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有钱。确实，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宋朝的人均GDP甚至比当时的欧洲还高12.5%。另一项对宋朝经济之发达更加直观的体现就是宋朝房价，北宋末年的京师有独门独院的房子一般是数十万贯起步，而普通房屋约为5000贯，而当时男性技术人员（木工，泥瓦工等）的年薪是170贯。甚至鼎鼎大名，官至龙图阁学士的苏轼50岁那年在当时三线城市常州买一套房子，还问其弟弟借了3000贯钱。
也就是说，北宋时期的大城市里随便来两三个小区的价值，就可以买下同时期欧洲一座城池，北宋的海外商人更是一掷千金，扮演着拥有话语权的主要角色，可想北宋经济之发达。
然而宋朝却又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朝代，刚刚经历五代十国分裂期的百姓应该是非常渴望安稳，但仅仅是宋朝立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乾德元年（963）在朗州（现湖南常德）就发生了汪端起义。自此之后，两宋319年国祚里能叫的上名，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多达434起，可谓封建王朝之最。可是真正能够对宋朝国祚产生影响的，比如黄巾起义于东汉，黄巢起义于大唐，李自成起义于朱明这种的，却一个都没有。
这么矛盾的宋朝到底是怎么产生呢？今天，我们就从《水浒传》中梁山泊108将起义的故事，来说一说，宋朝那些年的农民起义。
在小说《水浒传》中，宋江率领的梁山泊好汉光首领就有108位，更别提还有数万手下了。不仅聚山为贼，更是实力强悍，隐隐有能颠覆大宋王朝之势。书中说梁山好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童贯是何许人也，领枢密院事，掌北宋兵权二十年，曾亲自破西夏，平有十数万之众的方腊起义。而高俅一路从苏轼的书童到边关小卒，通过二十年战功积累最终官至禁军首领，皆不是吃素的人物。
只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在整个两宋历史上都未曾出现能够打败八十万禁军的农民起义，实际上真实历史中的宋江本是山东郓城县水堡乡宋家村人，后来带着三十六个农民头领起义，占据了当时的梁山泊最北端一块山头之上。《宋史·候蒙传》就说：
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挡抗者，其才必过人。
这里说三十六人，肯定是三十六个将领，不然不见得能打的过数万官兵。不过宋江猛归猛，其根据地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就是只要湖面稍有萎缩，梁山山体就会暴露在陆地上，作为天然屏障的湖水消失之后，使得梁山众人成为瓮中之鳖，所以宋江只能带着兄弟到处攻城略地。
宣和三年（1121）海州知州张叔夜受诏令解决正准备攻打滨海城的梁山众人，于城中紧急招募1000余民兵，不仅设计重创梁山民众，更是生擒宋江，为历时两年的梁山泊起义划上了句号。
梁山泊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引起宋江等人走上梁山的事却还继续发生着，那就是宋朝最出名的"土地兼并"，实行此项任务的机构叫做"西城括田所"或者"城西括田所"。
众所周知，自商鞅变法之后，中国的农耕文明就和"重农抑商"政策想结合，商人地位远远低于有田地的自耕农。然而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抑兼并不抑商的朝代，导致大量财富积攒到封建社会的地主阶层中，"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成为这个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王朝的真实写照。
然而这样问题就来了，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层层剥削下来就落到了老百姓这儿，可老百姓家里也没粮啊？再加上宋朝巨额的对外供岁来维持边境安稳，中央大规模的禁军每日都需要不可计数的军粮，导致了宋朝中央财政一度空缺严重。那怎么办呢？当然是想办法搞钱。
这个时候，北宋宦官，宋徽宗朝的太傅杨戬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叫做"立法索民田契"。由官府向百姓提出查阅土地契约，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人的土地都是辗转所得，或是自行开垦的，根本拿不出地契，这种现象在底层百姓中尤为严重。
那没用地契当然是违法的，所以朝廷就给你发地契，自然就有明目在上面征收赋租了。实际上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把一切能利用的土地都收为公有，然后有偿分租给老百姓，而当时实行这项政策的机构就叫做"西城所"，全名"西城括田所"。
而这其中最实在的例子就是由宋江率领的梁山泊起义。原来梁山泊是从五代到北宋期间由于黄河多次缺口泛滥，才把整一块地盘冲刷成了一个纵横八百里的大湖泊。由于地处黄河下游，湖内小岛众多，加之港汉交错，于是山东西部一带的破产农民，渔民纷纷跑到梁山泊藏匿于此，自给自足，逐成为许多人逃避赋税的"世外桃源"。
可惜好景不长，杨戬设立西城括田所后，朝廷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所有入内捕鱼，采摘等从事生产的活动必须按照船只大小课以重税，不缴者以盗贼论处。于是这些本身就或逃难，或破产的老百姓在官府的欺压之下，最终利用梁山泊复杂的地形和有利的湖泊做掩护，于宣和元年（1119）阻杀前来镇压的官兵，在宋江的带领下宣布正式起义。
除了"土地兼并"使得众多百姓不得不起来反抗统治阶层以外，宋朝的两税法更是对农民起义推波助润。所谓两税法，就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一改我国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以百姓资产为参照进行收税，因在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做"两税法"。
两税法起源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由宰相杨炎所提倡，实际上单从两税法的初衷来看，它比以人丁为主的税法更为科学，也更利于征收和使用。然而由于朝廷财政困局，宋朝开始利用各种名义征收规定以外的附加税，使得传统名义上的两税法便得臃肿不堪，地主阶层尚能承受，可对于老百姓来说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甚至到了"雁过拔毛"的地步。
所以，当土地兼并再加上不合理的税赋，不同阶层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宋朝能够发生如此频繁的农民起义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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