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明朝的文章比较多，而我又有考据癖，所以动辄需要引用史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关于明朝，我翻得比较多的史书是各种《实录》、《国榷》以及《明史纪事本末》，当然引用最多的还是《明史》。毕竟人家位列二十四史，是最正统的明朝史书嘛。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的编纂水准算是第一流的
可是只要我一引用《明史》，评论区里就必然有人跳出来反对。其言辞各异，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即“《明史》是满清写的，专门用来抹黑我大明，所以不可信”。
这种月经贴不仅非常讨厌，而且秉承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毫无历史常识，要么就是故意编造谣言挑动是非，今天我就来辟个谣。
01
本朝不修（本朝）史和新朝修旧（朝）史，这是自太史公司马迁撰《史记》以后历朝历代都遵循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个铁律。所以一部专述西汉国史的《汉书》诞生于东汉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在稳定住了国内局势后就赶紧让魏徵弄出本《隋书》。相反要是在大明朝还活得好好的时候，有个二货乐颠颠的跑去找皇帝，说陛下，臣辛辛苦苦的写出了本《大明史》，您看看能不能给臣升个官、发个财？
甭管当时在位的是坏脾气的朱棣还是好脾气的朱佑樘，保准当场拔刀砍死丫的——你这厮是在诅咒我大明亡了？
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外都是新朝写旧（朝）史
所以一部《明史》，注定得由接手大明江山的那帮人来主笔，那才叫正统，那才叫官史，这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哪怕满洲人真的将大明朝黑成个煤球，那也是活该，谁让老朱家自己不争气，将大好江山拱手让给了姓爱新觉罗的？
更何况，姓爱新觉罗的真的把姓朱的抹得乌漆嘛黑了吗？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明人修的《元史》是不是也抹黑了姓孛儿只斤的？元人修的《宋史》是不是也诋毁了姓赵的？然后早有自知之明的宋人才不但编撰出来两部《五代史》，还重修出了一本《新唐书》，算是提前给自己出了口恶气？
那么这样一来，二十四史岂不是统统成了“黑历史”，还能看吗？要不咱们还是去看野史杂谈或者地摊文学？
这当然是在扯淡。事实上在新朝给旧朝修史的时候，涉及的问题最复杂、矛盾最尖锐，同时也是最容易出现“抹黑”争论的，就是新朝取代旧朝时在道义上的“正统性”。除此之外，包括满洲人修的《明史》在内基本都能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述史，其中不仅不乏过度拔高美化前朝的地方，有时甚至还会主动对某些见不得光的恶事、丑事进行遮掩或者辩护。
《明史》中关于后金崛起后的部分肯定不会如实记载，但这在历朝历代都不是啥新鲜事
这并非是那些新朝的统治者道德水平高或者是对前朝有啥好感，而是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02
比如《元史》。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然后就心急火燎的下诏编撰《元史》。可问题是当时的北伐大军还在赶路，所有关于元朝的各种《实录》和文献还都跟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一起蹲在大都（今北京）落灰呢，哪怕老朱拿刀架在脖子上，“臣妾”们也做不到啊。
《元史》是老朱急就章的产物，目的之一就是确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直到次年徐达用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各种资料送回来，《元史》的编撰工作才正式开始。然后仅用了188天，连妥懽帖睦尔这一朝的纪志表传还没来得及搞完，朱元璋就宣布《元史》大功告成。然后为了查漏补缺，老朱不得不又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重开史局，再花了143天才搞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元史》——前后两次纂修，加一块才耗时331天，速度堪称奇迹。
与之类似又有所不同的是《宋史》。话说夺取天下后的蒙古人对于前朝的那些文事都不怎么感兴趣，比如科举，比如修史。可是到了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距大元朝亡国仅剩下25年的时候，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却突然间变得比老朱还着急，急赤白脸的找来宰相脱脱，让他赶紧弄本《宋史》出来。
