥反应，还以为大家都是受虐狂，于是继续痛施狠手，下令削去刘濞的命根子——采铜地豫章郡与产盐地会稽郡，只留了一个又小又穷的东阳郡（今苏北一带）给他养老。
刘濞通过自己在京城的情报网早早的得到了消息，不由大怒：早知你会削我，却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竟想连削我两大命根！妈的看你狠还是我狠，看你小弟多还是我小弟多，各位大王，时候到了，咱们抄家伙反削回去！你削砍我们命根子，我们就削你脑袋！
其实，刘启削藩是没错，但步骤与节奏有问题，他应该集中力量先对付反意最重的吴王刘濞，只有打掉这个头儿，然后再各个击破，削藩可举手而定。可他非要先去搞齐楚赵等吃瓜群众，结果一下子逼反了几乎所有诸侯王，天下一片糜烂，这残局谁有办法收拾！若不是他爹给他留了周亚夫这个名将，汉朝可就完蛋了！
果然，汉朝的削藩诏书刚到吴国，准备已久的刘濞就反了。他先一刀砍了刘启派来的钦差大臣，再刀刀飞舞，将中央派往吴国的两千石以下官吏全数削死；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六国亦同时响应，争先举刀，将胆敢谏阻的汉臣也通通削死，然后引军四出，攻城掠地。其声势之大，就连魏其侯周简、台侯戴午、昌圉侯旅通、下相侯泠顺、高陵侯王行这样的开国功臣之后都投降了叛军，参与叛乱。于是，承平数十载的中华大地重燃战火，大汉天下危在旦夕，史称“吴楚七国之乱”，之所以用吴楚打头，因为叛乱的主力就是吴楚二国，其他五国都是配角，无论实力还是反抗意志都远不如吴楚。
吴国的详情前文已述，楚国的情况也很特殊。事实上，楚王刘戊被削郡只是一个导火索，双方还有一个无可调和的底层矛盾。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表面上无为而治，但实际上还是保甲连坐那一套。但楚地少平原，多为割裂的山地丘陵，只有发展宗族搞精耕细作才能吃饱饭，但秦制追求的是一种小家庭与原子化的社会，这在大平原搞搞粗放农业还可以，到了吴楚之地可就行不通了。所以秦帝国在关东推行秦制，吴楚之人反抗最激烈（注11），最终竟引发了大规模起义；而汉朝建立后，刘邦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在吴楚之地封以封国，仍实施楚制（注12），以怀柔楚人，待后世合适时机再推行秦制。
如今，汉景帝要搞削藩，便是决定要开始在关东大力推行秦制了，这一下吴楚之人当然最最不答应，于是才有了这吴楚七国之乱！而有鉴于此，汉景帝在平定叛乱后，仍不敢全面推行秦制，比如其他叛乱的诸侯王都换成了汉景帝的儿子，却独有楚王仍选择了楚元王的子孙，并一直传到了楚元王六世孙刘延寿，以保留部分楚制以为过渡。此时已是汉宣帝时期，秦制的大势已不可阻挡，但楚王刘延寿仍不甘心，竟勾结汉武帝之子广陵王（吴国之改名）刘胥，欲助其谋求帝位，结果被人告发，自杀国除。当然，此时楚地的宗族豪强已发展的相当有规模，足以与秦制相抗御了。
注1：因汉文帝子嗣较少，除了不受宠的代王刘参，其他活到成年的儿子就只有汉景帝刘启与梁孝王刘武两个，所以不免对他们过于纵容，就连给太子请的太傅也是石奋这种老好人，导致刘启越来越骄纵，有次还带着弟弟刘武一起在司马门飙车（依汉律《宫卫令》，除了皇帝，无论谁通过司马门都得下车下马），结果被时任公车令的张释之当场逮捕。这事儿可大大小，三国时曹植便是因此而彻底失去了争夺世子的资格。当然，汉文帝比曹操更加护犊子，刘启很快就被特赦出狱，未受到任何惩罚，且也未因此影响其储君之位。
注2：按照汉律，诸侯王必须定期入朝谒见皇帝，称“岁时朝请”，春季入朝，称为“朝”，秋季入朝，称为“请”。诸侯王如有懈怠，则是不忠之举，严重者会被剥夺王位，甚至被扣上谋反的罪名。所以李开元在其著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中认为，汉朝的“朝”，便来自当时诸侯定期向汉室中央“奉朝请”的义务，所以“汉朝”在当时不是指天下，而仅指汉室中央及其统辖的那部分领土。这与后世使用汉朝、唐朝、清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注3：古时没有靠背椅，老者居则凭几，行则持杖，手杖的头上雕成鸠形，称为鸠杖，据说鸠永远不会被食物噎住，这也是一种极细心的祝福。鸠杖由皇帝赐予，也称王杖。作为一个农耕社会，汉人认为，孝道是社会的基石，汉朝亦向来以孝治天下，汉文帝还曾颁布《王杖诏书》，向年满七十岁的老人颁赐王杖，并给予其特殊的保护与待遇，如非首谋杀人，可免于起诉，而无论官民若殴打持有王杖的老人，导致王杖受损，都要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弃世死刑。
