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家庭爱的缺失和教育的不完整，导致了我和弟弟最后都染上毒瘾，走上了一条害人害己的路
文 郭 毅
晓莉是女所里公认的“台柱子”，不仅所里组织的每一次文艺演出，她都要身兼主持、独唱、舞蹈等多个角色，而且她的节目还走出了劳教所，参加地方和省劳教局组织的文艺汇演，还获得过不错的名次。
她说，在所里的每一次优异表现，都会计入最终的“诊断评估”，会列入提前出所的依据。她告诉我，按照她自己的估计，她可能会提前三四个月出所，但她始终有一个困惑，她不知道出所后能否还像在所里这样无拘无束地唱歌跳舞。
歌唱和舞蹈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融进她的血液中了，特别是现在成为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她知道时间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只想尽情地舞蹈和歌唱。
“一个画夹俘虏了我的心”
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工作，那一年我刚20岁出头，在区上的锅炉厂上班，单纯、活泼的我很快成为厂里众多男同事追求的对象。加之我喜欢唱歌跳舞，厂里的各种联欢晚会、文艺活动我都会成为车间班组首推人物，我在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青春与活力。
那时候，同一个班组的一位谢大姐对我特别关照。刚上班就能遇到这样一位大姐，我觉得特别幸运。
有一天，谢大姐说，她有一个亲表弟，在市化肥厂工作，小伙子长得不错，想把他介绍给我做男朋友。我笑了笑说：“大姐，我还小，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事。”
谢大姐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一天周末，我刚下班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谢大姐就急冲冲地跑过来说：“晓莉，你姐夫今天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也闲得慌，今天到我家一起吃个饭，也好陪大姐说说话。”我本来是一个挺爱干净和讲究的人，平常很少到别人家去住，但还没容我拒绝，谢大姐已经连拖带拽把我拉出了办公室的门。
谢大姐带我一块去买菜，最后还买了饮料和白酒。我一直告诉大姐我从来不喝酒的，而且买的菜也不像我们两个人能够吃得完的。
那天，谢大姐一连做了七八个菜，我就有一种预感：今天的客人肯定不止我一人。果然，在菜做好5分钟不到，一个男孩子如同约好似的来到谢大姐家。当时，男孩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人长相一般，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应该接近一米八。在整个就餐的过程中，男孩一直显得很拘谨。事后谢大姐告诉我，由于我这位大美女实在太漂亮了，他在我面前显得不自信。在那天的晚餐上，我还知道了这个男孩就是谢大姐经常向我提起的她的表弟，名叫张波。
吃完饭后，谢大姐的表弟就走了。晚上，谢大姐一直在我耳边讲她那位表弟如何老实，如何勤奋，如何会疼爱人，别的我倒并没有多少印象，至于最后一条会疼人，我确有体会。饭后聊天时，当我杯子里没水时，他都会及时为我杯子里添水，显得眼里特别有活儿。
第二天，谢大姐就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可能是谢大姐整天在我耳边念叨，谢大姐那位表弟张波的印象逐渐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
在谢大姐的安排下，我与张波有了第一次约会。说是约会，就是我们一起喝了一次茶。由于我是第一次约会，也不知道讲什么，加之他的话也不多，就这样我们只是东拉西扯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干脆两人都无话可说。
在与张波的交往中，我知道他在市化肥厂搬运车间上班，那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上班很辛苦，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他们会更忙一些，这个季节化肥的用量会大增。
张波也会常借口去找谢大姐，到我们单位来看我，每次来，他都会为我带上几种我爱吃的水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交往的加深，我对他竟然产生了一种依赖。
一天，张波在今天看来非常平常的一个举动，竟让我莫名感动：那天晚上，我刚吃完饭在家看电视，张波打电话叫我出来一下。到了我们约定的地点，从来不知浪漫的张波让我闭上眼睛。等他让我睁开眼睛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画夹。那一刻，我竟有些颤抖。那是一个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不仅喜欢唱歌，而且喜欢画画，在我那个不大的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我画的各种人物素描和花鸟。我一直梦想有一天背着自己心爱的画夹，走进大自然中，画那些山水、花鸟、树木。
我完全没有想到，细心的张波还是在与我时间不长的交往中，捕捉到我的兴趣爱好，满足了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在一个普通的晚上，带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张波还告诉我，他刚买了几盘有关李玲玉的磁带，不妨现在就到他家里去听一下。也许是还依旧沉浸在刚才的感动中，也许李玲玉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手，我想也没想就对他说：“好呀，好呀！”就这样，我到了张波的家里，听完几盘磁带后，夜已经很深了，当我提出要回家时（其实我们两家相隔并不太远，坐出租也就四五分钟的车程），张波一下子拉住了我，一切我都明白了：他想留我在他家过夜。
我没有再坚持，那个原本在我眼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孩子，在那样的夜晚竟然是那样美！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异性家里过夜，可能还是缘于感动，也就在那一天，我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了自认为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尽管后来证明当初是那样的轻率。
