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黑龙江逊克县的温度已经跌到了零下，蓝色的江面上浮动着流冰。这个边陲小县城与俄罗斯一江之隔，坐船过去也就十几分钟。
45岁的农民董德升沿着江边晃荡，穿着一件发旧的黑色薄棉袄，一路哼着二人转，一只小白狗跟在身后。看起来心情不错。
他捡起一大块冰，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咬着。阳光洒在冰面上，映着他那双宝石蓝的眼睛。高挺的鼻梁两侧被冻得微微有些泛红，毛线帽子下露出来一小撮黄色的头发。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他对着手机镜头说，然后哈哈大笑，是地道的东北大碴子味儿。
几小时后，这条视频在网络上的点击量超过了五十万，一千多条评论各式各样，“就喜欢看彼得大叔热爱生活的样子”“这东北话比我还溜”。
董德升在黑龙江边，对岸就是俄罗斯。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彼得洛夫董德升，是他的网名。2016年，因为一档真人秀综艺节目，这个长着一副俄罗斯面孔却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农民意外走红。
之后他也做起了直播，收庄稼、捕鱼、讲段子，让彼得大叔坐拥了一百五十多万粉丝。
现在，当群演、上综艺、做直播、拍纪录片，彼得大叔一个也没落下。看着视频里这个面孔和说话十分违和的大叔，不少人会在评论里问，“你到底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
黄头发蓝眼睛的东北农民
“感谢老铁支持！”
“谢谢吉娜送的跑车！”
董德升坐在手机架对面，一边把新收的榛子装袋，一边做直播。四周堆满了麻袋装的大碴子、榛蘑，这本是家里的车库，媳妇儿杨月梅两年前改成了囤货的仓库。
“你家蜂蜜为啥有点贵？”，他认真读着弹出的每条评论，“简单，别买就行了。”他挑了下眉毛，后半句突然降低了音量，瞥了一眼边上的媳妇儿，确保她没听到。
“疯狂卖货？我要是疯狂卖货我早在这嗷嗷喊了。”董德升不自觉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开始专心和网友唠嗑。
前些日子，不少平台找过来说要签约彼得大叔，让他直播带货，一年收益能上百万。但他闲散惯了，觉得现在过得也挺好。
董德升在自家仓库做直播。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这可能跟我的俄罗斯血统有关，俄罗斯人一周挣点钱周末就都花了，我虽然没那样，但还是喜欢自在，这钱挣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董德升身上有八分之七的俄罗斯族血统和八分之一的汉族血统。一百多年前，十月革命爆发，他的祖辈赶着马爬犁从俄国逃难至此，在边境线上逊克县的小丁子村安家落户。
当时，来中国的俄罗斯族人在附近的村子里极为常见。小丁子村后来更名为边疆俄罗斯族民族村，是中国第一个以俄罗斯族命名的村庄。
董德升是迁徙后的第四代后裔，爷爷从小就告诫子孙，“我们是中国人”，家里禁止说俄语。
“彼得洛夫”这个名字是他和俄罗斯唯一的连结，还是成为网红之后才起的。
“彼得大叔，你喜欢中国吗？”直播里跳出一条弹幕，董德升瞪圆了眼睛，怒气冲冲，“我就是中国人，我不喜欢中国我喜欢哪儿？”背后消火栓上面挂着的国旗都被震得晃了几下。
网友是新来的，不知道这个话题是董德升的禁区。直播评论里只要带“二毛子”、“毛子”，他二话不说，直接拉黑。
“这是对我的不尊重。”从小因为长相和其他人不一样，董德升没少因为这事儿和人干仗。
曾经，董德升很讨厌自己的这幅面孔，在人堆里站着，他永远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他曾想换掉这张脸。
董德升在黑龙江边，对面是俄罗斯。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山东媳妇儿和她的俄罗斯族丈夫
“你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儿就是嫁给了我。”
“你知道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无岸吗，说的就是我。”
一大早，董德升和媳妇儿就开始日常斗嘴了。
1995年，21岁的山东姑娘杨月梅认识了黄头发蓝眼睛，东北话却说得贼溜的董德升。
董德升和媳妇儿杨月梅。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起初，杨月梅并不想嫁。“在那个年代，咱们生活的范围之内突然有张不同的面孔，肯定接受不了。”