于是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大元朝不但修完了一部《宋史》，还买一送二、捎带脚搞出了《辽史》和《金史》，简直比明修《元史》效率还高。为啥？因为《元史》不过210卷、161万字，而宋辽金三史合计达747卷、520万字。这个速度用奇迹都不足以形容，简直就是光速。
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这几本史书编撰得非常粗糙和简陋，以至于后世学者只好不停的替其勘误和补充，民国时甚至还弄出部《新元史》，但也无法动摇上述那些史书的正统地位。
宋金辽三史简直就是蒙古人加急批发出来的，想抹黑都没那个工夫
那么老朱和老妥为啥这么急着修史呢？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
朱元璋以布衣之身荣登九五至尊，在当时是有很大非议的。尤其是掌握了舆论的士大夫，普遍瞧不上老朱，普遍仍视元朝为正朔，典型如江浙大儒戴良——他曾被蒙古人任命为从五品学官，从此便忠心耿耿。不但数次坚拒朱元璋的征召，被抓进监狱后仍毫无悔意，还写了大把怀念故元的诗作，最后干脆为了“忠孝大节”自裁，心甘情愿的为蒙古人殉葬。
这样的人在当时一抓一大把，所以老朱才急着修《元史》，目的就是争取舆论阵地。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宣告，即大元亡了，如今的大明才是正统，不服的不妨买本《元史》瞧瞧。
妥懽帖睦尔的想法其实也差不多。当时红巾军起义遍及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红巾军用以号召民众的口号之一，就是“复宋”：
“元末韩山童者，自言祖父系宋㣧，国亡变姓……其他所在兵，皆以兴宋为词。而红巾揭旗有重开大宋之天之句。元入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属与沙州，惧为众推。”（《两山墨谈·卷十》）
所以妥懽帖睦尔才会突然着急修《宋史》，算是从官方的角度做出个盖棺定论——前宋早亡，你们还复个毛线！
妥懽帖睦尔着急修《宋史》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
无论是元修《宋史》还是明修《元史》，最大的目的就是强调自身正统王朝的地位。既然自己是“正朔”，那么被取代的前朝自然也不能是什么来路不明的货色，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前朝非但不能诋毁抹黑，还得大力宣扬其同样正统的地位。
03
所以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陈桥兵变，不管是宋人还是元人，都得在史书中帮赵匡胤说好话。
话说在历朝历代最不可动摇的礼法纲常之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以臣欺君、弑君乃至篡君是任一王朝都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可问题是要想王朝更替，这种事情怎么能避免得了？
为了一个“正统”的名号，历朝历代都不惜代价，更何况仅是说几句实话？
所以必须想办法解释得通。比如西汉就标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样老泼皮当皇帝就理直气壮了嘛；再如隋末李渊起兵占了长安后就得先苟一下、立了个傀儡杨侑为帝。可是等到杨广死在了宇文化及的手里以后，就悍然废掉杨侑称帝立国，那是因为李渊跟他表兄间有着无法辩驳的君臣之实，至于大侄儿，谁都知道那是闹着玩的。
就连率先挑起五胡之乱的匈奴人刘渊，都知道打起“复汉”的旗号以提高正统性：
“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
但有些时候的有些事情在道义上就根本没法说得通。比如陈桥兵变，那就是姓赵的不要脸，强抢了柴家孤儿寡母的家产，这个事得怎么圆？
薛居正主持修撰《旧五代史》时，龙椅上坐着的那位就是陈桥兵变的罪魁祸首——这可是个一言不合就拿玉斧敲人门牙的主儿，大臣的脑袋也摘过好几十个，你还能让老薛咋办……秉笔直书？人家老薛还没活够呢！
像是陈桥兵变这么不要脸的事，新朝修史也得费老鼻子劲替赵匡胤擦屁股
于是薛居正无奈之下只能搬出史家的祖传技能——春秋笔法。那就是不提前因，只言后果，让老赵看上去就是被乱军裹挟才黄袍加身的，在主观上并没有以臣篡君的故意：
“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恭帝纪》）
到了欧阳修重编《新五代史》时，虽然帝系已经转到了太宗一脉，对太祖并不怎么维护，但如何得国涉及到所有赵家皇帝的道义根本，肯定不能允许别人乱说。老欧阳也算有刚儿，既不肯说瞎话，砍头又怕疼，干脆一笔带过，就连陈桥兵变都当做不存在了：
“七年春正月甲辰，（周恭帝）逊于位。宋兴。”（《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纪第十二》）
等到蒙古人修《元史》时，姓赵的坟头都不知道冒过多少轮草了，肯定不会有什么顾忌。但是他们并没有趁机搞什么抹黑活动，而是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讲述了陈桥兵变时的场景，甚至在动机上还配合宋人的说法对赵匡胤做出了掩饰和维护：
