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建哥大汉学系的华侨Dean Lung失落了姓名、籍贯，这是士绅遮蔽庶民的结果。本文引用新发现的史料对Dean Lung籍贯再作探讨，并审视士绅群体在遮蔽庶民方面的高度“默契”。掌握话语权力的“精英”自觉筛选，让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进入“历史”，“庶民”的历史则被遗忘。抢救“庶民”的历史，或许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的新使命。
Dean Lung、卡朋蒂埃与哥大校长
Dean Lung是“广府人”
从1958年起，蒋介石的外宣主将董显光把Dean Lung定型为“丁龙”，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中文姓名；蒋介石所赏识的学者钱穆，更进一步给“丁龙”编造虚假籍贯，给今人寻找Dean Lung家乡造成极大困扰。他们把真实的Dean Lung，改造成只有符号意义的“丁龙”，服务于自身的特定目标。
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出生于中国，青年时期考回美国上大学，曾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25年起在哥大攻读中国史学位。1931年，富路特发表《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文，明确指出Dean Lung来自广东（from Kuangtung）。富路特这篇文章刊登于北京出版的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这一年钱穆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钱氏一生中时常宣称在努力学英文，但肯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才会到1961年还编造Dean Lung来自山东的虚假信息。
Dean Lung来自广东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属下有一个伯纳德女子学院，后来完全并入哥大。伯纳德女子学院司库普林普顿（George A. Plimpton）是卡朋蒂埃晚年极少数密友之一，常常登门拜访。在普林普顿极力争取下，卡朋蒂埃向女子学院捐款近50万美元，大大超过他捐赠给Dean Lung基金的20多万美元。近期赴美调查Dean Lung史迹的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编导李冰，在奥克兰图书馆找到普林普顿本人的书面记述，证实Dean Lung不仅是广东人，而且可以肯定来自广州府（From Canton）。
普林普顿的叙述（李冰 摄）
据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考证，Canton一词来自葡萄牙语Cantão或Kamton。在法国、瑞士，Canton一词指的是省州下一级的行政区政府所在地。明清来华贸易的欧洲人，用Canton指称广州府城，也即由新城、旧城组成的城内，以及城外的南关、西关、河南等。这是狭义的Canton，使用频率最高。由于广州府城同时也是广东省城（简称“省城”），故而，近代各种中英对照的《行名录》常将Canton与“省城”直接对应。
1880年，在广州定居达24年的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精心编写了一本供外国人游览广州府城的书，书名叫做Canton Guide，其范围包括西关、老城、新城、南关、河南（含芳村）。1904年，嘉约翰已去世，别发洋行对该书进行修订，改名为A Guide to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Canton，把大东门外（Eastern Suburb）、大北门外（Northern Suburb）收录进来，但明显是把这两个人烟稀少的地域当作郊区。换言之，Canton所指也只是今天广州市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的核心部分，面积极小。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制，1918年成立广州市政厅，之后Canton大体上是指广州市区及其周边。
1920年的Canton地图
明清时代，曾有少数欧洲人用Canton来指称广东省，这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局限所造成的误会，如同他们也用“宁波”来指代江南一样。清中期以来的英文文献中，“广东”是用Kwangtung（或Kuangtung）来表达，Canton一词则非常明确的指代广州府城。中英《南京条约》的中英对照文本表明，在最严肃的订立国际条约场合，Canton等于广州府城（广东省城）。有些主张Canton为“广东”音译的人，是犯了望文生音的错误。若按他们的理解，《南京条约》开放Canton岂非变成开放广东全省？这种推论当然是非常荒谬的。
