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是《楚辞》的主要作者，作为秦楚竞争及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传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为仕途失意时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斯土斯民的热爱、古圣先贤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坚守正义、保持激情、拥抱理想的精神。
《史记· 屈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古帝颛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楚国保存了许多上古、夏、商时代的宗教巫术文化。屈原是楚国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职，熟悉这些宗教活动。因此，他的作品朗丽绮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铺陈，又富于联想，这与楚国巫风的熏浸是分不开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出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国，宗法观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国家民族意识中，还遗留很多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会的观念来看问题。如屈原对于伍子胥的态度，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
伍子胥鞭尸楚平王
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
其实，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时，考虑过前往他国追求理想：
“ 思九州之博大兮， 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纵然如此，他至死都没有背弃自己所眷恋的楚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与楚王同宗。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为氏。战国时期，与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国谋职的人并不罕见。如商鞅是卫国公子，韩非是韩国公子，却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对楚国独有的文化缺乏认识，的确会觉得屈原不愿去国的决定在当时是个异数。然而，了解屈原这种置国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识后，我们会发现：他留在楚国、以身殉国是必然之事。
屈原《九歌·山鬼》图
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思想融入自己的诗篇。如在《天问》篇中，屈原历数唐、虞、夏、商、周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过楚国史事，可见他不仅了解，而且认同中原的历史文化。
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屈原行吟图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的，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楚怀王不辨忠贤，最终客死秦国
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春秋以来，随着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
宽恕还是仇恨,《春秋二胥》演绎世纪难题：伍子胥颠覆楚国，申包胥光复楚国
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甯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茞？（《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
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判若云泥。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着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覆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刚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芈月传》中南后郑袖
东汉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屈原“显暴君恶”，即是说屈原因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处，不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实际上，班固的批评正好说明，屈原的忠君并非愚忠。所谓“怨灵修之浩荡”“惜廱君之不识”，足见他对楚王忠之深而责之切，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
而另一方面，面对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谗佞的迫害，他没有分毫的妥协。在那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合理途径来表达政见、抵制误国之徒的时代，他选择以死进谏。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重于泰山的死，对于当今的社会风气，不论委曲求全或动辄轻生，未尝没有拨乱反正的效能。
如果说孟、庄、荀、韩的学派皆以义理为依归，屈原的流派则以辞章为核心，难怪历来都有人将屈原列为诸子之一。屈原的楚辞创作，除有发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着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诗人，却以大量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可说是以诗歌为寄托、为志业、为生命。因此，屈原有“诗人之祖”的美誉，衣被百代，晖丽千秋。从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到龚自珍，他们的创作无一不受到《楚辞》的影响。
（作者陈炜舜，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