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或报道中认识齐溪的人，很容易认为她会是这样一种文艺片女演员：冷冽、敏感。
冷冽是从电影里来的，娄烨的《浮城谜事》里与郝蕾演对手戏的「小三」、单亲母亲；王小帅的《地久天长》里让王景春饰演的好人耀军出轨的「妹妹」；《下海》里在巴黎街头站街的性工作者等。尽管她在这几部作品里的角色都处于道德审判下的劣势位置，但她总能演出一种劲劲儿的冷冽感。关于她的报道则常常出现「敏感」一词，仿佛这样才是文艺片演员。
但这一天独自前来接受采访的齐溪是明快和洒脱的。她戴个黑色鸭舌帽，阴影下的脸没怎么化妆，也没有镜头里棱角分明的硬朗线条。说起话来也利落，按她自己的话说，飒飒的。在中戏，她是带着全班学生逃课的班长，没事就在南锣鼓巷瞎溜达；后来去孟京辉工作室，也是那个没心没肺的，永远喜欢光着脚，往地上一坐抽烟的人。
原以为文艺片里需要演员敏感的特质，但齐溪似乎又是反面的钝感。拍《万物生长》时，她本来就已经要素颜出镜了，但一到剧组，收工后为了「培养感情」，她跟着大伙儿胡吃海喝，喝酒、吃海鲜，后来过敏，镜头里满脸疹子，导致后来一度被认为太丑而接不到什么戏。她说，「我是一个太『不要脸』的女演员了。」
这些年她拍过许多文艺小众电影，凭《浮城谜事》拿到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奖，逐渐被贴上了演技派的标签。但她并不拧巴，没有什么「非如此不可」的劲儿，认为赚钱和接好戏，总得选一样。不红是事实，她也不认为在没体验过红的时候，就能清高地说自己喜欢过安静的日子。
在表演中她是忠于自我的人。知道那种理性的表演方式有时是更科学的，也是更保全自己的，但她却总是习惯于用生理上的感受去出演。她去参加《演员的诞生》，演的是《岁月神偷》里死了大儿子的母亲，而到真正表演时，她没有哭出来，也被章子怡点评为太过冷静。实际情况是，她在比赛前的两次排练里已经把自己哭得「浑身颤抖」了，但人的情感不可能每次都一样，她觉得自己骗不了人。
许多许多因素造就了她如今的状态，没有红起来，但又在业界受到认可。但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处于这个状态的演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是更自由的。齐溪三十多岁，但没有中年女演员的困惑，青年导演喜欢找她演戏，各种各样的剧本都会发到她手里。她可以从中挑选她想体验的人生，一会儿去巴黎体会「站街女」的人生，一会儿又去东北跟鄂温克族最后的女酋长的女儿学打猎枪。
当然她还是会因为演的戏没能被太多人看到而难过，这里边有运气等不确定因素，比如现在科幻电影大火，她自己早就拍的《拓星者》到现在还没上。演员的这种困惑，就好比问你，你更愿意体验更丰富精彩的人生，还是更愿意出人头地，最好的答案当然是二者兼具。
但齐溪在这个问题上还算处理得平衡，她的那种钝且洒脱的个性会帮她消化许多不开心的事情。比如前两天在戏里哭得抽不开身，她并不会觉得那是不保全自己而带来的痛苦，反而会想生活也挺难，「那不如就说，正好了，老娘今天想哭一哭，太好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哭，这也挺好。」
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刚刚毕业的时候演了《恋爱的犀牛》里的女主角明明，那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角色，不太现实的剧本，所有人爱得痴醉，爱得疯狂。编剧廖一梅曾说过这么一番话，可以算作一种注解：「所谓『明智』，便是不去做不可能、不合逻辑和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有着无数可能，无数途径，无数选择的现代社会，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都能在情感和实利之间找到一个明智的平衡支点，避免落到一个自己痛苦、别人耻笑的境地……」这是不偏执的、一种保全自己的做法，但戏里的明明不是这样一种人。
这可能是当初齐溪被选来演明明的理由。至少在这几个小时的采访里，齐溪能给人一种奋不顾身的感觉，这不是一种人人都有的天赋，就像她自己说的，「我觉得『玩儿』不是重要的，而是你要觉得这件事好玩，才是重要的。你享受玩的过程，你真的参与、投入，真的喜欢玩的感觉。」就像张艾嘉在评价她是个天生的演员时解释的那样：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神经质的东西。
以下是齐溪的口述。
文｜杨宙
编辑｜刘斌
图｜受访者提供
我特别想演一些很极致的女性形象
在戏的选择上，我其实是个挺贪心的人。我演的那个欧洲电影《下海》里，我最嗨的是那种感觉：「她好特别啊」，《下海》里的女性就是这样。她是一个在巴黎「站街」的女性，她以为是去当保姆，谁知道其实去那边当保姆全是站街的。
