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诞生了四代人。从人口统计学上来看,当今的“Z世代”(Generation Z)已经算是二战那一代人的曾曾孙了。自德国战败、日本投降以来,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了无数可怕的斗争冲突,数千万人因此而丧命。事实上,从 1945 年到未来的几十年间战死的人口数量,必然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虽然我们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 10 年,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日渐模糊,但每当我们提到“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明白,我们指的是发生在 1939 至 1945 年间那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一点从未改变。

今天留下的二战遗产包括了许多国家的边界,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普遍认同,那些 70 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跨国机构,以及那些得益于战争胜利的政治力量。然而,基思·罗威(Keith Lowe)却有力地论证说:战争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简单理解,值得进一步检验。

二战相关的题材在电视、出版物和电影制作方面的热度依然不减,最近就有两部二战题材的影片上映,分别是《丘吉尔》(Churchill)和《敦刻尔克》(Dunkirk)。而正是那些层出不穷的传奇故事,经久不息的战时宣传,以及我们自身正淡忘历史真相,使得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已经扭曲,特别是对于那些参战的士兵们和战时的平民们,他们的人生因为战争而彻底改变。作为亲身经历者,那场战争对于他们的意义可能与我们所以为的完全不同。

在《恐惧与自由》(The Fear and the Freedom)这本书中,基思·罗威对最关键的一点误解提出了质疑: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在二战中,同盟国是“正义”的一方,他们响应战争是为了与协约国的邪恶势力抗争,它们的反击战是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战斗。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有很多人都并不这么认为。伊维特·莱维(Yvette Lévy)是一名犹太人,战时曾被当做犯人关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纳粹劳工营里。在她看来,那些所谓的“解放者”和纳粹分子没什么两样。她说:“那些英国士兵的所作所为和俄国人一样不怀好意,他们同意给我们食物,前提是要我们出卖自己的身体。那时候,我们都患有痢疾,虚弱不堪,浑身又脏兮兮的,但我们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对待。”一直以来我们印象中,盟军都是正义的化身,绝对品行端正,但罗威却指出,这完全是一种假象。事实是,苏联红军 1945 年攻陷德国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红军所到之处均被洗劫一空,他们还大肆强奸德国妇女,这种暴行简直惨无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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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相比于那些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来说,罗威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至今依然在世的战争幸存者们,并记录下他们的战争经历,为世人还原历史的真相。基塔·瑟伦利(Gitta Sereny)在创作《德国创伤》(The German Trauma)期间就采访过许多战争亲历者,除此之外,可能也就只有罗威抓住了这样难得的机会,为揭露历史的真相而坚定不移地努力着。

当过记者的人都知道,采访的艺术关键在于两个原则:问对问题,问对人。带着这样的新闻常识,罗威集结了一群最有发言权的人,并对他们提出了一些最尖锐、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他们所提供的证言,结合作者自己的分析,一起组成了一部极具可读性的作品,为更多人揭示了历史的惊人事实。

采访者们所讲述的故事都不是事先彩排好的,事实也经不起过分的吹嘘。伦纳德·克雷奥(Leonard Creo)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退伍老兵,曾被授予荣誉勋章,他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前线部队还是后勤办事员,所有盟军士兵都被指定为英雄。而到老了再回想起来,他却觉得,这辈子就参加过一次战争——就是二战,而在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战争里,他既算不上是英雄,也不是受害者。对于他来说,战争经历让他得以享受《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所带来的权益,不过如此罢了。

汤浅谦(Ken Yuasa)的回忆更让人记忆深刻。他曾是一名外科医生,1942 年 1 月随日军参加侵华战争。在采访过程中,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在战争中,他们一群臭名昭著的医生,在无辜的中国农民身上进行活体解剖手术,在俘虏身上进行各种细菌试验,无数鲜活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死在了他们的手术台上。直到汤浅谦读到了他的一个受害者的母亲的话,才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而那些受到战争鼓舞的人所提供的证言则有点毛骨悚然。1945 年二战战末,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伤亡情况更是难以估量。但在目击者 Ogura Toyofumi 看来,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强光和余波却是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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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质疑着我们内心关于二战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一次著名的战后采访中,“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含泪回忆起那时的场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目击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体验到的不仅仅只有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对原子弹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但在罗威的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极具颠覆性的另一种诠释。

的确,奥本海默在试爆成功之后,内心不禁感到惊慌失措,还引用了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中的诗句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但是罗威认为,他说这话,并不是出于对制造出这样具有杀伤力的恐怖武器的担忧,而是表达出一种自负,“就像好莱坞西部电影《正午》中的加里·库珀(Gary 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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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文学和电影创作都在表达这样一个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就是欧洲各国的冲突。但罗威在书中,却为我们展示了这场战役的规模之大,世界上各个不同的种族和国家都参与其中,绝非仅限于欧洲。出生于牙买加的萨姆·金(Sam King)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皇家空军退伍军人,他以亲身经历对二战的全球视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让罗威对二战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他意识到:这场大战不仅可以被种族极端分子用作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手段,也同样可以反过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多样性。

据说,人类行为中最令人钦佩却又最让人担忧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调节并适应最极端艰难的环境。就像那些影片所传达的信息,让我们感受到,大多数人都有能力“保持冷静并坚持下去”。然而罗威书中所记录的这些战争亲历者们的证言却表明,能够适应战争的极端和恐怖的人,只存在于虚构的传奇故事当中。在那样的故事里,战斗人员和平民眼中的交战双方,立场是善恶分明的,甚至认为战争的意义是为了拯救后人、摆脱痛苦的深渊。保持这样的信念曾经是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但现在却成为了一种阻碍,使得我们无法正确理解这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世界大战的真相,无法了解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直到今天。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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