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绍夫勒中尉于1912年出生，自从1938年开始就一直在德军第4装甲师第35装甲团服役。战争结束前他乘坐一艘小船跨过波罗的海来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向英国占领军投降。
汉斯·绍夫勒少尉，自从1938年就一直在第4装甲师服役
战后他成为了一名作家，写了数本关于第4装甲师及二战德军装甲部队的书籍，以下是他关于和一个俄国战俘结下友谊的回忆：
1941年6月21日，当我们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越过布格河，进入俄罗斯境内时。
上头给我们分发了一本廉价的小册子，里面有几句简单的俄语短句，其中包括：
Sdrasd widje!-你好!
Rucki werch!举起手来!
当我试图发出这些不习惯的语音时，我的舌头几乎被扭断了。说实话，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努力来学习这门困难的语言。
1941年7月10日，在一次重要的任务中，我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突袭。当时，我是信号排的排长。我们乘坐木筏穿过第聂伯河。我们受命前去侦察敌人的野战工事。一开始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在没有任何严重抵抗的情况下穿过沼泽地，进入树林。
苏德战争初期，行军中的第4装甲师III号坦克。
但随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埋伏好的俄国人允许我们接近，然后他们就从四面八方攻击我们。在白天，就算我们的撤退路线被切断了，我们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也不容易。但随着黑夜的来临，我们感到很焦虑，因为俄国人不仅在人数上比我们多，而且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地形。
此外，他们更擅长这种类型的战斗，而且他们懂得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但我们的旅长冯-绍肯（Oberst von Saucken）是一只老道的 "森林之狐"。"每当敌人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时，我们就溜到黑暗中去，让敌人的部队在黑暗中与自己人互相交战。
终于熬到天亮，一个我们都渴望的早餐。我们负责守卫着树林中的小路。俄国人重新集结，准备再次进攻。我和一个战友站在一棵茂密的橡树后面严阵以待。这时，我们看到三个俄国士兵向我们走来。
他们正拉着一门反坦克炮。他们显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毫无防备地离我们越来越近：100米......50米......20米。这些家伙很年轻，他们具有亚洲特征。在橡树后面，我用冲锋枪瞄准了领头的那个人。
他的所有动作和所有的面部表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用枪瞄准过一个活人。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体验到了整个战争的荒谬和不可理喻。
我发现自己无法对着这个有着聪明的眼睛和宽厚善良的面孔的士兵开枪。难道只因为他是个俄国人，而我是个德国人，我就必须杀死他？毕竟，他从未对我做过什么。但如果我不动手，他就会扣动扳机。
但我们也不能等到那三个人把大炮放好了再动手。那么就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设法让他们放弃抵抗，成为俘虏。
但是，该死的，怎么用俄语说 "举起手来！"？"Sdrasd widje！或者Rucki werch!肯定是其中之一，但究竟是哪一句呢？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选择第一句。就在那三个人把大炮抬过一根被射断的树枝时，我们两个人跳到小路上，我尽可能大声地喊道：Sdrasd widje!那三个俄国人仿佛被钉在了原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时间似乎凝固了一样。我想再次喊出 "Sdrasd widje！"。但此时心情紧张的我吐字不清，情况显得十分尴尬。
这时，前面那个俄国士兵却笑了起来，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他用一个优雅的手臂动作摘下钢盔，像个骑兵一样向前弯腰。他的眼睛也一直盯着我看。他回答说。Sdrasd Pan!-日安，先生!这时我意识到，我刚刚说错了，我没有叫他举起手来，而是向他问好！
这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的过程。他叫瓦西尔，没过多久，我们就一起分享香烟。他们三个都会说一点德语，所以他们很快就给我们讲了他们生活的故事。
瓦西尔在远东的北部森林中长大。后来，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是一名 "专家"，在乌拉尔山脉的一家拖拉机厂工作。即使在今天，我也不想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家乡或他的姓氏。
