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成皇后即闵妃生活在19世纪末这个整个世界都在进行着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她身为女性，却是大清国属国——朝鲜当时的实际统治者。闵妃生前并非皇后，但却是丈夫高宗李熙的正妻王妃。这换在中国，等同于皇后。
明成皇后是一个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在她的威仪之下，其丈夫黯淡无光。这种情形与中国唐朝的武则天及其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关系极为相似。但仅仅作为国母皇后的闵妃却直接操纵国家大权，这在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朝鲜被视为牝鸡司晨，同样在中国类似情况的武则天、吕雉、西太后也是一样。中国的这三位女皇或无冕女皇千百年来争议不断，同样经历相似的朝鲜明成皇后自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了。
闵妃早期主张对外开放，那个时候其公公兴宣大院君实施锁国主义，日本虽早有与朝鲜“通商之意”，却遭到层层阻挡。明成皇后当时主张亲日，支持开化势力，因而她得到日本支持。那个时候开化派对她的评价还不错，朝鲜著名政治家尹致昊评价她“天禀聪明，烛量甚快”。
俞吉濬是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开化党重要人物。而开化党是是朝鲜王朝末期所产生的一个秉持开化思想、以在朝鲜实现近代化改革、建设独立富强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团体。开化党对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楷模，表现出亲日态度，并且反感宗主国清朝的干涉，欲脱离中国而独立自主，故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
俞吉濬
开化党与大清的维新派有些相似，作为成员之一的俞吉濬也类似对西太后恨之入骨的康梁。在明成皇后执政后期，她与亲日的改革开化派渐行渐远，偏向亲华，多次利用清朝势力扫除政敌。清朝的袁世凯也曾帮助粉碎政变。所以开化派对明成皇后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俞吉濬对闵妃评价十分恶毒。他给美国恩师摩斯写的信中将闵妃与英国女王血腥玛丽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相提并论，称闵妃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然而俞吉濬这番评价显然是不恰当的。
玛丽一世暂且不论，但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是一个奢侈而不闻民间疾苦、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小女人。但一个王朝垮台了，民众往往喜欢把责任推给所谓的妖妃。玛丽·安托瓦内特不问政事尚且被民众千夫所指，摄政的闵妃又处在朝鲜末代王朝自然会成为文人讨伐的目标。更何况闵妃在甲申政变（有点类似大清维新派的戊戌政变围园杀后）后，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被闵妃集团所派刺客暗杀，使开化党人对闵妃的评价变得更加刻薄。
朴泳孝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朝鲜日治时期的贵族，开化党及亲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明成皇后的评价:“闵妃是朝鲜的大狐狸,万事都是障碍”。
人们对明成皇后的评价是随着阶级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
图为朝鲜开化党
明成皇后执政后期为了整个朝鲜王朝不受外人控制，动用全部力量，开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同时积极在国内实施改革，阻挡日本进入朝鲜的脚步。日本政府久攻朝鲜不下，恼羞成怒，自然对明成皇后十分贬斥。日本公使在政府报告中写道：朝鲜皇后是个个性顽强的女子，目光清澈锐利，让人不敢逼视。她坐在幕布后面，不时指挥着幕前的皇帝。有这种女子坐镇朝鲜皇宫之中，日本很难控制这个国家。”
《明成皇后》剧照
他们从闵妃的反日立场出发，普遍认为闵妃干政阻碍了朝鲜的近代化，导致朝鲜的亡国。1935年由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对闵妃的评价最有代表性，称“闵妃是聪明多智、秀于术策，一面阴险、嫉妒、残忍的性格兼有的妖妇型女性。”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史学家认为明成皇后是集中促使朝鲜灭亡的所有路线、社会的恶德于一身的妇人。以上对闵妃的认识和评价都被当代韩国视为儒教观念或“殖民地史观”产生的错误评价，他们的观点受到日本利益角度的极大影响。
1945年光复以后，后世对明成皇后的评价开始提升，尤其是大韩民国对其评价甚高。以往对闵妃的评价被视“殖民地史观”为而加以批判，而其他韩国学者则对过去对闵妃的认识进行推翻和颠覆。后世普遍已经接受闵妃并非操纵高宗的妖后，而是与高宗的理性的政治结合的夫妻关系的理念。数任韩国领导人也高度评价闵妃，韩国的影视作品也极力渲染明成皇后是“开化的先觉者”、“聪明的外交家”、“为抗日捐躯的国母”等杰出形象。
而朝鲜对明成皇后还是多持否定态度，将她定性为“保守势力的拥护者”、“两班地主的代表者”、“依靠列强维持政权的事大主义者”。尽管如此，朝鲜仍旧严正斥责日本杀害闵妃的野蛮行径，指出乙未事变是侵害朝鲜自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日本国家恐怖犯罪。
担任清廷驻朝大臣12年的袁世凯评价闵妃“怙恶不悛，刚愎自用”，并说“王妃昏妄，亲西人而薄中国”。当然这番评价可能是在闵妃执政早期得出的，因为明成皇后善于利用国际矛盾，为朝鲜争取生存空间，却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
但是明成皇后始终坚持朝鲜独立，巧妙利用日俄矛盾，引进俄国势力，延缓了朝鲜被日本吞并的进程。明成皇后掌握国家大权长达三十年，政绩显赫。她的政策普遍对人民有利，深受韩国人民爱戴。韩国史学家称她为“伟大的铁女子”。
雲绯文史号：故纸堆间（yunfei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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