90年代，像董德升这样的中俄混血并不招人待见，带着脾气大、爱喝酒的标签，虽然相貌英俊，但还是会被大家排斥，找对象并不容易。那时候只要能和汉族人结婚，他们会觉得是一件无比荣幸的事情，这意味着自己的下一代再也不会被别人用奇怪的眼光去看待。
刚结婚的那几年，杨月梅轻易不敢和丈夫一起走在街上。村里人爱嚼舌头根子，遇见了就会问，“你是不是以前有什么不开心的历史，怎么嫁给他了呢？”她无奈，也懒得解释。
要融入一个俄罗斯族大家庭，对这个传统的汉族姑娘来说，也是个难题。周围人一下子从黑头发的变成一群黄头发的，而且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就爱喝酒，拿酒当水喝，杨月梅坐在中间，觉得自己像是个外人。这种感受她没和丈夫说过，害怕伤他的心。
因为喝酒，夫妻俩总干仗。有一次吵架吵得凶，差点要离婚。那晚董德升回到家，话也不说，就往媳妇儿手里塞了二十块钱。
“都快不能过了，他还给我钱。扛一袋粮食能赚两三毛，一袋粮食是180斤，这二十块钱要扛多少麻袋粮食。”杨月梅眼眶有些发红。那时家里很穷，董德升跟一帮兄弟组建了一个临时人工装卸队，一天赚十几二十块钱，回家后不管赚多少都交给媳妇儿。
“他除了爱喝大酒，其他地方都完全汉化了，就是东北人的性格。”杨月梅说。
董德升好玩儿，“不务正业”，对钱没有概念。有一段时间，董德升四处当群演，一走就是半个月。一次拍戏挣了两百多，却花了一千四。媳妇儿觉得这样下去家里要债台高筑。
董德升当群演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我出去是见世面去了，你懂啥。”
“每次一挣点钱就都喝酒了，你要这样的话，就别去了，家里早晚都得亏空。”
最初日子穷，夫妻俩第一次卖粮，挣了七千块钱，是家里的第一笔存款。董德升想存银行，“钱有点儿就够了，赚多少合适。”
但杨月梅用这笔钱承包了五百亩地。地里长出来的黄豆、苞米，接连几年都卖出二三十万。后来还在县城里买了个房子。
谷子成熟了一茬又一茬，杨月梅心里最开始的那种不适感渐渐被柴米油盐的日子冲淡。
现在家庭聚会，男人们喝酒，她就和彼得姐姐们坐一起唠嗑，孩子们也“姑姑长，姑姑短”地叫着。
“我老公他长成啥样，对于我来说都是亲人，是孩子的爹。”
隐藏身份的俄罗斯族人
董德升的家族已经在这个边境小县城生活了五代人，他们一点点褪去俄罗斯的印记，在东北的黑土地上逐渐被中国化。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中国境内俄罗斯族人口约有一万五千余人，黑龙江沿岸的村庄里居住了大量的俄罗斯后裔。
董德升的姑姥生活里至今保留着前苏联的影子，她今年74岁，长相一半汉族、一半俄罗斯族，是俄罗斯族第二代后裔，住在边疆村的一个俄式小院里。
家里有列巴炉子、做酸奶的坛子，她还常常用西红柿自己做苏伯汤，就着列巴吃。
每年四月，边疆村举行巴斯克节狂欢，姑姥会穿上自己的布拉吉上街，和其他俄罗斯族妇女一起载歌载舞庆祝。
董德升喜欢去姑姥家串门，每次去姑姥不是给他背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就是背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姑姥爱学习，书桌上放满了孙子十四年前用过的书和字典。最近，她在自学俄语。
下一代孩子们已经不想学俄语了，也吃不惯俄罗斯的食物，做酸奶、烤列巴这些手艺都将在姑姥手里失传。
姑姥是第二代俄罗斯族后裔，今年74岁。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想我妈妈，想婆婆妈妈，怀念她们以前在世时候的生活方式。下一代人已经离得很远了，我还是挺近的。”姑姥偶尔会感慨。
和姑姥年龄相仿，董德升的姑姑董春叶是俄罗斯族的第三代后裔，拥有百分之百的俄罗斯血统。
姑姑一头金发，一双碧眼，眼眶凹陷，每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觉得长得不好看，和别人不一样。直到三十岁出头，姑姑听说能染发，第一时间就去把头发染成了黑色。新长出来的还是黄色，就继续染，再长再染，这一染就是三十多年。
姑父是中俄混血，“这样谁也不用笑话谁”姑姑说。
姑姑就想着，要让儿子们娶个汉族媳妇儿，好把血统一点一点改过来。在过去的年代，父亲因为这幅面孔吃过亏，受过打压，姑姑一辈子都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从家里的窗户向外望去，就是逊克海关。与波镇仅一江之隔，但70岁的姑姑却从来没去过。家里条件不允许，也听不懂他们说话，去了也没啥意思。这个念头一直被她压在了心底。
三个儿子里，老大李国华继承了俄罗斯人的基因，爱喝酒、体格大。小时候没少受欺负，同学们经常给他起外号。
