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栩然
首发 | 陶然纪（ID：taoranji2022）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01
1925年，相继北漂、上漂、广漂过的青年毛泽东，决定带着老婆孩子回家过年。
毛泽东回老家是一件大事，许多当年跟他一起上山掏麻雀、下河抓螃蟹的小伙伴都来看他。
因为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成功实现逆袭。
他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8个月后，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职位是汪精卫竭力推荐他担任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那年刚刚32岁，官至“正部“，真是青年得志、前途远大。
在上海，毛泽东住在英租界甲秀里，我查了下，现在那个地方的房价一平米大概要十多万。
在外面，毛泽东不仅见过了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大场面，还曾与许多上流人士谈笑风生，听着他们高声谈论建设东方巴黎、文明社会的伟大构想。
然后，他回到了湘西农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农民依然愚昧贫穷，土地满目疮痍。
这和大上海、大广州，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啊！
那感觉，可能跟迅哥儿多年以后回到故乡，见到那个喊他“老爷”的闰土一样震惊吧。
只不过相对于迅哥儿，毛泽东更像是个实干家。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组织农民搞运动，一边广泛调研思考，并深深地看到了中国社会阶层间的巨大割裂。
正是这种割裂，让他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让他坚定了一生要走的道路：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
几个月后，他写下了一篇经典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如此之高，后来成了5卷《毛选》的第一卷第一篇。
因为他开篇就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2
古代的统治阶层高高在上，感受不到百姓疾苦。
那个著名的晋惠帝就曾经说过：老百姓吃不起饭，可以吃肉粥啊。
“何不食肉糜？”是他能想象的最惨生活了。
这也不能怪他，是富贵限制了这些封建帝王们的想象。
结果一千多年后，有个叫蒋介石的人居然也这么想。
1934年，在蒋介石看来，那一年天下太平，只发生了一大一小两件值得一提的事儿。
小事儿是，中央红军在江西瑞金待不下去了，决定突围长征。
这件后来决定了中国命运的著名事件，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眼里并不算什么大事儿，特别是在各地的军阀政府眼里。
比如《民国日报》，就在当年的国庆节发了一篇重要社论：
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
很多史料都表明，在发现红军突围出去后，蒋介石改变了策略，赶着红军往各省跑，这样他的嫡系部队就能借剿匪为名进入这些省份。
谓之“驱虎吞狼”战略。
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看着中央红军武装行军，薛岳的国民党大部队就跟在红军屁股后面，偶尔追上去打一打。
蒋介石的想法是，等把红军撵得差不多了，最好跟地方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再找个好点儿的地方给他们集体送葬。
而各省军阀的想法是：红军你爱去哪去哪，别在我这儿就行。
更极端的想法是：
红军路过我可以不打，但老蒋的部队想来必须打！
总之，当时的红军并没有被掌握重兵实权的国民党政府太放在眼里，以至于在所有国民党军队的往来电报里，对红军的称呼都是非常轻蔑的一个字：匪。
蒋介石看重的是另一件大事儿。
1934年的2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
要在全国搞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中国人举止太不文明了，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厕所太臭、吃饭不好看等等。
而这种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混乱的根源。所以，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才能让中国人民都成为文明的国民，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根据运动的要求，童子军要在公共场所监督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跑到别人家里去看居民是不是一天洗了三次手，不够三次的必须立即洗。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去认真考虑一件事：
新生活运动的重点不是要新，而是要生活。
毛泽东曾经做过调研，当时的中国农村，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地主和富农还是支持的，毕竟仓廪足就要知礼节嘛。
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民众大概心里想的是：
我真是哔了狗了，饭都吃不饱，你让我一天洗三次手！
只可惜，他们的声音传不出来，传出来也没人听。
为什么蒋介石会搞出“新生活运动”这么一个不接地气、匪夷所思的事情出来呢？这与他的夫人宋美龄有关。
1933年夏，蒋夫人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谈论中国问题。美国传教士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建议蒋介石不妨也来个仿效，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
于是，宋美龄和传教士拟出中国“新政”的细节，为此她亲自取名为“新生活运动”。然后，宋美龄给蒋介石吹了“枕边风”，受到影响的蒋介石，很快开始决定在全国铺开这项运动。
只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提议这个“新政”时，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的普遍情况呢？
其实，结合宋美龄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会产生“新政”的想法。
宋美龄出身于民国时期著名的“宋氏家族”，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资本家族。
幼年时，宋美龄随二姐去到了美国，后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之后，宋美龄在思想、举止和谈吐上已全盘西化。
回国后，基于“宋氏家族”的巨大人脉基础，再加上社交能力强，宋美龄很快在上海名流圈中脱颖而出。在嫁给蒋介石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她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
甚至可以说，在“政治联姻”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是蒋介石帮助宋美龄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反而是宋美龄帮助蒋介石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拓展了上层名流圈子。
如果用一些时髦的关键词来概括宋美龄，那就是：
超级白富美、名门望族、顶级海归、社会名流、交际达人、艺术造诣、见多识广......脑袋上的光环，就像是叠BUFF一样多得不要不要的。
对于宋美龄来讲，她因为“缺钱花”而发过愁吗？她因为“没饭吃”而饿过肚子吗？她因为“没路子”而四处求过人吗？