而且这事是真的，导演（奥利维耶 · 梅斯）之所以要选择拍这么一个题材，也是因为他有一次路过Belleville美丽城，就被人拦住问，30欧来不来？他就开始关注这个人群。那里很有名，全巴黎人都知道，什么肤色的人都有，她们都有自己的地盘，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地盘，她们最便宜的20欧（睡一次）。
我和曾美慧孜提前去了那儿半个月，天天就在美丽城，坐那儿看她们怎么接客。那些手势我都是跟她们学的，（用手指比数字，表示价格），她们会有很典型的一个特点，拎着最普通的那种塑料袋站街，什么颜色都行，如果是拎着塑料袋，你就可以去询价。
她们自己还有工会，华裔的组织叫铿锵玫瑰，她们经常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法国，我们还拍了「莲花车」，他们会（给性工作者）免费发放避孕套、安全卫生手册、免费做身体检查，在她们想回国的时候帮她们联系大使馆。
我们中间有一个中国女演员，她就来自法国当地，过去因为没钱，她住过电影中那种（简陋的）宿舍，比我们拍出来的样子差很多。她说她去的时候都在想，以为巴黎是个天堂，谁知道到了之后连中国都不如，穷得不行，特别想回去，可是她们那一群人很久没有回国，提到回国这件事情就哭。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挺多元的，多了解才会发现大家都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生活着，完全不在你的想象之内。
导演找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是拒绝的，当时真的非常犹豫。一个是我本身不是一个会委曲求全的人，这事我干不了；一个就是我当时就考虑过这片子在国内上不了，这是一个纯欧洲的电影，只能在国外上映，因为题材啊，还有一些裸戏。
里面有一段戏我必须要裸着，因为她（女主角）被那个乌克兰人强暴了，你知道那里性工作者的死亡率非常高，在法国经常会有这样的女性被杀掉。所以我知道这一段戏必须要有，必须要拍出这样的东西，才能真正深刻地刺激到（观众），也才能让人体会到。如果你避着拍，你藏着躲着，这个东西就很虚伪，所以我没有任何疑问。
后来我接了戏，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我知道我们这里不太可能拍这样的题材，在欧洲呢，完全是欧洲人来讲中国人故事的，又是非常之少。我就觉得我拍了就拍了，如果我不拍，那我的人生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因为我不是说要通过做演员挣多少钱，这话也说得挺冠冕堂皇的，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对表演有很大的欲求，这个欲望可能就是我特别想演一些很极致的女性形象，而不想演一些可有可无的人物。如果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那我的人生会非常遗憾，要不然你说我干这行干嘛呢，嫁个有钱人不好吗？
《春风十里不如你》剧照
「不被看到」，对演员来说更有伤害
像《下海》这样的电影，我早就预料到在国内上不了。现在在拍的《莫尔道嘎》也是，从去年冬天开始，要拍到今年秋天，我们要在莫尔道嘎那里演鄂温克族人，一个只剩下200多人，马上要灭绝的一个民族，我能预测到它可能也是个比较小众的题材。
但当我接到这个戏的邀约时，我刚好看过几部讲鄂温克人的纪录片，那个纪录片非常有意思。鄂温克人非常憋屈，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换着一个又一个地方打猎、伐木，后来政府让他们下山，他们就特别痛苦。冬天那里最冷的时候零下40多度，那附近就有个地方叫「极寒」，极其的寒，他们爱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在外边睡一个晚上就冻死了。
我和王传君（这部戏的男主角）都看过许多关于鄂温克族的书，我们还去了当地，见到了中国最后一个鄂温克族女酋长。老太太90多岁了，她的女儿也60多岁了，从小跟着爸妈上山打猎，教我们用起枪来，那眼睛放光。她说什么型号的猎枪是怎么上膛的，击发是连发还是单发的，子弹多大。我对这个民族特别感兴趣，接到戏的时候我就说，怎么这么巧，有人找我去演了。
但是像《下海》和《莫尔道嘎》这样的电影，拍摄题材比较偏，表演可能就永远只能被很少人看到，这个是我想好了的，也是我有所准备的，我知道它大概会是怎么样。有些片子我是主动地、觉得需要被大众看到的，但是辛辛苦苦拍出来可能不尽如人意——我其实也不介意这样说，但我真的有时候会感到伤心吧，就是辛苦付出了很多很多劳动，但是最后电影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见得能够与观众见面，我会觉得作为创作者来说，这是非常受打击的。