注4：其实刘濞当时最多不过四十出头，实在算不得老者。这其实就是一个让双方都可以下得去的台阶而已。
注5：据《汉书 贾谊传》载贾谊上疏曰：“今淮南地远者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悬）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若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可见大量淮南的郡县百姓都被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宁愿去江东做吴人。
注6：汉律规定，成年男子从23岁到56岁都是应役期（成家后先种三年田有了继续再应役），其中有两年要到京师与边疆去服兵役，称“更卒”。去边疆又苦又远，所以民众若不愿去，可以直接给国家上缴货币来免除，称为“更赋”，费用为三百钱。然后，国家再拿这些钱雇佣愿意去的人代役，如此统筹协调，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比如陈胜吴广造反的问题）。此外，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年还需在地方郡县服力役（免费劳动）一个月，若不想去，也可以上缴更赋来代替，费用是二百钱。西汉首都长安城的构筑，就是汉惠帝时十余万力役百姓的成绩。
注7：由于秦朝灭亡，法家思想遭受重创，一时间黄老当道，然而汉承秦制，汉朝仍然需要大量刑狱人才与法家学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定汉律九章的萧何，曾师从李斯学习律法的廷尉吴公，以及周亚夫的老友廷尉张释之，还有就是这位专攻申不害、商鞅刑名学说、号称“以刻深颇用术”的晁错（《史记 酷吏列传》）。而晁错所任之御史大夫也可说是分管执法和监察的副丞相。
注8：当时朝廷主流思想还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也就是尽量不折腾，毕竟窦太后与当时丞相申屠嘉都是经历过汉初动荡之人，对于乱世对国家的破坏感触颇深，所以不想对政治做过多改动。只有晁错这批新锐年轻人思想激进，乃至过于先锋，他们代表了汉朝在经历了数十年经济复苏之后，政治将要转向的新趋势。而晁错在文帝时期所作的两篇政治雄文《言兵事疏》与《守边劝农疏》虽未被朝廷全部采纳，但已基本成为了汉朝接下来的军政路线新纲领。
注9：汉武帝时淮南王与江都王的密谋叛乱也表明，“七国之乱”的失败并没有终结诸侯王们叛乱的野心和能力。
注10：据史书记载后，《推恩令》下达后，22个诸侯国有14个国家先后响应，一般分出一至十个不等，其中城阳国最多，竟一下子分出了33个小侯国。另据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统计，推恩令下达之前元光五年的90个侯国中，王子侯国仅5个，占侯国总数的6%，而推恩令下达后的太初元年的113个侯国中，王子侯国有73个，占侯国总数的64%，可见推恩令执行之效果。
注11：在湖北睡虎地遗址里一位楚地秦吏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份文献上说：“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佚之民不止。”足见秦朝中央政府在楚地推行秦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抵制。
注12：据《史记 灌婴传》记载，灌婴镇压淮南王英布之乱时，“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另据《史记 高惠功臣侯者年表》：吴程“以长沙柱国侯”。亚将、楼烦将、柱国、上柱国、大司马都是旧楚官名，看来，淮南、长沙等楚地之国在汉初也都是沿用旧楚之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