都没有。
从来没经历过，也不可能让她经历。
既然基本的吃、穿、住、用、行等物质层面的需求都完全满足了，那她就会成天琢磨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事，顺便陶冶情操。
当她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时，当然可以感受到彼时的民国在文明素质方面与美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便思索如何改善国民素质。
再加上其思想“西化”，能全盘接受来自美国政策思想，正好与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一拍即合。
她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吗？就算看到了，她能切身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吗？
03
1848年，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出版发行。
在《宣言》里，他十分深刻地揭露了一个现代社会的真相：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是马克思肯定了其进步的一面。而与此同时：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
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封建社会残余、资本主义发展、殖民主义盛行，三者结合下的一个巨大“缝合怪”。
老百姓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要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资本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外国殖民者的欺侮，仅仅只是活着就要用尽全力。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居然关心的是他们吃饭洗不洗手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明确提出了革命的关键问题：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所以，为什么要革命？
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过上好日子。
04
革命是目的，但怎么革是个问题。
毛泽东一开始也并不想搞暴力革命。
他最初的想法是想当老师，教书育人，毕竟他读的是师范院校，他的同学、师长中的很多人也都是一辈子在当老师。
建国后，他曾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
“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
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同时代的鲁迅曾经得出一个结论，学医是改变不了中国的，于是毅然弃医从文。
而毛泽东则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单纯地著书访学是改变不了中国的。
因为军阀可不会只和你搞辩论，之乎者也打败不了火枪大炮。
1920年的时候，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跑去长沙搞过演讲，毛泽东在台下当记录员，罗素的演讲主张通过教育使得上层阶级觉悟，这和很多精英阶层的想法不谋而合，打什么仗、流什么血嘛，读读书、不折腾，这个社会自然就会富强平等了嘛。
作记录的毛泽东居然表示了反对，他认为现在的世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想通过教育的方法，使资本家变好是不可能的事。
同一时期，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以他们共同的老师杨昌济为例，提到了一个观点，认为他们的老师也是学贯古今，心怀天下，但奔波数十年，还是在搞学术，并不能对社会真正带来什么变化。
相反，那些他们看不起的宵小之辈，反而占据高位，管理着国家，奴役着人民。
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他和毛泽东还是天天就搞学术研究，空怀报国之志，而不愿意进入社会，终究可能一事无成。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成什么大事，那就要去实打实的做事，要敢于走进最底层，甚至可与鸡鸭去争食、与猪狗同槽。
毛泽东曾和同学曾经讨论过古代的两个名士“巢父”和“许由”，这两个人集中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清高和自命不凡。
尧帝原本准备要将帝位让给巢父，而巢父却坚决不受，隐居到聊城去放牧一生。
尧帝又准备将帝位山上给许由，他宁愿跑到箕山去种田，之后又准备请他做九州长官，许由干了一件“行为艺术”的事儿，他跑到颖水去洗耳朵，因为这些世俗的话语已经污染了他的耳朵。
这样的人和这样“作”的行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很难理解了，但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眼里，他们确实品格高洁、不恋权力的典范。
而毛泽东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类人固然高洁，但若是以慈悲之心的就不能这样做。
因为世间无数的底层人民，都是同胞，如果那些有本事、有学问的人，都只顾明哲保身，不愿意去为这些人奉献付出，那剩下的底层人也就只能继续沉沦下去了。
《宋史》里曾经记载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有个叫张咏的人，武功高强，剑术了得，可以“十步杀一人”。
后来这个人游侠四方，来到蜀中的时候，发现所谓的“天府之国”因为官员贪污腐化，居然搞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为了吃饭不得不卖儿卖女。
张咏非常感叹，他看着自己手里的剑自问道：这把剑又能做什么呢？
张咏想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弃武从文，考中了进士，官做到了枢密院直学士，后来任职蜀中，十年时间，蜀中路不拾遗。
这个故事当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曾经感动的热泪盈眶。
原来剑既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
原来有时候，同流是为了不合污。
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对毛泽东的故事和个人经历感兴趣，就在于他始终保有强烈的，改造社会的志向和行动。
作为出生于清朝，青年时期生活在民国的人，毛泽东比现在的我们更能感受到社会的陈旧、黑暗与不公。
更有理由像当时的那些“成功人士”一样，几房姨太太，豪宅大屋，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谈笑有权贵，往来无白丁。
但他自始至终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心。
他想要的，绝不是自己一人之享乐，绝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千万万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出头。
就像马克思同志，原本是大学毕业，有着很好的工作，却为了解放全人类事业，几乎放弃了一切，个人、家庭、事业、财富，乃至健康和生命。
理性和经验完全不能解释马克思的命运，不能解释马克思仿佛是自讨苦吃的选择，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是他在17岁时一篇作文里所说的的话，
他说：
“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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