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或“西太后”。她在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前仓惶逃往西安，这一路上她的罪行，虽是其四十八年统治期间的一个片段，但却是她一生罪恶史中极为黑暗的一页。
1899年，中国爆发了以反帝为主要目标的义和团运动，一时间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1900年，日、俄、美、英、法、德、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那拉氏慈禧，在义和团运动的压力下，以及主战大臣的敦促下，特别是当她得悉“英人将以兵协归政”，准备再次抬出被她囚禁于瀛台的光绪取代自己的消息后，便于6月21日“不得已”发出宣战诏书。但这份宣战诏书只是对内部发布的，并没有点明向哪个国家宣战，也没有送达给任何一个侵略国政府，完全就是为了应对义和团反帝运动的一场骗局。
8月14日，帝国主义侵略军攻破北京外城。翌日，天未明，那拉氏便挟持光绪皇帝载恬狼狈出走，于10月1日抵达西安。
那拉氏逃到西安，给陕西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署陕西巡抚端方在得悉那拉氏即将逃来西安时，特地成立“支应局”，专办接待事宜。“支应局”从9月17日开张，至那拉氏到西安，仅十四天时间，“支应”各种修缮费及制备御用器物，即用“库平银二十九万余两”。那拉氏一到西安，立即大修行宫，住抚署，一切皆仿京仪，墙壁涂以红色，“门柱改朱漆，牌坊画以云龙”，“召名匠凿地砖为花鸟，费不赀”。仅所谓“名正言顺”的“皇差”一项，就弄得陕西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光绪在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现在驻跸长安，徭役较繁，民力未免拮据”。这时，正值陕西旱、雹交加，“赤地千里”,“秦中道殖相望”;“斗米值钱二千，市屠杂死人肉糜之”，甚至“人相食”。而豪华成癖，腐化成性的那拉氏，仍然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夏天，她喜饮冰镇梅汤，地方官就驱使役夫用大车去百里之外的太白山深洞中拉冰。冬日，她爱饮牛乳，特养六头奶牛。
因皇太后食其乳，这些畜性也就身价百倍，“开春因天太干燥，(牛)不食”,“发交西安府喂养”，“另辟牧牛苑”，任正五品官堂之，“每月需银六百余两”。而出京时拉车的牛，则更被誉为“恩牛”由专人护卫，披红挂彩，放之大街，撞倒妇孺，踩烂货摊。有敢阻拦者，则遭严惩。那拉氏虽亡命在外，仍“依照北京皇宫御膳房规格分设荤局、素局、菜局、饭局、茶局、酪局、粥局、点心局。每一局由一专职太监掌管，厨师十余人不等。每日的餐食必须在头一天晚上“先由太监呈上菜单一百余种”，由她过目审定，每日开支白银达二百余两。然而那拉氏对此仍不满足，还一再宣称：“向来在京，一费何止数倍”。
据不完全统计，自她来西安八个月中，即从府库支用白银二百万两，致使陕西省“库藏空匮，竟成无米之炊”。这时，陕西广大人民群众却饥寒交迫，“流离转徙”，挣扎在死亡线上。据目击者所述，那时在西安梆子街附近有座破庙，挤满了饥民，每天有不少人死于饥寒，时值天寒地冻，常有小孩扑在死去的亲人身上痛哭，以至死于尸上，冻结一起，惨不忍睹。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那拉氏数十年搜刮所得，尽入联军之手。她抵达西安后，又疯狂地劫掠民财。据记载，在其离陕返京时，“行李车预备三千辆，金银绸缎，古董玩器，尚不胜载”。全是她在西安攫取所得。
那拉氏在西安的投降卖国罪行，集中表现在《辛丑条约》的签订上。1900年12月，英、俄、美、德、日、法、意、奥、荷、比、西等十一个国家的所谓“公使团”，经过一番勾心斗角，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接受了“两宫仍旧临朝”的主张，收回了“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意见，12月23日， 公使团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所谓《议和大纲》。起初草稿是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严办“祸首”；拆除大沽口及直隶各处炮台；禁止军火入口；使馆由各国设兵“保护”；赔偿帝国主义的损失。在此后议定的过程中，又逐条加码，将赔款数增至四亿五千万两，更加上了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逃行镇压一款，计十二条，并提出“以上诸约，中国非尽从”，“各国兵不复退”，进行威逼。
而此时亡命西安的那拉氏所担扰的并不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她所最在意的只是震怒的外国主子，是否会“以首祸当议己”，故而“常悁栗不自安”，当其“见约无之”，如得赦书，“喜过望”，于是急忙电谕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奕励：“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立即照允”。其心腹荣禄也曾授计李鸿章、奕匡，要他们“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