又过了两天，我们的车辆才得以穿越第聂伯河。俄国人炸毁了桥梁，我们的工兵首先不得不冒着敌人的炮火建造一座临时桥梁。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成功地走出了树林，到达了一个有几间农舍的小居民点。
起初，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口粮。我们不得不依靠这片土地自力更生。事实证明，除了会修拖拉机外，瓦西尔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厨师。他 "采购 "了土豆、胡萝卜和其他任何需要的东西来做一顿不显眼却可口的饭菜。他为我们所有的人做饭。他并不关注这场战争或者周围轰鸣的炮火。
在我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我学会了尊重和爱戴这个不起眼的人，当我从行动中归来时，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光芒。
三天后，我们的坦克终于到了。俘虏们不得不被带到集合点，包括瓦西尔在内，尽管我很不想让他离开。但他和我们一起呆在前线又能做些什么呢？
当我们第二天继续前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回到了那个简陋的农民小屋，瓦西尔之前就在那里做饭。突然，我以为我看到了一个鬼魂。瓦西尔，我还以为他此时已经在离前线约50公里的后方，他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出现，笑着说："我要和你呆在一起，长官......也许你需要我。"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我开始以为他是疯了，后来才明白他是非常认真的。
我的连长在我将瓦西尔的优点描绘得淋漓尽致之后，允许他跟着野战厨房一起行动。
我们继续前进，顺利通过俄罗斯的辽阔土地。瓦西尔非常有用。他负责修理和维护炊事班的车辆。后来，他还担任了餐车的司机。他是一个 "万事通"，帮忙埋葬了许多阵亡的战友。他很快就成了连队中的熟人。我从未见过他不满意的样子。他把所有的香烟都留给了我，作为回报我把我配给的杜松子酒送给他，他很高兴地享受着。
他给我介绍俄罗斯的相关知识，包括它的语言，它的人民。他从不谈论战争或共产主义。当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问他对这一切的看法时，他简短而直接地回答："希特勒有没有问过，你是否喜欢向俄国人开枪......。斯大林没有问我是否想杀德国人。我们是朋友，长官，为什么要谈论战争？"是的，只要他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叫我长官。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我的私人战俘。俄国的冬天降临到我们这些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就像一场自然灾难。气温陡然降至零下30 . . .40 . . .51度。我们的坦克在莫斯科城外被冻成了一动不动的钢铁巨兽，瘫痪在那里。机油变得像人造蜂蜜一样稠，车辆中的电池一夜之间变成了冰块。瓦西尔教我们把热油从车里放出来，把电池拆下来，带进我们的宿舍过夜......还有其他一些技巧。到那时，我们已经习惯了panje小木屋的温暖的臭味......虱子......虫子......和跳蚤。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很暖和。
雪堆到了两米高。战争也逐渐陷于停滞。这正是是瓦西尔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搞到了一辆轻型雪橇，并在上面铺上稻草保暖。然后他带着一匹活跃的小马出现了。在俄罗斯的冬天，和瓦西尔一起去打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们从雪橇上铺设电话线；我们用它来检查线路的断裂情况并进行侦察。瓦西尔本地人的手段和他本能的方向感对我们非常有用。在此期间，他已经成为一名Hiwi，一名外国志愿者。与此同时，他的德语也变得非常好，以至于可以作为我们的翻译。
然后，俄国的冬季攻势开始了。我们又一次被切断了与后方的所有联系。查特科沃（Chatkowo）是中心区的一个村庄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夜。天空中满是星星，雪在重压下嘎嘎作响。俄国人同时从三面发动进攻。此刻非常重要的电话线被打坏了。我在严寒的夜晚，我们不得不冒着炮火寻找线路的断点。突然间，我们撞上了一群俄国人。我感到右腿挨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站立不稳跌倒在地。我感到右侧大腿热辣辣地疼。我用手一摸，大腿上的弹孔周围鲜血淋漓，而流出的血立刻被冻成了冰。我的战友们都离开了。我试图沿着电缆爬行。我爬着走了一小段距离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的腿开始慢慢失去任何感觉。不能失去意识--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否则，一切都完了。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温度下苏醒过来。