我拍过最苦的一个戏就是这样，叫《拓星者》，是一个科幻题材的电影。我们在克拉玛依的魔鬼城拍的，每天要承受六七级的大风沙，耳朵、头发、鼻孔和鞋子里全部都是沙子，我的头那段时间是洗不干净的。我每天要穿着60多斤的机甲服，拍打戏、吊威压，还要跑。有一天我拍完根本喘不过气来，要昏厥过去了，到现在我的胳膊都还很粗。而且克拉玛依晚上10点多才天黑，我们要一直拍，中间我只能上一次厕所，穿一次（衣服）大概要40分钟。
男演员是宋洋，《暴烈无声》里的那个男孩，非常能吃苦。另一个女演员是屈菁菁，也很能吃苦。后来菁菁去了《流浪地球》剧组。
我可以说，之所以要吃那么多苦，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被大众看到的东西，为它的题材和容量，它被寄予了被大众看到的希望。所以《莫尔道嘎》苦不苦，是苦，可是苦是完全在我承受范围内的，就是冷点，零下多少度嘛。但是「不被看到」这件事，对于演员来说是更有伤害的。
我当然也会接一些更热门、趋势看起来更好的剧本，比如最近接了个12集的网剧，和五百导演、王千源、鹿晗他们合作。但至于什么时候能播出，我们现在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吧。」因为太多太多作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半途而废了。
演戏能不能红，我倒是不焦虑，我还是喜欢走在大街上，跟平常人一样一样的，不用被人指指点点拍照。但我也不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不是在抗拒，只是这东西首先它由不得我。说真心话，因为我没有红过，我不知道红起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没准儿体验一下也挺好的，是吧？
就是开玩笑说，我没体验过，所以我没有资格说我不想红的生活。因为齐溪你就没红过，你凭什么就说，我想要过安静的生活，那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吗？没准儿那样更好呢。
《地久天长》剧照
如果有一天能让我上月球，我是一定会去的
我本来没打算当演员。11岁的时候北京的军艺（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来贵阳招小孩，我当时的舞蹈条件，比例啊，柔软度啊，乐感和协调性都挺好的，就从贵阳来到了北京。我在军艺很自卑的，因为全国最好看的小孩儿都在那了，我在那儿就只能是个凤尾。
毕业之后定向分配，我被分到了山东的部队里，下部队啊，去慰问啊，排节目啊。那时候工作太安定了，可以看到以后退休的样子。当时在济南我待得不是很开心，那里没有很多晴天，老是灰蒙蒙的，城市里到处都是工地，每天都是很多很多灰尘。而且我们那一届军艺的小孩，本来条件都非常好，是得过很多奖的青年舞蹈家，我们学了5年，吃了那么多苦，大家都身怀绝技，随便一跳都是让人惊艳的。来到济南后让我们天天去电视台，我们在后面伴舞。
我那时候给很多人伴过舞，给赵薇、莫文蔚、刘德华、郭富城，所有明星我都去伴过舞，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参加《同一首歌》。可是我们明明以前都是想当青年舞蹈家的，怎么全都去伴舞了呢？谁说你唱歌的就比我们这些跳舞的技术要高啊！我还跟赵薇说呢，你知道吗，我17岁的时候就给你跳过舞。
有一次我看到我们班上一个拿过比赛一等奖的男孩，穿了件毛绒玩偶服在电视台伴舞，我特别心疼。那一刻可能也是我完全下定了决心，不管怎么样，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有任何的不好，只是说我觉得付出那么多年努力，我要的不是这个。
（当时）我听田原、听比约克，床头贴满了周迅、章子怡的海报。有个姐姐总会找来一些欧洲电影看，我当时的阅片量那叫一个大，几乎每天都会看两到三部电影，什么《红》《白》《蓝》三部曲啊，法国新浪潮电影，那个时候全看了。我自己看《黑暗中的舞者》，也不太看得懂，但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什么东西比电影更直观，更能锤击你的内心。后来跟我同屋的一个女孩考了军艺的戏剧系，走了，我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考一个什么学校？
当时我爸不同意，我就跟他们吵架，我爸说你这军装穿得好好的，那么多年学跳舞，以后分房子啊什么的，特别安心的一个工作。我就说我不满足于一个中专文凭在手，我跳舞能跳几年啊。后来我在山东参加高考，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家教，山东全是牛逼的学生，我多吃亏啊。但我极度自卑也极度自负，我觉得自己其实挺好的。因为怕考不上表演系，我就报了中戏的导演系，然后就考上了。
