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开玩笑,说我们客运站是‘近黄昏’的‘夕阳’,没想到现在太阳直接下山了” 2006年,刚毕业的杨涛就来到沙井汽车站做保安,吃在食堂,住在二楼宿舍,一留就是15年上个月底,一纸通知让他稳定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沙井长途客运站去哪了?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沙井长途客运站去哪了(正在消失的客运站)

沙井长途客运站去哪了

“以前开玩笑,说我们客运站是‘近黄昏’的‘夕阳’,没想到现在太阳直接下山了。” 2006年,刚毕业的杨涛就来到沙井汽车站做保安,吃在食堂,住在二楼宿舍,一留就是15年。上个月底,一纸通知让他稳定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6月24日,深圳沙井汽车站发布了停业通知。该通知表示,由于受高铁、顺风车、产业转移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和打击,沙井汽车站经营形势不乐观,客源、营收断崖式下降,将于2021年8月1日起停止营业。

“我刚来的时候,车站排起队来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都能排到街对面去。”杨涛望着空荡荡的大厅有些惆怅,“现在看见有一两个人排队心里都觉得高兴……但就是半天都不来一个人。”

客运站的落寞黄昏

位于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沙路的沙井汽车站不大,站在入口处就一眼望得到头。临近停业,售票处只有一个售票员在工作,在窗口卖完票后,她又从后门出来,穿过冷清的大厅,在检票口为乘客检票。平日里,总有两个保安在站内站岗,一个在站内入口负责乘客安检,一个在站外指挥车辆维护秩序。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内外兼顾却也并不忙碌。

候车厅里零星坐着两三个等车的乘客,偶尔有一声汽车的喇叭打破厅内的安静,很快又只剩下风扇的声音。一辆开往广州的大巴驶出沙井汽车站,车内仅有三个乘客。“我这条线是站对站,开出去就可以上高速,直接到省客运站了,很快的。”在汽车站工作了八九年的张爽一直负责广州线,“听说要停运,好多乘客找我问,说‘怎么关了?我坐其他的都没这里方便呀’。”

沙井汽车站始建于1978年,扩建于1997年,是沙井最早的汽车站。在高速公路还没建成时,沙井汽车车站就在发车了,从深圳到广州一天只有一趟车,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那时候门口的马路都还是泥路。”汽车站往日的辉煌仍在口口相传,杨涛表示,“当时没有高速,边走边拉客。”

除了班次最多的广州线,沙井汽车站还开通了省内直达路线和南方省份的长途客运,包括湖南、广西、贵州等,甚至远达河南西平。自20世纪末,班车从沙井汽车站口开进开出,载着一车车人的期许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又载着他们对家乡的牵挂重返故土。人来了又去,只要下车、抬头,“沙井汽车站”的招牌仿若是一声熟悉的问候——“欢迎回来”。

而今年8月1日之后,沙井汽车站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井泉宾馆和沙井汽车站紧挨在一起,营业时间也有十几个年头。“很多来这里坐车的,或者刚来深圳要找工作的,都会来这里落脚,”井泉宾馆的前台魏小姐说,“车站关停了我们也会一起撤离,8月1日之前撤走。”

实际上,早在今年3月1日、6月1日,福永汽车站、西乡汽车站已分别停止营业,沙井汽车站是宝安区内第三个关停的汽车站。据悉,宝安辖区内最多曾拥有14家汽车客运站(点),但随着沙井汽车站的落幕,到时只剩下宝安汽车站、宝安客运中心站、西乡汽车客运站、机场汽车站、沙井中心客运站、松岗汽车站、石岩汽车站7家在经营,其他均已关停。

落脚深圳的第一站

“沙井汽车站是我十多年前来沙井落脚的第一站。”在电子厂工作了十几年的王彪回忆起来深务工时的样子,仍旧充满了感慨。

沙井汽车站旁的小旅馆,40块一晚的住宿费,与老乡两个人挤着住的小单间,几个关键词从王彪嘴里蹦出,不仅勾勒出无数前来深务工者的模样,也充满着他们对这深圳座城市的最初想象。

王彪所提起的时代,不仅是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代,更是沙井汽车站的“黄金时代”。“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最辉煌的时候,一次春运就可以把全年的任务完成,”沙井汽车站站长刘恒回忆道。

在刘恒看来,那时的沙井汽车站像是一个不停歇的中转站,把周围工厂里的人运出去,再把外面的人接回来。放寒暑假的孩童、来深过冬的老人在这里团聚,赶着回家过节的农民工在这里结束一年的辛劳,更有无数左手提着塑料桶、右手拎着一篮子土特产的年轻人在这里开始“闯深圳”。