这时，仿佛奇迹一般，我看到一个人影，他正沿着电缆摸索着前进。那个身影越来越近。是瓦西尔！当他检查我的伤势并保护我的伤口不被冻坏时，我已经失去部分的识了。在半昏迷状态，我感觉到他是如何用皮带把我拖离双方交火的区域，拖到雪堆后面。他把我裹在大衣里，把我抱在他有力的臂膀里，背着我跑过机枪和大炮射击的火光，来到配电室。他用粗糙的雪擦拭我麻木的四肢，直到它们开始疼痛。然后他用熟练的双手为我包扎伤口。谢天谢地，这只是皮肉伤，没有伤到骨头。即使没有医生，伤口也很快就愈合了。瓦西尔夜以继日地守在我身边。为了感谢他对我的友谊和照顾，我送给他一个我一直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这是我母亲在战前给我的。
这个可怕的冬天终于结束了。瓦西尔开了整整三年的野战厨房卡车。他带着它越过奥卡河，越过第聂伯河，越过贝里西纳河，越过布格河，进入库尔兰。战争的命运早已抛弃了德国军队。我们离瓦西尔的祖国越来越远了。他现在是一名俄国志愿者，和我们一样穿着原野灰色的制服。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也从未听他发过牢骚。他似乎只关心着我们的连队。
1944年，他获准和一位同志一起回国休假，去德国待了四个星期。当他回来时，他比以前更严肃，想得也更多了。他发现在我们的家里有母亲在等着我们，她们为我们感到焦急。然而他自己的母亲现在却遥不可及，没有办法任何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开始频繁地谈论他的家。显然，他现在很想家。
第4装甲师在战争后期的师徽章，图案中的两把交叉的剑是为了纪念老师长绍肯将军获得的双剑饰铁十字勋章
接着，即将到来的可怕结局的迹象开始逐渐显现。德国军队被赶出了俄国，然后又被赶出了波兰。这时我们在但泽作战。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包括瓦西尔在内--短短几周之后，这场邪恶的战争将最终结束。
在经历了库尔兰地区的激战后，第4装甲师通过海路来到但泽市，并在这里最终迎来战争的终结。
激战之后的但泽市，一片断壁残垣
我们看到了在德国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不幸的是，我们认识到不负责任和野心勃勃的人是如何毫无意义地牺牲了欧洲的青年，这已经太晚了。我们曾经相信的世界像纸牌屋一样坍塌了。
我已经不再有任何继续生存下去的意愿。或许是猜到了我的想法，瓦西尔不会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哪怕一秒钟都不行。他仍然没有失去希望，尽管他面临着的结局更加可怕。这给了我新的勇气。
现在是时候考虑如何帮助他了。如果他和我们一起被俄国人俘虏，毫无疑问，他将作为伟大祖国的叛徒而第一个被他的同胞处决。但是，如果瓦西尔以某种方式成功地逃到德国或其他国家--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将永远无法回到他的祖国，无法再次见到他的父母。
他救过我的命。现在轮到我为他做同样的事了。但应该如何做才好呢？
当我经过Heubude的战俘营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让人把瓦西尔送进战俘营，在那里，他得到了俄国囚犯的证件，并穿上了俄国囚犯的衣服。然后再把他带回来。
当我们在那天晚上撤离燃烧的但泽时，我把他留在了一个安全的地下室里。我对他所要扮演的囚犯角色进行了长时间的指导。如果他沉着镇定，不露出马脚，那么他可能不会发生什么坏事。
当我最后一次与我的朋友瓦西尔握手时，我不禁为自己情不自禁流出的泪水感到羞愧，他默默地拥抱了我。"再见了，瓦西尔。祝你明天和你的余生好运。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替我向你母亲问好。"战争结束，我很幸运地摆脱了被俄罗斯人俘虏的命运。
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945年12月回到家中。我在我的公寓里发现一个乌克兰人，他也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现在他已经无家可归了。他对自己的命运耿耿于怀。我试图让他好过一点，因为我总是想起瓦西尔。我希望这时他已经平安地回到了家乡。
1951年，我被传唤到当地官员办公室。他们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已经被拆开，外面只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把它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才战战兢兢地打开。
里面没有一句话，只有一张破旧的护身符，那是我在1942年送给瓦西尔的护身符。小心翼翼地，我用手指摸了摸磨损的光滑表面。然后我感觉到表面似乎刻得有什么东西。我好不容易才破译出俄文字样。Karascho-Wassil，一切安好，瓦西尔。
不管事情的经过如何，感谢上帝让瓦西尔平安地回到了家！谢谢你，瓦西尔，谢谢你的留言，愿上天能报答你在那些艰难岁月中为我所做的一切。遗憾的是，现在我俩之间已经再也不可能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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