那拉氏深知外国强盗真正痛恨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义和团。为了讨好主子，首先就得拿义和团开刀，她决心以中国人民的鲜血作为向洋人献媚邀宠的晋见礼。这从她逃亡西安的途中，”以及到达西安以后，“不啻三令五申”下达镇压义和团的“剿匪”上谕中，可以得到证明。如颠倒黑白，为其主子开脱挑起战祸的罪责，把罪名强加于义和团，说什么“此次祸端，肇自拳匪”，“拳匪倡乱， 开衅友邦”，“为释友邦之憾”， “非痛加剿除不可”，并请求外国强盗予以“助剿”。当侵略军继续向内地入侵时，她不仅令清军不作任何抵抗，反而示意在“撤退”前，于“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活跃在陕西省的义和团被残酷镇压，就是在她的直接指使下干出来的。
据陕西《续省志稿》记载，仅西安府的民团，一次就被她的护理巡抚端方处死四十余人。为了配合帝国主义将义和团运动打下去，又调派她唯一的劲旅——袁世凯所统帅的山东武卫右军，对在京津一带与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义和团实行“弹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就这样在那拉氏为首的卖国投降集团与帝国主义的合力绞杀下，终于被浸没在血泊之中。
那拉氏在本国人民面前横行霸道，可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却恭谨唯命，对侵略的所有要求，“皆尽从”。 帝国主义分子被杀了，要求“立碑京城”，遣使“谢罪”，她就急忙应允，“均如所请行”。侵略者索求“偿兵费四百五十兆”，她又赶紧点首称是：“中国自应认赔”，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那拉氏这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无比义愤。1900年12月，在西安爆发了反对以慈禧为首的反动卖国集团的回民起义。她一面急令聚集在西安一带的各省勤王兵马大肆镇压，一面连连催促李鸿章、奕助恳请帝国主义速订和约。但帝国主义侵略者却乘机要挟，扬言：“必俟祸首十三人全数交出”，“惩办满汉纵庇拳匪大小官员数条全行办到方能议和”。联军头目瓦德西还气势汹汹地逼令李鸿章，要那拉氏速惩“首祸诸臣”，否则“自当引兵取之”。经李鸿章苦苦哀告，才得“三日”之限。于是急忙电奏那拉氏：“联军将渡河，不速诛首谋，西安必不保”。那拉氏为免于“祸且及吾母子”，全“自己之身家性命”，亦不惜以王公重臣、心腹亲信之鲜血来换取。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2—3月)，下令重惩各主战大臣以后，又两次催令奕劻等“一并开单呈览前来”，只要是单上有名者，一律问罪，轻者革职，重者处死，已死者还要开棺戮尸。她在上谕中一再声言：“此次中外开衅” ，“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更有甚者，还给这些被她所杀的替罪羊们加上了“误国”的罪名，不仅杀之有理，而且是“实在死有余辜”。为了早签“和约”，她进一步卖身投靠，以“足适诸国之意”，那拉氏竟丧心病狂地提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一遗臭万年的卖国方针。
义和团被镇压，主战大臣被屠戮，“和议成”，那拉氏终于得到了外国主子的宽赦，她感激涕零，庆幸不已，情不自禁地向光绪帝载恬说道：“洋人欲索此次祸难之惟一为首者，意盖指我，今幸未提及，不能不感祖宗之默佑也”。当她接受了十二条《议和大纲》后，还进一步在“谕内阎”的上谕中写道：“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可知，这时的那拉氏为了报答帝国主义之“恩德”，不仅自己死心塌地甘当走狗，而且还要强迫中国人民匍匐在侵略者的脚下，充当奴才。为此，她曾几次责成各省“文武大吏”，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即使他们“包藏祸心，逆行已露”，也不得过问，以免“致于重咎”。如再有“私立仇教各会，持械格斗”，“即按照惩办土匪章程一律问死，决不宽贷”。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逃亡西安的卖国清政府与英、俄、美等十一国公使，根据帝国主义早已拟定好了的《议和大纲》，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度发生龃龉的中外反动派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那拉氏为头子的地主阶级清王朝，完全成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国越发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也益加深重。
“辛丑和成，中外交章请回銮”。1901年10月6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那拉氏一伙自西安起行，“仪卫甚盛， 发卒数万人”，“令百姓分跪道左”，“州县都守以上均在灞桥恭送”。她和载恬“先后乘黄轿车出宫”，“街尾重车无数”。为送那拉氏一伙回京，自西安起，沿途路面皆以黄沙铺平，每八百码需墨西哥银洋五十元。每约三十里设一富丽豪华的休息处，沿途“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作者数万人，费亦各数十巨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一驿之费，几五万金”’。王公大臣每到一处，皆有公馆，每位设有一桌“满汉全席”。粗略统计，仅“辛丑回銮皇差”一项，即用银达“一百九十余万”，“行在所费”即达“一千数百万之巨”。那拉氏的“回銮”给人民带来的又是一场浩动，致使陕西、河南两省民不聊生。
1901年12月3日，亡命于西安一年的那拉氏，终于回到北京，继续她作威作福的昏庸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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