当时我18岁，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了重大决定。我是一个特别想往外走的人，你知道有一种病叫「宇宙窒息症」还是宇宙什么症吗，冷知识，就是人在宇宙当中的一种密闭恐惧症。就是在宇宙里面，没有支点，因为它太大了，太黑了，所以人太小了。我经常想，你说我到底去哪儿呢，我小时候觉得在贵阳待着不好，要去北京，到了北京，觉得北京就那么回事儿。如果有一天能让我上月球，或者能让我去火星，我是一定会去的。
《万物生长》剧照
特飒
中戏快毕业时，同学跟我说，孟京辉那边在找人，考试就是「玩儿」，你好像挺适合去他们那儿玩一玩的，我说好啊，我就去了。因为我特别爱玩儿，什么唱歌跳舞啊，真心话大冒险啊，集体开玩笑啊都是我最擅长的。
当时在老国话（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厅，孟京辉让我们上去讲笑话，之前我们班里有个同学特别喜欢讲冷笑话，我就攒了一肚子，我说正好，就狂讲。玩什么抢椅子的游戏，放一把椅子，我也抢不过别人，就是负责笑的。我觉得「玩儿」不是重要的，而是你要觉得这件事好玩，才是重要的。你享受玩的过程，你真的参与、投入，真的喜欢玩的感觉。
我在中戏就天天玩，大学这四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我们当时的班主任叫苏苏，也不让我们叫他老师，天天就给大家发烟抽，你们谈恋爱吧，谈恋爱是最好的学习，多谈几个恋爱，你看你最近状态不好，没谈恋爱，就是这样一个老师，40多岁，特别可爱，主张我们要玩儿的那种。
我就天天出去溜溜达达的，骑个二八自行车。那时候南锣鼓巷特别安静，根本没什么店，只有几家咖啡馆，全是老外在里面，我没事就去那个地方逛街啊，谈恋爱啊，约朋友出去。该上课的时候不上课，就出去做做指甲，喝点咖啡什么的，跟那儿胡聊，跟电影学院导演系摄影系一块儿混，玩玩摇滚，多开心啊，反正老师也不管我。
当时我在中戏的操场上打羽毛球，韧带断了，做完手术出院大概3天，就去唱KTV去了。我拄着拐杖，坐在那儿唱，进去的时候遇到一哥们也拄着拐，大半夜的两点多，我俩打了个招呼，说你这儿怎么回事？我说我打羽毛球，他说他打高尔夫。那时候无所事事太快乐了，年轻，没有焦虑（的事儿），我其实最大的精神头可能还是放在谈恋爱上了吧。
大一的时候我当过一次班长，因为我从军队系统过来的，又特别帅，大长发，走路带风那种，一去就抽烟，风风火火的，特飒，人生经历比他们那些从普高上来的孩子那多多了，他们都特喜欢我，全都选我当班长。我们班台词课都超级差，因为我根本不盯他们出晨功，我自己都起不来，谁还盯他们。我每天就偷偷把早上的考勤表全都画满，集体骗老师，反正老师也不会早上来看我们。有几个努力的，你们爱出出，反正我全部同学都画了，都到了。结果期末之后，我们班主任说，齐溪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替全部同学作弊。
我非常不靠谱，我不是那种能替别人妥帖安排事情的人，我经常忘事儿，如果状态不好什么的，我可能也不愿意接电话，不回信息，还是挺幼稚的一个人。当时进了孟京辉工作室，突然宣布让我演明明，就是《恋爱的犀牛》的女主角时，我还没看过，我知道这是个女演员都会激动的爱情圣经，我的上一版是郝蕾那版，好多人看过，但我没看过。我当时就说，是不是要排好久啊？
在当时那么一群演员里，我确实是最适合的，因为我看起来是最疯的一个人，也是最『不要脸』的一个人。我不是一个在意自己形象的女生，我到哪儿，地上一坐，没有怕脏啊什么的，我永远喜欢光着脚，也抽烟，也跟男孩相处，不是一个精致的女孩，而且谈恋爱也挺疯狂的，确实我很适合。
那时候演话剧挣不了多少钱，我固定工资最早是4000，演出一场两百，2008年的时候。当时《恋爱的犀牛》我还没演，毕业的时候去找房子，我就在三里屯租了个4000块的房子，一个人住，就在幸福二村，全住的是老外。我爸也支持，说「少吃宽住」，要好好地当个北漂，就得好好地租一个房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胆子吗，我不是当过兵嘛，转业费有十来万，大学的时候我没事帮人写个MV创意啊，演个MV啊，挣个几千块什么的。我在大学里面也是个富婆，没事就请大家吃个方便面啊，吃个新疆馆子什么的。后来转业费早就花光了，我花钱特别（快）。钱留着干什么，下崽儿吗？
我一直不是一个有钱的演员，我们家也属于那种，你要说多大的钱没有，但永远吃喝玩都在的。我一直知道我有挣钱的能力，只要我想挣。
话剧《茶馆》剧照
把自己的心拿出来才是难的
我演到第几百场的时候，就主动跟孟京辉说，我不想演明明了。现在的我，心境也不是那种心境了。也不是不那么相信吧，还是会相信，但因为到了一个阶段了，对于情感的理解是另外一回事了。以前就会觉得感情这个事情，就是爱嘛，干柴烈火怎么样的，吵架也是爱的表现形式，现在想把精力用在别的地方，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我觉得）自己相不相信角色这件事，非常重要，我认为必须要相信这个故事，相信这个角色。有一些角色我会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去接触，生理产生抗拒。我不介意傻白甜，我其实特别脑残，我也很爱看的。但总会有某一些东西我不行，很奇怪。当然了，如果要是能挣很多钱，那我就肯定去啊。