中英《南京条约》
广义的Canton略等于广州府，经常也包括肇庆府一些县份。晚清广州府领14县，即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宝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新会、从化、清远、新宁（台山）、花县，这14个县在今天分属广州市、东莞市、深圳市、珠海市、中山市、佛山市、江门市、清远市。从这个广义的Canton，衍生出Cantonese，指的是母语为粤语的人，可以简称为“广府人”；部分香港人把Cantonese译为“广东人”是严重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广东省内有大量客家话、潮州话人口，这种译法是不尊重其他族群的表现。
笔者深知，眼下学界、媒体以及各界人士都急于找到Dean Lung的中文姓名及家乡，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受限于史料，目前还不能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按照普林普顿的上述记载，可以肯定Dean Lung是“广府人”，但具体来自哪个县仍无法确定。
笔者曾从多个角度猜测Dean Lung的中文姓名，遇到极大困难，近日已明白此路难通。寻找Dean Lung姓名、籍贯的困难，是由当日的士绅群体所造成，并非我们的努力不够。
Dean Lung与卡朋蒂埃的亲密关系
Dean Lung与卡朋蒂埃之间关系亲密，在1901年捐赠不久即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卡朋蒂埃坚持要让Dean Lung跟他一起坐豪华客舱，其他旅客群起抗议，认为“中国佬”应该被赶到仆人舱位。“将军”拒绝与Dean Lung分开，宣称他本人是这位中国人的秘书，这个黄种人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家。抱怨随之平息，之后船上人人对卡朋蒂埃的仆人表示敬畏。（Jamestown weekly alert，1901年8月29日）
卡朋蒂埃画像
Dean Lung最早见诸美国报端在1900年。感谢旅美友人谭学斌找到1900年7月22日《布鲁克林日报》，笔者得以见到捐赠前Dean Lung在纽约的活动。纽约市附近的萨拉托加温泉（属纽约州）赌场林立，为当时的著名度假胜地，萨拉托加县即是卡朋蒂埃老家。这一年夏季，红男绿女云集大联盟酒店（Grand Union Hotel）、合众国酒店（United States Hotel）参加舞会；一系列的马球比赛、高尔夫球比赛行将展开。据该报报道，入住合众国酒店的有下列纽约名流：H.W. 卡朋蒂埃，克罗克太太（Mrs. C.B. Crocker，女管家），Dean Lung等。这是迄今所见Dean Lung参加纽约上流社会社交活动的唯一报道，他也是这场大型交际活动中唯一一个华人。卡朋蒂埃出席这种隆重的场合，只带了女管家和Dean Lung，可见Dean Lung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对其他上流社会人物的看法不屑一顾。这个报道证实了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
卡朋蒂埃与Dean Lung入住的合众国酒店
卡朋蒂埃以地产大亨、前奥克兰市长、前加州民兵少将身份，能与华工Dean Lung同乘头等舱、同住高级酒店，证明他在晚年形成了一定的平等精神。他的一生毁誉不一，早年积累财富时曾采用巧取豪夺手段，但在晚年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动物保护，仍值得称道。
为何找不到Dean Lung的中文姓名？
Dean Lung出身底层，1905年回到广州、香港时或有一点积蓄，仍然是士绅阶层所忽视的小人物。笔者多年浏览省港两地晚清中英文报刊，未能见到这两地有过与Dean Lung相关的报道。1901年7月18日，也即卡朋蒂埃捐款给哥大一个月后，《香港华字日报》曾刊登译电称：“美国哥林卑埠某书院，接到某富人寄到英金二万镑，此款专为培养印人学中国语言文字起见，据称同中国语言文字，将来大有裨益于美国商务不少，故特拨款预为人才造就云云。可见富人留心商务，特未悉何以专为印人拨款也。”可以看出，这段译电是在报道Dean Lung讲座但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报道内容错误颇多，比如纽约哥伦比亚学院被认为是某个“哥林卑埠”的书院，显见译者极不用心。
1901年7月18日《香港华字日报》
