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来重庆，并于1937年10月31日发布迁都重庆宣言。两个月后的1938年1月，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重庆正式定为陪都。
成为陪都的重庆，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遭受了无差别的轰炸。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动员全民抗战，鼓舞人民士气，弘扬民族精神。国民政府于1939年3月11日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抗战中去。
1939年5月1日，重庆各界群众数千人举行誓师大会， 国家精神总动员促进会通过一项决定，要在城中心建一座鼓舞士气弘扬民族精神的建筑物， 定名“精神堡垒”。地址选在邹容路、民族路、民权路三路交叉的地方。重庆大轰炸时，这一带的街道、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废墟，“精神堡垒”就建在废墟中最深的一个弹坑上。
这座精神堡垒建筑在施工过程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炸了修，修了又炸，断断续续地修一年多，才于1941年12月修建完工，投入使用。精神堡垒为木结构建筑呈方形，通高七丈七尺，寓意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纪念日。一共五层，内设有楼梯，人可以上下。八角形的底座上，用木料为柱，钉木板条，为夹壁墙。夹壁墙外墙面上，抹的是水泥沙浆，再刷成黑色，以利防空。这建筑物顶顶上是平的，有箭垛样的造形，远看就像一座碉楼。这精神堡垒面对民族路一侧，写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花坛周边，立了六块标语板，上书：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因为“精神堡垒”是木质结构，日晒雨淋，又因日本飞机的连续轰炸，震动冲击，“精神堡垒”损害非常大。虽然当局多次进行维修加固，终因先天不足，后天损害，不到两年就倒塌了。政府当局一时也无经费、精力对“精神堡垒”进行重建。只好清除废墟，在基座上立一根杉木旗杆代替，但“精神堡垒”这名称却留了下来，人们还习惯称这里为“精神堡垒”。
“精神堡垒”
复刻版的“精神堡垒”
旗杆形状的“精神堡垒”
“抗战胜利纪功碑”为纪念中华民族和重庆人民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重庆市政府于1946年10月9日，在市政会上再次提出，要在原“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起“抗战胜利纪功碑”。
“纪功碑”由留法建筑师李玄剑教授设计，为八面塔形柱体组成的高层建筑，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坐南朝北，正面开楠木精制大门，由碑台、碑座和碑身及嘹望台三部分组成。 从地面到碑顶高34.5米， 并在碑顶安装一个大灯架，“纪功碑”于1947年8月竣工。在朝着民族路的那一面，写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这七个字是由当时四川才子、曾在清朝晚期当过翰林院编修的赵熙所书。
“纪功碑”上面有四面钟为市民报时，这钟还让当局着了难。重庆的钟表店，没得哪家有这种四面联动的大钟。请店家设法去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进货，经过联系，也没有现货，要在国外定制，须先交钱，一年以后才能交货。想造，重庆的大小机械工厂是不少，但没有哪家做过钟表。谁也没有技术、设备，根本造不出来。民生路若瑟堂有这种大钟，去跟神甫借，人家洋人不给面子。只好派人跑到南京、上海，结果仍然没有。据说，后来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南京天主教的大主教，才在一座法国的天主教堂找到一座四面钟楼。这是一座使用了四十多年的古董机械钟，拆了下来正在维修。于是买了下来，赶紧装船运回重庆。
可这个老古董钟，四个方面的时针、分针，是各行其事。走得快的快、慢的慢，统一不起来，报时根本就不准。这面九点了，那面还差几分，另一面却早已过了九点，四个面从来没有统一过。有时走着走着的，突然就停摆了，因此闹了好多的笑话。后来重庆城就有了这两个言子：一个是“纪功碑的钟，各走各”。又一个是“纪功碑的钟，不摆了。
“抗战胜利纪功碑”
复刻版“抗战胜利纪功碑”
“人民解放纪念碑”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下，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12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重庆。1950年9月18日，重庆各界代表提议修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决定在“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基础上，加以改建。纪念碑建成后，面对民族路的方向，由刘伯承题写碑名：“人民解放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特别是重庆市划为直辖后，在它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囊括了购物、旅游、商贸、餐饮、娱乐、休闲和金融等各种功能，成了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段。它成为“改革开放”的标杆，重庆的象征，山城的名片。
这里充满着活力，每天要迎送数十万的中外来客，它是重庆市最时尚、最繁华的地段，也是最有希望的商务中心和投资热土。“解放碑”，让世人信服，让重庆再次崛起，让奇迹再次发生。现在的“解放碑”，碑体大部分是白色，有些则是棕色，上端的几座大钟，朝着四面八方，每到整点，便会响起那高昂又洪亮的声音。近些年这里也是跨年狂欢的聚集地。
“解放碑”
未管制时的跨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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