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①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②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①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六经原包括《乐经》，《乐经》早佚，宋儒以《周礼》代之，以足六经。
②包牺，即伏羲，三皇之首，创造历法、教民渔猎、驯养家畜、烹饪食物、婚嫁仪式、始造书契、发明陶埙、琴瑟乐器、任命官员等；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龙的传人即由此而来。伏羲后来被中国神话描绘为“人首龙身”；被奉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
先儒这里指二程和朱熹。六经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藉。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徐爱说，六经里面，《春秋》明显写历史的，怎么就归到经这个范畴了？
按照严格的定义，经和史是两个不同的门类，中国古籍一般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说明经和史是有着清晰的划分界限的。
阳明先生之所以将经和史混在一起，根本出发点是“知行合一”，阳明心学中，是很“憎恶”空谈抽象理论的作风的，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对入世是没任何实际意义的。要想掌握抽象的“道”，就必须真正的入世，参加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应对人情事变，通过与现实世界的贴身肉搏来感悟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道，这就是下学而上达的功夫。所有的“道”只有得之于切身实践才能称之为真的知“道”。
这样的论学方法，很有禅宗的味道，但不同之处，阳明心学是要让人心能明了地切中“止于至善”的那个“理”，所以阳明心学的归结点依然是儒家的道。
阳明先生回答，以“事”为主的叫做“史”，以“道”为主的叫做“经”。也就是说行诸文字的东西，如果是为了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史”，如果是为了借事情讲清楚道理，那就是“经”。从这个角度，“经”和“史”是分不开的，要讲道理，就必须借助具体的载体，才能把道理说清楚，没有载体的空谈，听的人是摸不着边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春秋》是经，不算是史。举个例子，单位领导找你聊天，兄弟们，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如果纯粹是讲故事的范畴，这就算是“史”，如果他是借这个事情，要激励激励你，或者想给你讲清楚一些道理，想让你按照他的思路走，也就是说重点是给你做思想工作，这就算是“经”了。
先生接着说，如果按照说事情就算“史”的话，《易经》就是包牺氏（伏羲）这段的史了，《尚书》就是尧舜这个时代的史了，《礼经》《乐经》就是三代的史了。按照这个逻辑，五经都算是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