在接受捐赠后，哥伦比亚大学校方曾打算聘请驻美公使伍廷芳为第一任Dean Lung讲座教授，消息不断见之于报章。当时，清廷已内定由梁诚接任驻美公使，伍廷芳正准备束装就道，但百忙中也应会注意到报道；这个时期的驻纽约领事钟宝僖，与伍廷芳一样都是广东人。然而，就笔者查阅《中美关系史料》《中美往来照会集》所见，未见两位外交官对此留下文字记录。
极为讽刺的是，最早制造“丁龙”故事的是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董显光，正是他把大使馆历年积存的档案文献当作“垃圾”处理掉。他说：“在十九街的老馆屋里，我发现一大堆一大堆的旧文件夹在旧报纸里，没有人管。于是我动员一部分馆员额外加工整理这些垃圾。他们真穿上工作衣着手工作。这些旧纸堆，除堆满污秽外，还有许多给蛀虫咬得七零八碎的。经过好几天的工作，用卡车载掉好几车垃圾与废纸，只收集了少数从伍庭芳起历任公使大使留下来的信件文件，做美馆历史性的纪念品。”（《董显光自传》，新生报社1973年，第216页）驻外使馆的旧文件，除了大使的往来书信外，往往包含有关华侨事务的多种资料，未经仔细鉴别而当作“垃圾与废纸”清理掉，是重大损失。伍廷芳、梁诚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使馆有可能留下与Dean Lung有关的信息，这些都因董显光的粗暴处置而永远失去。
1901年夏，北洋大臣从北洋大学堂毕业生中选派8人留学美国，其中来自广东东莞的严锦镕（严锦荣）进入哥大攻读法律，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在哥大就读期间，正值Dean Lung讲座设立初期，Dean Lung本人也住在纽约。1903年，康有为女儿康同壁入读伯纳德女子学院，这个学院就在哥大旁边。著名外交官顾维钧于1905年进入哥大；1904年广东省政府公派留学生中，有沈廷清、温宗禹、谢作楷、林葆恒、陈廷瑞、罗德铨等6人进入哥大就读。（《岭南学生界》1904年第1卷第8期）这么多留学生一定会有人听到、看到有关Dean Lung讲座的片言只语。
康有为的得意门生陈焕章，广东高要人，1904年考中进士，1907年进入哥大攻读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第一篇序言正是Dean Lung讲座教授夏德（Frederich Hirth）所写，显见陈焕章与夏德有着亲密的交往，他一定会从夏德那里听到对Dean Lung的简单介绍。回国以后，陈焕章发起成立孔教会，致力于弘扬孔子思想学说，著作、演讲都不少，没有见到他曾提起过Dean Lung。
陈焕章
据统计，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入读哥大的人数在所有美国大学中占第一位，从中诞生名人无数。这么多哥大中国留学生，当中至少有9个人曾与Dean Lung同时同住一城，却未能形成有关Dean Lung生平的记载，原因何在？
士绅对庶民的遮蔽
Dean Lung中文姓名、籍贯的湮没，是士绅阶层对庶民的排斥与遮蔽所致。虽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阶层并非完全固化，但庶民被士绅排斥、忽视、无视，在数千年中一以贯之；至于庶民通过自身奋斗跻身士绅行列，也即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定的向上流动途径，并不能改变总体上庶民遭受排斥的事实。
Dean Lung被清廷驻美外交官、中国留学生无视，乃是数千年形成的“士绅意识”作怪。外交官不必说了，留学生也自认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他们大都有个“钦赐举人”头衔，陈焕章甚至已经考中进士。他们都不愿降尊纡贵，去关注一个被中美两国“精英”贱视的华工。
曾有一段时间，国内史学界比较重视“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题材的书写，质量如何可另当别论，起码具备关怀下层的意识。近数十年间，历史书写大体上又回到士绅标准，题材多集中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社会史研究则只重视“结构”不重视人物。另一方面，即使作者想写普通人物，也会遇到“无米下锅”的问题，因为历史上掌握话语权力的士绅早已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标准，对史料作了无情筛选，董显光清理驻美使馆档案即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Dean Lung姓名、籍贯湮灭的原因，在于士绅阶层垄断了写作能力与写作资格，饱受歧视的华工很难进入他们的笔底。
北大教授罗新指出，历史既是记忆的竞争，也是遗忘的竞争，“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抢救被遗忘的庶民历史，或许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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