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诞生了四代人。从人口统计学上来看，当今的“Z世代”（Generation Z）已经算是二战那一代人的曾曾孙了。自德国战败、日本投降以来，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了无数可怕的斗争冲突，数千万人因此而丧命。事实上，从 1945 年到未来的几十年间战死的人口数量，必然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虽然我们即将迈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 10 年，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日渐模糊，但每当我们提到“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明白，我们指的是发生在 1939 至 1945 年间那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一点从未改变。
今天留下的二战遗产包括了许多国家的边界，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普遍认同，那些 70 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跨国机构，以及那些得益于战争胜利的政治力量。然而，基思·罗威（Keith Lowe）却有力地论证说：战争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简单理解，值得进一步检验。
二战相关的题材在电视、出版物和电影制作方面的热度依然不减，最近就有两部二战题材的影片上映，分别是《丘吉尔》（Churchill）和《敦刻尔克》（Dunkirk）。而正是那些层出不穷的传奇故事，经久不息的战时宣传，以及我们自身正淡忘历史真相，使得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已经扭曲，特别是对于那些参战的士兵们和战时的平民们，他们的人生因为战争而彻底改变。作为亲身经历者，那场战争对于他们的意义可能与我们所以为的完全不同。
在《恐惧与自由》（The Fear and the Freedom）这本书中，基思·罗威对最关键的一点误解提出了质疑：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在二战中，同盟国是“正义”的一方，他们响应战争是为了与协约国的邪恶势力抗争，它们的反击战是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战斗。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有很多人都并不这么认为。伊维特·莱维（Yvette Lévy）是一名犹太人，战时曾被当做犯人关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纳粹劳工营里。在她看来，那些所谓的“解放者”和纳粹分子没什么两样。她说：“那些英国士兵的所作所为和俄国人一样不怀好意，他们同意给我们食物，前提是要我们出卖自己的身体。那时候，我们都患有痢疾，虚弱不堪，浑身又脏兮兮的，但我们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对待。”一直以来我们印象中，盟军都是正义的化身，绝对品行端正，但罗威却指出，这完全是一种假象。事实是，苏联红军 1945 年攻陷德国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红军所到之处均被洗劫一空，他们还大肆强奸德国妇女，这种暴行简直惨无人道。
作为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相比于那些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来说，罗威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至今依然在世的战争幸存者们，并记录下他们的战争经历，为世人还原历史的真相。基塔·瑟伦利（Gitta Sereny）在创作《德国创伤》（The German Trauma）期间就采访过许多战争亲历者，除此之外，可能也就只有罗威抓住了这样难得的机会，为揭露历史的真相而坚定不移地努力着。
当过记者的人都知道，采访的艺术关键在于两个原则：问对问题，问对人。带着这样的新闻常识，罗威集结了一群最有发言权的人，并对他们提出了一些最尖锐、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他们所提供的证言，结合作者自己的分析，一起组成了一部极具可读性的作品，为更多人揭示了历史的惊人事实。
采访者们所讲述的故事都不是事先彩排好的，事实也经不起过分的吹嘘。伦纳德·克雷奥（Leonard Creo）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退伍老兵，曾被授予荣誉勋章，他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前线部队还是后勤办事员，所有盟军士兵都被指定为英雄。而到老了再回想起来，他却觉得，这辈子就参加过一次战争——就是二战，而在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战争里，他既算不上是英雄，也不是受害者。对于他来说，战争经历让他得以享受《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所带来的权益，不过如此罢了。
汤浅谦（Ken Yuasa）的回忆更让人记忆深刻。他曾是一名外科医生，1942 年 1 月随日军参加侵华战争。在采访过程中，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在战争中，他们一群臭名昭著的医生，在无辜的中国农民身上进行活体解剖手术，在俘虏身上进行各种细菌试验，无数鲜活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死在了他们的手术台上。直到汤浅谦读到了他的一个受害者的母亲的话，才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而那些受到战争鼓舞的人所提供的证言则有点毛骨悚然。1945 年二战战末，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伤亡情况更是难以估量。但在目击者 Ogura Toyofumi 看来，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强光和余波却是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所有这些，都质疑着我们内心关于二战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一次著名的战后采访中，“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含泪回忆起那时的场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目击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体验到的不仅仅只有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对原子弹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但在罗威的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极具颠覆性的另一种诠释。
的确，奥本海默在试爆成功之后，内心不禁感到惊慌失措，还引用了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中的诗句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但是罗威认为，他说这话，并不是出于对制造出这样具有杀伤力的恐怖武器的担忧，而是表达出一种自负，“就像好莱坞西部电影《正午》中的加里·库珀（Gary Cooper）”。
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文学和电影创作都在表达这样一个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就是欧洲各国的冲突。但罗威在书中，却为我们展示了这场战役的规模之大，世界上各个不同的种族和国家都参与其中，绝非仅限于欧洲。出生于牙买加的萨姆·金（Sam King）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皇家空军退伍军人，他以亲身经历对二战的全球视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让罗威对二战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他意识到：这场大战不仅可以被种族极端分子用作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手段，也同样可以反过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多样性。
据说，人类行为中最令人钦佩却又最让人担忧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调节并适应最极端艰难的环境。就像那些影片所传达的信息，让我们感受到，大多数人都有能力“保持冷静并坚持下去”。然而罗威书中所记录的这些战争亲历者们的证言却表明，能够适应战争的极端和恐怖的人，只存在于虚构的传奇故事当中。在那样的故事里，战斗人员和平民眼中的交战双方，立场是善恶分明的，甚至认为战争的意义是为了拯救后人、摆脱痛苦的深渊。保持这样的信念曾经是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但现在却成为了一种阻碍，使得我们无法正确理解这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世界大战的真相，无法了解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直到今天。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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