“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宋史·卷一·本纪第一》）
蒙古人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必须维护以元继宋的正统性，所以不可以让宋朝“得国不正”。
互认还得互捧——这是历朝历代维持正统身份的潜规则，谁都甭想搞特殊化
至于以后的事他们就懒得管了。比如参与编纂《宋史》的那些朱熹的孝子贤孙们大肆夹带私货，将章惇、韩侂胄、贾似道等政敌打入《奸臣传》，蒙古人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准还在看笑话。
04
二十四史的大部分编纂者，其实与编纂《元史》的蒙古人心态类似。编纂《明史》的满洲人既不比他们更好些，也不至于比他们更坏些，而且清朝皇帝对待修史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和认真态度上，起码比妥懽帖睦尔和朱元璋要强得多。
《明史》的修撰纵贯顺、康、雍、乾四朝近百年，这种认真态度史上罕见
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明史馆始，直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第3次组织修改，《明史》的编写过程历时95年之久才告完成。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真的态度，使得《明史》成为两宋之后历朝所修官史中最好的一部，这一点在近代以来的史学界是公认的：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
当然要说满洲人在《明史》中夹带私货、黑白颠倒肯定也是有的，但基本集中在万历中后期到明亡这个阶段。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那时候人家已经整出个后金来了嘛，难道还能老老实实的贬低自己、吹捧对手？而且这也不是满洲人的发明，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是这个德性，就连我们尊崇的太史公也难免把个人情绪发泄到《史记》中。所以出自他老人家笔下的关于武帝一朝的记载，我们也得辩证的去看。
我在写明末的文章时，除了《明史》外通常还要参考《国榷》、《明季北略》以及《甲申传信录》等史籍，否则很难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国榷》这部书，我个人是比较推崇的
除了明末以外，网络上关于因《明史》出于满洲人之手，所以不可信的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毕竟从清朝官方的口径上，人家南下入关可不是为了争夺大明江山，而是替惨死的崇祯皇帝报仇来了。至于在干掉“闯逆”后为啥又赖着不走了，满洲人说我也很无奈啊，就是找不到老朱家的正宗继承人，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的越俎代庖了……
你甭管这种说法有多胡扯，反正历朝历代大多是这么胡扯下来的。脸皮要不厚，还能当皇帝坐江山？
所以哪怕仅是基于这个逻辑，满洲人都得对前明表现出非敌视，甚至是尊崇的政治态度。所以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孝陵（朱元璋之陵寝），5次亲往拜谒；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孝陵“拈香奠酒”。而且这两位满洲皇帝在祭拜朱元璋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以表达对后者的敬仰和追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非但不顾大臣的劝阻亲往祭祀，还亲笔提下“治隆唐宋”碑，堪称是对朱元璋一生功业最高的赞誉：
“庚戌。谕大学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创业之君。朕两次南巡俱举祀典，亲往奠醊。今朕临幸，当再亲祭。’大学士等奏曰：‘皇上两次南巡，业蒙亲往奠醊，今应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着兵部尚书席尔达致祭行礼，朕亲往奠。’”（《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三·康熙三十八年》）
康熙亲书的“治隆唐宋”碑至今还立在孝陵呢
不仅是孝陵，相比于蒙古人把南宋皇帝的骨头都挖出来拆得稀巴烂，终清一朝对所有明帝陵的保护和修缮力度都堪称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你可以不信他们心存善念，但如何否认这个结果？
所以，哪怕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满洲人也没必要在《明史》上再做什么手脚，因为这么做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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