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是“殷方”遗址的重要物证之一：“乳钉纹青铜爵”！
“乳钉纹青铜爵”解析：
既叫它“爵”，那它就不是“王”器了，更不是“夏都博物馆”专家所视为的“王权”的象征。
传承于我们所知的有：赐爵、爵位、封爵、伯爵、侯爵、爵士等，但早期没有“王爵”。
爵，是天子／王分封、赏赐给君主／国家诸侯／贵族的封号、酒器。
古代“爵”与“雀”同音，爵又被假借作“雀”鸟饮水之形，意为雀饮欢快鸣唧足也，饮足能高飞。
《易中孚》：“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男、子，凡五等。”
“爵制”析：
（1）三锥足，表示其根源于“三皇”，即“天、地、人”。
（2）腹部一面有凸线“二”道，表示其为“诸侯”封号。
（3）两线之间横列五枚乳钉装饰，表示遵循“五帝”礼制而成器。
（4）前有二柱，如耸翅高飞、拟爵位高上，又如诸侯为“天子／王”之柱衡也。
王的饮酒礼器称：“王尊”、“樽”、“鐏”、“玉尊”，即尊者所用也。
不仅如此，二里头的“爵”，也没有“王”器特征！而“王”尊之制，见安阳殷墟五号宗庙遗址。
其实，以“鸟”形制作盛器，传承久矣。有大量的鸟陶盛器，最出名之一，是陕西出土的“陶鹰尊”，它的历史更加久远。
综上所述，二里头“夏都”被后人夸耀为“华夏第一爵”的青铜爵，不仅叫错了，反过来它还是殷“方”（国）的物证之一。
殷方，指殷（鹰）人受“王”封而成方有土的方国诸侯。
诸侯的标志，是方土去四角（国），表示诸侯只有一方之土。
殷墟五号宗庙遗址，出土刻有该铭文标志的礼器，此表明了殷人“王天下”之前的地位。（而非“亚”释及“亚”意）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当把诗中之“宅殷”诠释为“殷宅”，就会对殷人的起源和发展，有更深的理解。
《尚书·尧典》：“帝曰：契，百姓不享，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因孕生契。……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帝喾始生殷人，殷人发展成殷族。帝舜时期封契“商”地，殷人始有封地，故世称其为殷人、商人。殷族天乙·汤王天下后，始有王号，王号为殷，都“商”称殷商。
今之人称其为“商”，并将之列为“商朝（／代）”，认为“殷商”是商人迁都殷墟后才称为“殷商”的，有此误解的原因是——无法释读和还原早期出现的“殷”字。
这是学术失误，也是让“早殷史”的还原变得困难的原因之一。（这方面的文字解，以后另作专题）
整合、梳理本篇及前四篇文章，不断缩小范围，然后逐步进行定位：
以考古学挖掘的“殷墟五号宗庙”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遗迹、遗物，再结合历史文献，可以初步推断，二里头文明是殷人在“王天下”之前的殷“方国”遗址，年代在唐（尧）、虞（舜）、夏之间。（但如本专栏大标题所示，二里头遗址不是“夏王都”，请注意，本人强调和否定的是“夏王都”三字！）
随着论证的不断深入，后面一定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而本文开篇所言之乳钉纹青铜爵，当是唐虞时期，舜摄天子位，赐给殷方“契”或其后人的爵器。或许就是《史记》所载之“帝舜命殷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
甚为可惜的是，世人把“殷墟五号宗庙遗址”释为商晚期武丁配偶“妇好”之墓，由此彻底关闭了殷人的探源之路。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所谓的“夏都”二里头。
二里头“夏都”一旦确定，夏王朝将又被掩藏，使夏历史不得“正视”天日了。
（连刊文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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