他在北京打过十年工，整个公司上上下下没人喊他名字，见面就叫“俄罗斯”。
表弟彼得在快手上火了之后，他也玩起了直播，起了个名字叫瓦西里。现在，他也成了“网红”。
以前这张脸让瓦西里自卑，但现在却给了他一份体面的生活，每个月能挣四五千，“我愿意当俄罗斯族人，现在出去好多人羡慕我，时代不一样了。”
姑姑一家人，右边是大儿子瓦西里。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做直播的还有彼得的二姐，她是家族里打扮得最“俄罗斯”的女人，和姑姑不一样，二姐从来不去染发。
在直播室，经常有人问她为啥不会说俄语。“我从小就是吃大碴子长大的，也不是喝牛奶长大的，哪来的牛奶味儿。在这里生活久了，这就是我的家。其实咱们农村小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抱负，在哪儿生活就是哪儿的人。”
“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演”
十月底，刚刚下过一场雪，天空还有一层阴翳。清晨六点，下道干村里董德升的老房子就开始热闹起来。
摄像机、灯光、挑杆儿麦，二十几个剧组人员都聚集在这个小院儿里，地上还铺着董德升前几天收回来的苞米，窗台旁边挂着几条刚打回来的江鱼。屋里董德升一家三口正在拍戏，屋外站着一众俄罗斯族群演，姑姑、表哥、表弟、二姐全部上阵。
董德升的二姐和她的女儿。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这是董德升第一次当主演，休息的空当，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成篇的台词还是背不下来，他用笔在纸上写下“上台千万别紧张”。
董德升第一次去拍戏是2009年，演的是白俄土匪。这样的角色，家族里许多人都扮演过，“演的都是俄罗斯土匪，没好人。”但是，“包吃包住包路费，还给钱，又能去玩儿，这么好的事儿干啥不去！”
2014年，导演李超邀请董德升拍了一部纪录片《回不去的老家》。在片中，董德升带着媳妇儿和孩子们去了海参崴，这是他们第一次去俄罗斯。董德升随身揣着一张老照片，带着故去的亲人们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去看看俄罗斯的大海。
在凯旋门前，导游说这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走过的地方，董德升突然情绪崩溃，泪流满面。
“我们为什么来到中国，就是因为他被杀了，清剿贵族。想到的都是我爷爷我爸跟我唠的那些故事，太难受了。”董德升在镜头面前泣不成声。
李超感受到了董德升身上关于身份认同的矛盾和纠结，“他的父辈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他是没有俄罗斯生活经历的，除了长相，他已经完全就是个东北大汉了。但在凯旋门前，他就想到了他的家族，控制不了情绪。”
董德升在拍摄现场黯然失落。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在纪录片中，第五代的儿子女儿已经完全没有了身份焦虑。儿子全程都在玩手机，父子两代人的矛盾就凝结于此。
如今，儿子去了武汉上大学，女儿年纪还小，董德升偶尔会想起来曾祖父赶着马爬犁跨越黑龙江的故事，却不知道该和谁讲。
十一月的初冬，一场雪过后，黑龙江又冻了一层冰。傍晚，董德升去江边溜达，小白摇着尾巴跟在后面。
他往江里打了一个水漂儿，看着对岸的波镇天色已暗。
“现在对我来说，对面就是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除了长相跟对面一样，其他都找不到了”，董德升回过头，用手指着远处的土地，“我的情感在这边，在我的地里，我的家里。”
董德升在自家地里，不远处是祖辈埋葬的地方。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摄
“要是搁以前，我真愿意换掉这幅面孔，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但搁现在，我不想换了，它让我的生活变好了，至少供我儿子上大学没一点儿压力了。我要说现在想换，太假了，太虚伪了。”
在不远处的山脚下，是爷爷和父亲埋葬的地方，董德升说等到自己死了以后，也要埋葬在这里。
文 新京报记者解蕾 摄像 新京报记者徐天鹤 剪辑 新京报记者李相慧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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