在那时,每逢节假日,汽车站内来来往往,总是挤满了人,赶上春运就是“人山人海”,排队能排到街对面。夜里凌晨一两点,卖炒粉的、卖饰品的、卖衣服的小摊贩们仍在热火朝天地营业,推着小推车在汽车站前的新沙路旁首尾相连,一车车刚抵达沙井的乘客们则在其间挨肩迭背。

“以前上班都是十几个钟头,特别是春运,我们都是自愿加班的。排队的人密密麻麻的,连吃个饭、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自2011年来到沙井汽车站做起保安,在黄兴看来,沙井汽车站的“黄金时代”得益于周边发达的制造业。“这周围都是工厂,几千人要回家会选择这里,外面的人来进来沙井,也会选择这里。”

实际上,沙井汽车站的兴盛与宝安制造业的繁荣不无关系。1979年,国内首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落户宝安石岩上屋村,自此开启了宝安“三来一补”工业大门。随后,宝安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形成了“村村搞工业区”的发展模式,成就了辉煌的“宝安制造”。截至1992年底,“三来一补”企业在宝安达4000多家,其中90%以上的村都办起了企业,工业成为宝安经济的一大支柱。在20世纪90年代末,落户沙井的“三来一补”企业就已增长至860多家。作为较早崛起的工业重镇,沙井先后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十强镇”“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镇”。

与此同时,工业在宝安的飞速发展,不仅为宝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并且也带动了公路客运事业的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广深、莞深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和通车,让宝安客运场站建设迈上新台阶。

之后,即便宝安开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与转型,在2010年,宝安大部分“三来一补”企业仍旧集中在松岗、沙井、观澜三个街道。

正在消失的客运站

公路客运以快速、便捷、“点到点”的优势迅速地在南北大地上开花,然而在高铁和城际轻轨开通后,汽车长短途客运旅客数量持续减少。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家庭拥有私家车,在长途出行上也拥有高铁、航空等更多选择。

“2014年开始经营状况就在逐渐下滑了,基本上每年都会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营收。”刘恒说,“虽然说在下降,但平日里也有个两三百的客源,赶上春运高峰能达到两千,遇到疫情就彻底不行了。大车站都只能有百十来个客人,更别说我们小站。”

2013年,徐波来到沙井汽车站,负责跑深圳到广州的路线,那时仍有15台车,但现在仅剩两三台车。虽然客源在减少,但要跑的趟数并没有变,徐波每天要跑三趟或两趟车,跑三趟时晚上回到站里就快九点钟了。今年6月,受广州疫情影响,从深圳到广州的路线直接停运了一个多月。

“以前人最少的时候也有两三个,疫情之后,会有一班车一个人都没有的情况。”开着没有客人的客车行驶在道路上,徐波的心情有些沉重,“还是得跑,感觉很浪费,一趟成本就是六七百,但一个乘客都没有。”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更深层的变化仍旧暗流涌动。根据2019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在2019年,宝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二三产比例为49.8:50.1,呈逐步迈向“三二一”的趋势,引领宝安经济走向新里程。

2020年,沙井街道已汇聚“四上”企业788家、国高企业530家、五类百强企业32家、上市企业6家、总部企业1家,其中产值亿元以上企业175家,形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的智造重镇。

在轰轰烈烈的产业结构转型中,传统的工业企业纷纷搬离沙井,破旧的工厂面临改造,大量来深务工人员逃离沙井。“周围厂房搬走,我们的客源也就下降了。”刘恒说。

实际上,面临关门歇业的,不仅仅是沙井汽车站,更多汽车客运站正在消失。《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全国拥有载客汽车77.67万辆,比2018年下降2.5%,全年共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30.12亿人,比去年下降4.8%。而在2020年,汽车客运情况变得更加艰难。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同比下降47%,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量下降也达38.7%。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原本并不景气的汽车客运行业雪上加霜。

“那时候广州好多来这边上班的,每个星期都回去,见到就打个招呼。”去年5月份后,曾经熟悉的八九个乘客,黄兴只见到两个,还只是偶尔见一次,“也不知道是走了,还是没上班了。”

今年8月1日,沙井汽车站将正式停业。被问及停业后的打算,有的员工准备休息一段时间,有的员工打算回家创业,有的员工还不知道做什么。

家在海南的杨涛,在停业后,将搬离居住了15年的宿舍,“看着这条街,好像我昨天才来到这里一样。”杨涛说,“回家了就想着来上班,上班就想着回家。这次回家,就可以彻底放松下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采写: 南都记者 蒋津津

摄影:南都记者 霍健斌

撰文:袁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