拍娄烨导演的《浮城谜事》时，我自己也在谈恋爱嘛，我就会觉得，「小三」这个事情是特别过分的，就会觉得不能允许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这样的事情。但反而我自己要演这样一个人，你知道我就特别地拧巴。但当时是娄烨的戏，他让我演什么我得演啊。后来我在拍的过程中渐渐换个视角看，就已经在心疼角色了。因为其实谁又能审判谁呢？我们没办法审判谁，人性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娄烨是那种能让你肆无忌惮地生活在他镜头之下的人，给你所有的空间，不会给你设限，让你尽情地发挥，你能做到足、做到爆，没有他不能接受的，我觉得这是特别爽的一件事。我当时有一场戏，他就是让我织毛衣，收拾屋子和做饭什么的。当时有点焦虑，（就想）说到底什么情况，半个多小时了为什么不喊停？后来我就不知所措，盯着镜头怒了，导演，你到底要什么？娄烨很调皮的，他自己在镜头后面偷偷乐。我那个时候还没太搞懂，没有在享受这件事情。
我后来拍过一些电视剧，知道电视剧的创作方法，不能通过生理创作。因为电视剧太长了，必须用一个宏观的方法去精准地看待每一场戏，只有这样，它整个人物几十集看起来，才会是对的。电影一般就120分钟或者90分钟，这个时候你动用你的生理和身体上的现场反应是足够支撑的，但电视剧不行。
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技术性的能力分配的，一个是非常短的，你必须知道我每一场戏的功能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得非常精准。还有一种就是像电视剧这种长的，你必须像个指挥一样，非常清楚所有乐器才可以。我就不太喜欢电视剧，因为我不是很有智慧，我到现在还是在尽可能地用生理，用生理去感受。
参加《演员的诞生》，角色里我的大儿子死了，章子怡的点评是对的，我确实应该浑身颤抖地哭啊，站都站不稳那种。但因为演了三次，走台一次，备播一次，（这两次）有的导演说你好好演，有的导演说不用用力，到时候会交叉剪辑。但我不可能不好好演，我演到那儿，我情感到了，我就特别悲痛。
后来我就跟章子怡说，（备播）的时候，我就是浑身颤抖了，我的感情到了那个地方了，人的情感不可能每次都一样的。但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我也不想骗人，我也不想故意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所以我就是这样了，我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比赛。
前两天不是在云南拍戏嘛，我演的角色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杀人犯，警察来了她才知道，她就去拜佛，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拜佛的时候她就看着大佛很难受，，我当时真的就闭着眼睛在那儿哭。这个之后，我就很难受，不太能马上开心起来，因为心中悲痛很大。
当演员其实挺难的，要随时随地地把自己——其实你说当时拍裸体被扒光，根本不难——你要把自己的心拿出来才是难的，太多演员不把心掏出来，不拿心（做事），不拿心跟人交往。当然我觉得演员的真性情其实也是要人去认真对待的，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电影很神圣，因为确实认真做电影的人，是拿真心在跟你们玩。
这样做演员，也不见得会伤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出口吧。生活也都挺难的，如果一直说我的天哪，我又要大哭，要怎么样的，那样也挺痛苦的。那不如就说，正好了，老娘今天想哭一哭，太好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哭，这也挺好。
我觉得（对演戏来说），笨的办法和比较油的办法之间的区别，就是创作当中的敬畏感，至少对演戏有起码的敬畏。我们每次演话剧前，是要拜台要加油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迷信，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演出，它有它自己的灵魂，它有它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们看不见，就是我觉得保持起码的尊重，这个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