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野狸山为中心，左至神前湾、鸡公山，右至香炉湾、九洲岛的海底下，藏着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肉矿”——蚝。
（美味营养的蚝肉）
解放前，人们传说过一句话：“中山好世界，石头长肉卖”。于是，引来了紫金、惠州、宝安、清远以及附近村庄的农民，搭起廿多间草寮，在湾仔沙一带安家扎寨。他们给蚝田主日夜打石，季节一到就日夜采蚝，并与资方（当时持有枪支的蚝田主鲍康等）订下劳资合同，每天收入只有几角钱。
解放后不久，农村进行土改分田地。大家展开讨论，要田的回去耕田，要蚝的就留下来。当时留下300多人，成立蚝民管理委员会，蚝民张伙兴当主任。
1951年成立了海岛管理处，派来李容、周天祺等人，废除了劳资合同，没收全部蚝田，分配给蚝民管理使用（农村有土地证，但蚝田至今未有土地证）。1952年成立渔、蚝业供销合作社。公社化时有社员5000多人，连社会上的小商贩、个体户、附近村民都参加。后来体制改革，有的人归队当小贩、当搬运工人、原来是农民的也走了，剩下20多户归蚝队。他们一边打石、打蚝仔（天生蚝）、搞曾棚、抛网捕鱼，在屋前屋后种几棵番荔枝树，靠多种收入维持生活。并继承名牌产业，加工高质量的蚝豉、蚝油（纯正的蚝油，滴下烟纸处是不透水的）外销、出口，驰名海内外的香洲蚝油，就是产自香洲。
珠海县成立后，1954年由国家收购香洲蚝油，由外贸公司出口。澳门有的店铺，将一百斤纯蚝油，加工成低级蚝油6百至7百斤，因此发了大财。
1965年至1975年， 是蚝业发展的高峰期，原因一：有了以吴福棠为首，黎华安、杨日、邓海等组成的坚强的党支部领导班子，处处为蚝民谋福利。
原因二：进行养蚝的技术改革，以前用石块养蚝，后改为水泥条养蚝，产量高几倍。
（蚝民放养的蚝场）
原因三、养蚝面积扩大，大约有4000多亩。年产蚝肉量有1000多担，还加工蚝油、晒蚝鼓出售，蚝民收入增加，把草棚拆去，改用砖瓦建屋，有的社员甚至建二层、三层楼房，不担心沿海台风袭击了，生活好转了。
原因四：社员生产积极性提高，出勤率高。当时成立了一支以黄扬群、蔡海云为骨干的女青年突击队，日间积极参加劳动，夜里是守卫边防的女民兵，她们的事迹感人。
（蚝民把新鲜采回的生蚝打开蚝壳）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产量高、又有小额贸易，出口自主，蚝田大发展，水泥条堆积如山，又买回三艘大渔船，全队收入增加了，一年分红两次，强劳动力一年有4000-5000元收入，差劳动力也有3000元，有的全家收入过2万元，购买了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蚝民家庭已电器化了。社员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天天像过年一样。当你走进蚝民的家，他们会满脸堆着笑容对你说：“多谢共产党！多谢毛主席给我们的政治翻身！多谢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发政策，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翻身。”
90年代后，由于该队的蚝田处于城区沿海，出于市政建设、美化市容的需要，市政府规定，在城区沿海不准用水泥条养蚝，并统征神前湾、鸡公山、野狸山、香炉湾一带的蚝田，只剩下九洲岛附近的300多亩。因为蚝田面积缩小，由此蚝业产量一落千丈。
原来为蚝队创下业绩的党支书吴福棠和支委商量，今后海上难发展，就转向陆地，用蚝队积累的集体资金，建了两间大厂房和10多间商铺位（2000多平方）进行出租，并准备合作开酒楼，以安排年青社员就业并使数十年如一日出海养蚝打蚝的退休社员每月都能领到退休金，安渡晚年。后来因选错了接班人，他利用职权徇私损公，造成蚝队破产并欠下贷款，社员群众怨声载道。
2000年开始，蚝业大队改为蚝润海产养殖合作有限公司，选出社员信任的肖兴当董事长。肖上任后，将剩下的蚝田经营好，大力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增加收入，每年能有百多万元收入，除逐年偿还债务外，原来的党支委等退休干部每月可领到900-1000元，社员领到400-500元。逢年过节还给社员赠送礼金、礼物。如中秋节，社员每人月饼费150元；重阳节老人按年龄领到170元至200元；春节送利事，退休党员每人200元，老人每人100元，社员情绪比前稳定，现在该队共有社员220人，95%有房屋出租，家家收入稳定，人人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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