张波紧紧拥着我的时候，我竟然泪流满面，不知道是为自己的最宝贵的第一次的失去而流泪，还是为别的，但我分明能够感到一个男人臂膀的力度与身体的热度，真的能够融化一颗心灵。
那一天，距我们第一次见面仅仅才3个来月。当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只是觉得我情感的荒漠，太需要温暖，哪怕它并不那样炽烈。
张波的那份爱与温存，是我的家庭所不能给予我的。
“奶奶的爱伴我和弟弟长大”
我和弟弟是在奶奶的爱与叮咛中长大的，缺失的是父母的爱。
记忆中，父母永远都有吵不完的架，白天吵，晚上吵，吵到最后，他们自动解除了婚约。
父母没有离婚前，一直做着贩菜的生意，那是一个辛苦活儿，顶着星星出门披着月亮回家。父母早出晚归贩菜，根本没有时间照看我们。
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桌子上父母留给我们姐弟俩的早点钱，起初是奶奶带我们去吃，后来我们姐弟俩结伴去吃。
桌子上的早点钱，是记忆中父母留给我和弟弟的爱。
父母争吵的话题在今天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候父母争吵打斗后，母亲的啼哭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第二天，父母还是照常去上菜，好像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许两个孩子、一位老人一家五口生活的压力，不允许他们奔波忙碌的脚步停留下来。
虽说奶奶没多少文化，但她的善良和细心，把我和弟弟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奶奶毕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和弟弟在青春期的精神困惑，奶奶无法给予我们及时的疏导。正是家庭爱的缺失和教育的不完整，导致了我和弟弟最后都染上毒瘾，走上了一条害人害己的路。
这些都是后话。
无论是父母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父亲对我和弟弟都很好，非常疼爱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父亲给我买新衣服。有时候父亲对我甚至比对弟弟还要好，这主要是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不大的家里，墙壁上贴满了我得的各类奖状，而且我还能歌善舞，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整天像一只快乐的精灵。
每每看到我从学校拿回奖状，或者当众给奶奶唱一首动听的歌曲，跳一段优美的舞蹈，左邻右舍的邻居都会纷纷夸奖我。这种对我的赞美最终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企望我和弟弟能够成才，成了父亲的精神支柱。
我始终觉得对不起奶奶，她不仅在晚年承担了养育我和弟弟的重任，而且现在还要在风烛残年，去咀嚼她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儿、孙女，双双不争气所带给她的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
我一直在心底骂自己是一个无情的人，我一再用行为证明着自己的残忍：吸毒、戒毒、劳教、感染艾滋病病毒，以至这次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奶奶现在和父亲、后妈住在一起，一生的劳碌、苦难并没有击垮奶奶的身体，虽说现在已经80多岁了，依然身板硬朗、耳聪目明。入所后，我打给家里的电话有时候是她接的，从父亲那里，她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包括被感染。传统、正直而又善良的奶奶在电话里告诉我，是党和政府在救我，是他们在帮我治病，要我在这里好好听党的话，奶奶还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晚上做梦都在想我。
每每接完奶奶的电话，我都会痛哭一场。我真的想早点回去，尽点孝道，毕竟她已经80多岁了。
“父亲跪求警察别关我”
一份轻率的爱，注定是个短暂的悲剧。
很快我发现张波的行迹和表现令人匪夷所思：要么给他打电话时通了但很长时间无人接，要么一起到外面吃饭或娱乐时，往往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呵欠连天，好像头天晚上根本没有睡觉，接着他就一定会找借口打电话或上厕所外出约半个多小时，等他再回来时已经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焕发。
终于有一天朋友们聚会时，张波告诉我他要去趟厕所，谁知一去就是40多分钟。我有些不放心，就到厕所里找（厕所是不分男女的那种，入厕者只需在里面把门插上），只有一个门关着，很显然，里面有人。我在外面喊张波的名字，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决定就在厕所外面等，故意喊了声“你不出来就永远在里面呆着，我走了！”喊完后，我轻手轻脚地等在厕所外，大约10分钟左右，张波果然从厕所里出来了。为探个究竟，我不顾他的阻拦，冲进厕所，在垃圾桶里，发现一只刚被丢弃的带血的针管，直觉告诉我：张波在吸毒，并且刚扎完针。
我只觉天旋地转……
张波说他吸毒已经有两年了，原来是单位的一位工友在他们等着装运化肥太困时，就拿出海洛因说这东西提神。他还说在他们那个搬运车间，好多人尝过。后来张波上瘾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注射。
张波还笑着说：“没事，没有宣传上说的那么厉害和可怕，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说完还使劲地拍了拍胸脯。
当一下子把你推到一个始料不及艰难的境地时，除了去面对和接受，别无选择，更何况张波已经是我生命中一个如此重要的人！
很快，在张波一遍又一遍的怂恿下，我沾了第一口，并且很快无力自拔。
张波吸毒的事很快被父亲知道了，没有丝毫犹豫，他坚决让我与张波分手，口气强硬容不得半点商量。
在父亲的强压下，我只得选择屈服。屈指算了一下，与张波相处、相恋只有半年。
张波的离去，让我的情感又陷于一片荒漠。
2001年，我在一家歌厅里吸毒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在公安局禁毒大队做完口供、笔录时，鉴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们决定对我进行强制隔离戒毒。那是我第一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也是我的家人第一次跟公安局的人打交道。戒毒决定书送达到家里时，我已经一连好几天没回过家，正为我的安危而担忧的父亲和奶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不明白，一向乖巧的女儿怎么会去吸毒呢？当得知我要被关进去6个月时，他们更是显得异常恐慌，在他们看来，坐牢6个月（他们一直把戒毒看作是坐牢），是一个不短的刑期。
