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过一篇关于福康安平定西藏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他的祖父李荣宝和父亲傅恒。因此有读者就评论说，为何祖父叫李荣宝，而孙子不叫李康安而叫福康安呢？其实这对于不太了解清史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疑问，因为清代满族旗人有个习惯，他们称呼往往不称姓而称名。
满族姓氏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其间也经历了一个汉化、简化的过程，下面就此问题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满洲姓氏的探究八旗满洲人的姓，满语叫“哈拉”，一般多源于地名、部落名或者是某一图腾。当同一血族的成员逐渐分散到各地，血缘纽带由紧到松，地域关系由近到远，并进一步形成新的血缘分支后，就在旧有姓氏上冠以所居住地方的名称。如住在叶赫地方的那拉氏，姓叶赫那拉；住在辉发一带的则姓辉发那拉氏。
满洲著名的瓜尔佳姓分为苏完瓜尔佳、叶赫瓜尔佳等十二大姓氏；觉罗姓内则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等氏。清代爱新觉罗氏，也是这一古老姓氏的一个分支。
满人的习俗是“称名不举姓”，人们相逢，一般只以名字相称。康熙年间有一个满洲将领叫“穆成额”，他的姓不是“穆”，而是“那木都鲁”。与他同时的另一个满洲人也叫“穆成额”，但他却姓“萨尔察”。开篇提到的福康安以及他的祖父李荣宝和父亲傅恒，其姓氏都是富察氏。
至于见面不举姓的缘故，据说是自氏族社会传下的旧俗。姓氏，作为一个基本血缘组织的标记，只有在与外部交往中才发挥它的功能。这个习俗相沿日久，“称名不举姓”便成为了旗人的共同风尚。
在八旗姓氏中，从先世女真人承袭下来的为数不多，其中较著名的有富察、伊喇、纳喇、费莫、完颜、钮钴禄。16世纪后，又吸收了不少蒙古姓氏。如博尔济吉特氏，原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的姓。清朝入关前后，满洲这一新的民族大量接纳外来民族成分，又加入了索伦、锡伯、赫哲、达斡尔、汉、朝鲜等族姓氏。
汉族女子嫁入女真人家后，多会改称为“某佳氏”。明末清初归附满洲的汉军旗人，一般都在本姓之上加上“佳”或“尔佳”，如佟佳氏、王佳氏、张尔佳氏等。
入关后满洲姓氏趋于汉化清入关后，满洲人改用汉姓汉名的情况已露端倪。顺治帝就取了一个汉式名字——福临。顺治九年（1652）会试，取中满洲进士、蒙古进士各五十人，状元麻勒吉，授弘文馆修撰，改名曰马中骥。但这种改名现象的普及，还是在满人逐渐放弃本族语言改用汉语之后，这大抵发生在乾隆、嘉庆年间。
乾隆时，许多满人或者已经不知先世还有“称名不举姓”的旧俗，或者是故意效仿汉人，往往将自己名字的头一个字当作姓，以致引起乾隆帝亲自干预。乾隆三十二年（1767），吏部带领引见的旗人中有个叫满吉善者，是觉罗留保之子。乾隆谕旨称：
“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管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
到了嘉庆年间，一些宗室子弟甚至对自己本应引以为豪的老姓——爱新觉罗氏也无所谓了。爱新觉罗汉姓曰“金”，其他觉罗汉姓曰“赵”，本来是泾渭分明，有些宗室却偏要以赵姓自居。
有个宗室名图克坦，人称赵大。问他为何如此称呼，回答说赵姓是百家姓之首，宗室既然至高无上，必然姓赵无疑。清朝规定宗室系黄带子以与其他人相区别，于是又有宗室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黄姓。嘉庆帝因此龙颜大怒，传谕宗室，此后再有以赵、黄姓者，一定从重治罪，不过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个禁令效果不大。
其实，满洲人家族观念还是很强的，又重视纂修家谱、族谱，所以真正将老姓忘记的为数寥寥。他们之所以改从汉姓，主要还是顺遂习尚，也为了交往的便利。
清中期以后满人取名逐渐汉化满人早期风俗十分朴素，生子命名多不取吉祥字眼。由于渔猎采集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对各种禽鸟如数家珍，往往用以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就有多尔衮、固尔玛浑、博和托、杜度等人，借以动物之名命名。
在某些场合，新生儿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便成了名字来源。如克勤郡王岳托，其名字词义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名字词义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名字义为胎。此外，颖亲王萨哈廉，名字义为“黑”，贝子博洛，义为凉帽。
满人命名还常用数字，某人出生时，祖父适值七十岁，他的名字就叫“那丹珠”，满语“七十”之意。后来更直接用汉语的，如祖父时年六十二，就取名为“六十二”。这种习惯，也是汉人所没有的。
入关后，满人逐渐意识到命名习惯的粗陋，开始将汉人常用的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美好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皇太极生前，给第九子命名为福临，取“福之将至”意。福临第二子、五子、七子分别命名为福全、常宁、隆禧，带有明显的汉化倾向。康熙帝玄烨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也体现他在给皇子的命名上。很多命名灵感均来源于《礼记》和《诗经》。
上有所好，下必效仿。此后，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字词命名，日愈成为旗人中的习尚。但是由于这一类字词在旗人名字中使用频率很高，有时还会产生误会。
《南亭笔记》中记载：有旗人名五福，他前往广东番禺任知县。广东有习俗，凡新年来临必贴“五福临门”于门上。五福看见后认为这是怠慢自己，大动肝火，下令将有关人等笞杖数百。搞得番禺县民此后不敢再贴“五福临门”。如此误会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旗人取名还有一种风气，就是常将名字头一个字几代相传。大学士阿桂，其父名阿克敦，其子名阿迪斯、阿弥达，三代人的首字都是“阿”。乾隆帝认为“阿”字虽不见于汉人的《百家姓》，但这样通用下去，时间一久，也可能成为一户新姓，所以下令阿桂，日后不准再用“阿”字为孙子辈取名。这就是后来人们常有的“旗人父子不同姓”、“满族一辈一姓”的误解。
在乾隆、嘉庆两朝上谕中，有关旗人“效仿汉人习气”，更改汉姓汉名的内容不胜枚举。皇帝虽然将这种现象上升到“数典忘祖”的高度，痛骂这些人，或者亲自干预更改姓名，实际上效果微乎其微。旗人改从汉姓汉名，不仅是仰慕汉俗，更重要的是，旗人不能摆脱与汉人的频繁接触，而汉人称呼满名又感拗口，难以记忆。旗人为交往便利起见，取汉名是顺乎自然的选择。
事实上，还不仅仅是姓名，就是汉人所用的“字”和“号”也成了满人的效仿的对象。就连乾隆帝的十二阿哥成亲王永瑆也取了个别号为“镜泉”，为此永瑆还遭到了乾隆帝的一顿训斥，说他“鄙俗可憎”。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即使是生养深宫的皇子，对汉人的姓氏文化也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