“扑通”一声，父亲一下子在警察的面前跪下了，声泪俱下：“求你们放了她吧！她还小，不懂事，回头我好好教育她，你们这样把她关进去，让她将来出来后如何做人呀？”
然而法律是无情的。
在戒毒所关了7天后，我被放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是父亲花了5000多元钱把我保出来的。当时想起来无所谓，好像那是他们应该做的，现在觉得自己真的好没良心。出所的一瞬间，我发现父亲一副焦急的神情，我只是被关了短短的7天，他看起来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出所后，为防止我再到外面去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父亲放弃做了10多年的贩菜生意，整天在家守着我，寸步不离，然而在一个星期后，我还是找了个机会偷偷溜出了家门，复吸。
就是那一次逃走，在我看来，家从此对我如同樊篱，束缚着我的自由，并且变得可有可无。我错误地认为，只有逃离，逃到家以外的世界里，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的性伙伴有好几百人”
细算下来，和我打过交道的男人不少，但真正有过真感情的不多，算上张波应该是只有两个人。
命运注定我这辈子与姓张的有缘，我的第二个男人也姓张，人家都叫他张总，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由于我们市靠近长江，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张总经营轮渡旅游的生意异常红火。
与张波分手后，我常到酒吧喝酒、歌厅唱歌来打发空虚的时光。一次，几个要好的姐妹相邀到一家夜总会去看演出，演出以歌舞为主，就是常见的一曲终了有人鼓掌有人献花的那种，接着就是富豪大亨点歌一掷千金的轮番斗富。
与张总的相识充满戏剧性。
当时张总也在现场看演出，在一个与观众互动的环节中，他是被自己单位的员工鼓噪到台上的。张总上台后，非常绅士地说：“我希望台下的哪位女嘉宾上来与我对唱一首湖南民歌《龙船调》。”台下没有动静，这时，我们的那帮人来疯姐妹纷纷喊叫起来，让我上去。张总的唱功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由于配合较默契，还是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一来二往中，我与张总熟识了，当张总得知我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舞蹈也相当了得时，每次他们公司组织活动，他都会邀请我过去参加。我每一次的精彩表现，都极大地满足了张总的虚荣心，每一次他在给朋友介绍我时，都会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晓莉。”
当张总向我表达那种意思时，我没有拒绝，毕竟吸毒上瘾的我每天的毒资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一次聚餐后的晚上，张总开车把我拉到了一家豪华宾馆。
第二天一早，张总打电话让秘书送来20万元，他把一大包用黑色塑料袋包裹好、还没有拆封的20叠人民币丢在我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20万，我包你一年，唯一的要求是这一年里不允许别的男人碰你。”
很快，我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同时辞去了锅炉厂的工作，花了七八万元买了辆小汽车，一来为了显阔，二来为了方便与张总约会，我当起了张总的“全职情人”。
一年后，张总来我这里过夜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他对我腻了。我知道像他这种男人历来是喜新厌旧，与其等他明说，还不如自己知趣地离开。我们和平地分手了。
张总给我的20万元很快被我花光了，为了满足日益增大的毒瘾，我只好当起“小姐”。那段时间我们市上的经济发展飞速，一些洗浴中心、娱乐场所和夜总会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来，好多里面都有那种服务，因此当“小姐”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由于我长得还算不错，又年轻，我的“生意”更是出奇的好，好多是回头客，和我发生关系的有好几百人，那时候真的好挣钱，很多时候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我想肯定有人被感染。
可以肯定地说，我就是那时候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一定是被别人感染的。
我希望早点出去，我会跳舞，民族舞、现代舞都会。我最大的愿望是出去后能当一名幼师，教小孩子跳舞、唱歌。只是当我被感染的消息传播出去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老乡从这里走出去的有好几个，其中有人告诉了我的生母，说我被感染了。母亲现在不理我，她都那样，何况别人呢。
采访手记：
晓莉绝少在我面前谈起她的生母，整个采访下来，这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大大的疑惑。当我合上采访本时，晓莉才稍显轻松。“我的母亲因为我得了这个病而没有与我联系，来所后她从来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话时，晓莉很伤感。她还告诉我，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又重新组织了家庭，对方也是二婚。“她过得并不幸福，男方的两个孩子始终不肯接纳她，连声阿姨都没有喊过一声。”但晓莉始终认为，作为母亲，从情感上一定要接纳她这个女儿，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
晓莉说，这是她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也是她慢慢把母亲遗忘的理由。晓莉在说这话时，眼角里噙满了泪花。
我希望晓莉出所后，尽情地用舞蹈和歌声宽慰年迈的奶奶、生父，以及生母。
来源：法制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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